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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与感念——追忆夏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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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5 07:15: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追思与感念
——追忆夏衍同志

来源:上虞日报 作者:顾志坤

一个暮春的季节,因为刚下过一场雨,北京早晨的空气有点甜。九时许,我们按时来到夏衍老的家,这是一幢已略显陈旧的四合院,地是灰色的,瓦是灰色的,墙是灰色的,惟有廊柱是朱色的,但这仍不能掩盖这幢房子久远的年轮和岁月的沧桑。


这是1986年五月的一天,为了纪念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夏丏尊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专程来到了北京,访问这个纪念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夏丏尊先生的老朋友夏衍老。


一个面目清瘦的老人,坐在书房窗前雨后初霁的晨光下,他的膝盖上伏着一只活泼可爱的波斯猫,不时地用小爪子梳理着黄褐色的毛。夏衍老的耳朵有点背,林秘书就将嘴巴凑上去,大声地说了几句介绍我们的话,他点点头,露出了慈祥的笑容,用浓重的杭州官话说:“我与你们上虞是有缘份的,因为我所认识的前辈与朋友中,有不少就是上虞人,如经亨颐、胡愈之、夏丏尊、吴觉农、徐懋庸等等。”夏衍老回忆说,他在就读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时,就已与经亨颐、夏丏尊认识了,只不过当时他们一个是“一师”的校长,一个是教员,而他还是个学生。


1920年,夏衍从“甲工”毕业,以后便去了日本留学,从此便各奔东西,没想在1927年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三天,竟在福州路一家浙江人开的振华旅馆的走廊上碰到了经亨颐先生。作为一名与廖仲恺齐名的国民党元老,夏衍有一次在日本遇到孙中山时,就曾专门谈到在“五四”时期认识经亨颐先生,孙先生当即就要求他加入国民党,并指名站在旁边的李烈钧作他的入党介绍人,李笑着表示同意,又说:“你认识经子渊先生,让他作介绍人也可以。”就这样,夏衍在孙先生面前加入了国民党。


没想到三年后,竟在这个地方遇见了自己所敬慕的前辈,他回忆说:“我高兴极了,他还认识我,看见我穿的是一套日本大学生的制服,就问我:‘刚从日本回来?’我请他到我的房间,简单地告诉他我在日本的情况……”当夏衍提出这次从日本回来后,打算到武汉去时,经先生点了点头,用浓重的上虞乡音对他说:“千万不能回杭州,那里杀人不比上海少……宣中华也牺牲了。”


但经先生也不赞同他去武汉,叫他还是在上海等一等再说,因为武汉的形势也很乱,整个时局谁也摸不透,叫他不要去冒险。就这样,夏衍在茫然若失中,望着经先生的背影远去,从此就在上海开始了漫长而苦闷的像浮萍一样的生活。


大概就在这一年的秋冬之际,长期在朋友家里当“食客”的夏衍遇见了茶叶专家吴觉农先生,吴也是上虞人,而且是他在日本读书时就已认识的。在夏衍先生的有关文章,曾这样记述他与吴觉农先生的交往:“谈话中他问我为什么不译点书,可以有点收入,我欣然同意。他介绍我去见了开明书店的夏丏尊、章锡琛(雪村)。


章锡琛是第一次见面,而丏尊先生则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认识了。他还记得我曾在《浙江新潮》上用过的沈宰白这个名字。吴觉农和他们谈了我的情况之后,丏尊先生就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来,要我先译几章试试,这本书就是本间久雄的《欧洲文艺思潮论》,这就是我靠翻译糊口的开始。我译了几章,丏尊先生看了表示满意,要我继续译下去。这本书大概有二三十万字,我每天译二千字,三、四个月才译完。


由于当时章锡琛、吴觉农都是妇女运动的积极份子,开明书店还出过一本叫《新女性》的杂志,所以,接着就要我翻译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经典著作,篇幅很大,最少也得花半年以上的时间,这样,译书就成了我的公开职业……”


