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一麟：一位被历史湮没的乡贤

开心阁主人

郑一麟：一位被历史湮没的乡贤

作者：夏军波 章抱苦  来源：上虞日报

      编者按：

　　明代上虞著名乡贤郑一麟是一位彪炳史册、百世流芳的人物，他一生立德、立功、立言，被百姓视为“慈父”，并专门建“生祠”供养，令同是上虞人的我们不禁为之骄傲和感动，同时也引来一丝悲怆，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他已然渐行渐远，以至于资料散佚殆尽、事迹模糊不清，就连历代《上虞县志》都未曾为他立传，如今的我们已经无法再看到一个完整的郑一麟。为此，本报刊登由夏军波、章抱苦撰写的《郑一麟：一位被历史湮没的乡贤》，从郑一麟字号、生卒、家世、籍贯、生平、宦绩、生祠、诗作等方面，对有关郑一麟的史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考辨，但求有益于展现先生的“冰山一角”。

　　字号与生卒

　　关于郑一麟的字号，典籍多无完整介绍。考光绪《上虞诗选》称郑一麟“号趾庵”；天一阁藏《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以下简称《登科录》）称郑一麟“字世祯”；《上虞县志校续·卷五十》有徐渭所作《送郑肖龙北试》诗，题下注有“肖龙名一麟”五字，另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收录的《趾庵文集》也有字“肖龙”一说。可见，郑一麟应“字世祯，一字肖龙”，而号为“趾庵”。

　　由于《郑氏宗谱》散佚，郑一麟的生卒年月仅在天一阁整理的《大明进士登科录表》中有所提及，分别是：1548年生、1607年卒。笔者以为，其生年可信，但卒年并不可靠。因为生年出处为《登科录》，书中明确记载：郑一麟中进士时年方三十（古时应指虚岁），十二月初六日生。查万历五年实为公元1577年，由此倒推，可知郑一麟应生于嘉靖二十七年，即公元1548年，与表中数据吻合。

　　但是，查《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中的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 刻本《趾庵归养草》（以下简称《归养草》），郑一麟自己在《归养草引》所说：“余于辛丑夏得请归养……诎指十三年……”而落款为“万历癸丑”。“辛丑—癸丑”按古代干支纪年法正好是十二年（虚年十三）。由此可以确认，本书由郑一麟亲自辑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无疑。所以，表中“1607年”的说法显然有误，郑一麟应当卒于1613年之后。

　　家世与籍贯

　　郑一麟为名宦郑舜臣的长子，据《登科录》记载，其另有弟六人，分别为一凤、一骥、一鹍、一蛟、一鹗、一鳌。关于其家世，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以及明《国朝献徵录·广西柳州府知府郑舜臣自叙》（以下简称《郑舜臣自叙》）等记载比较详实。祖父郑遂，字惟用，号桂庄。嘉靖十三年（1534年），任遂溪县尉，遇海潮冲决堤岸，淹没田畴，郑遂请于邑令，身任其事，冒触风涛，督楗木石，筑塘使潮不能为害。复辟通衢，浚水道，资灌溉。民怀其德，祀名宦。父郑舜臣，为郑遂独子，字希仁，号龙坡。警悟隽拔，登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初授歙令，以考最，迁南京工部主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因忤权贵，左迁邓州同知署州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转判汀州。隆庆元年（1567年），迁通州守。隆庆三年（1569年），贰守袁州，旋擢柳州知府。并著懋绩，所在皆尸祝之。祀邓州、通州等地名宦。郑遂、郑舜臣亦同时入祀上虞“乡贤祠”。

　　郑遂后来迁居山阴，虽然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并没有明注为山阴籍。但是郑舜臣、郑一麟的《登科录》俱作“山阴籍上虞县人”，在其它的各类史料中，“山阴人”“上虞人”的说法往往交织出现，之后的《上虞县志》《山阴县志》记载则趋于一致，“山阴籍上虞人”成为共识。但是郑一麟先世究竟出自上虞何地，方志从未提及，也无人进行过查考。根据《郑舜臣自叙》：“余本姬姓，周宣王封其弟于郑，因以为氏。历传至宋忠孝状元獬，为十三世祖，子工部侍郎谷同叔四明参军寓居鄞城。孙户员外郎武，始徙上虞县上虞乡。武次子若雷，监察御史，复徙孝义乡居焉，即今之桂林也”。同时，郑一麟在《趾庵文集·重修家庙记》关于先世则说的更为详实。“余祖里为孝义乡，实邑之第八都四里也。自来里无郑姓，至宋政和年间，讳若雷者，由乡贡进士授监察御史，始徙居孝义乡，因家遂籍焉。生二子，寔之、宝之，并为宦。厥后，子孙至元，俱隐不仕，历三百余年。余大父桂庄公起家县尉，旷达有大志，念里中父老大都以来耜为业，是子若孙、衣冠文物，卒未有以舄赫相望者，乃毅然携家迁于郡城”。《归养草》同时录有《寓蔡林小楼》《归桂林展墓》等诗作。据此，则郑氏先世迁徒