1936年秋,已是中宣部直属的文化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的夏衍因为鲁迅先生对“左联”不满的事,去征求过夏丏尊先生的意见,夏先生对他说,鲁迅先生近来心情不好,和他谈话要特别当心。以后为了上海文艺界中团结的事,夏衍又与夏丏尊先生有过多次的接触,但为开明书店译的书自然是很少了,而开明对他的帮助,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1937年11月21日,上海沦陷,为了安全起见,这年的十二月间,地下党便安排夏衍离开上海去香港暂避,临行前,夏衍匆匆去开明书店结算了译书的版税,约有一百二十几元,本以为这点钱可暂作安家之用,没想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割破衣袋,偷去了六十元。上海当时的大米是每担七元钱,因此这六十元钱对夏衍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回到家里,心情懊恼的夏衍只好写信给夏丏尊先生,请他在自己离沪之后,对留在上海的家属和两个小孩给予酌情照顾,而他则在次日一早,悄悄拎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吩咐了妻子要注意的几件事,又轻轻地吻了吻尚在熟睡中的一双儿女,迎着刺骨的寒风,登上了停泊在公和祥码头上的“伯爵号”邮船,这一去就是整整八年。


直至抗战胜利,他才重又回到上海。没想,就当他在回沪后的第三天,急匆匆地去拜访阔别已久的夏丏尊先生时,夏先生已经病卧在床了。


对于这一天的情景,夏衍老回忆道:“他表示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在大后方写的那几个剧本。这件事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一九四六年我去新加坡和香港之后,我在上海的家用,就靠这几本书的版税。”而据夏衍了解,夏先生所鼎力帮助过的文化界朋友远不止他一个人,他说:“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不止一位朋友告诉我,抗战时期,先生一家的生活非常艰苦,有时,他只能靠‘吃扁担饭’(即每天只吃两餐),但是,他还是关怀着留在孤岛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介绍他们到南屏女中去教书,或者邀请他们翻译一些当时可以出版的书,来获得一点稿费……”


早晨的阳光在四合院内悄悄移动着,我们的交谈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林秘书又一次走进来,歉意地笑笑说,因为中国文联调整班子的事,夏衍老等会还要会见几个人。我们便知趣地站起来,没想夏衍老这时谈兴正浓,摆了摆手,叫我们重又坐下来,说:“你们上虞我还认识两个人,一个是胡愈之,一个是徐懋庸。胡愈之我1929年就认识他,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合作过,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和杨贤江、沈雁冰是同事和好友,他精明干练,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国际问题专家。”因为都是上海“文救”会的理事,夏衍当时常与胡愈之等在一起开会议事。抗战胜利后,离开上海八年之久的夏衍重回上海恢复了《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谁知出了几期之后,就被国民党查封。无奈之下,只好去新加坡投奔胡愈之,因为他正在那里主持一份《南侨日报》,没想在那里干了半年,又被当地政府“礼送出境”。直至解放以后,两人才重又见面。


关于徐懋庸,夏衍老回忆说:“以前我和他不认识,直到1934年,在夏丏尊家里第一次见到他,一听口音就知道是余姚、上虞一带的人,尽管初次见面,但谈得很熟脱。据他说,1929年我在劳动大学教书时,他还是这所大学的中学部学生。那时我到劳动大学去教书,是吴觉农介绍的。”但是在围绕当时“左联”是否解散的事,上海文艺界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夏衍老回忆说:“一次遇到徐懋庸,他很高兴地告诉我,经过他的奔走,鲁迅已同意解散‘左联’了,他讲话有点责备我们的意思,说这件事为什么不直接和鲁迅谈?托人传话,反而会把事情弄僵。他说,他自告奋勇地和鲁迅谈了两三次,鲁迅还是同意了,只提了一条意见,就是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我夸了他几句,并要他今后多和鲁迅联系(当时徐懋庸是‘左联’行政书记,和鲁迅的关系一直很好)。”然而,这场文坛的论战和纠纷,因为激怒了鲁迅,最后在上海的文艺界引起了尖锐的对立和分歧,自然也影响到“左联”同仁和朋友间的关系,但对徐懋庸的为人,夏衍却是十分肯定的,他说:“自从认识他以后,我和他就成了很谈得来的朋友,他很用功,读的线装书比我多,下笔也很快,在申报《自由谈》上写过不少好文章,但是,他和冯雪峰一样,有一种浙东人特有的倔脾气,少年气盛,也有一点傲气。但我对于他的不讲假话,还是有好感的……”


时光过得真快,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林秘书又一次走进来,还未待他开口,我们就主动站起来,这次真的要走了。夏衍老笑笑,把膝盖上的那只波斯猫赶下,准备拄着拐杖站起来送客,但是他那条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的腿怎么也站不起来,他只好歉意地笑笑说:“老了,不中用了。”我们再次向夏衍老告辞,就在即将迈出这幢普通的四合院大门的时候,我又一次回头望去,只见夏衍老仍在望着我们,那只瘦瘦的手在不停地朝我们挥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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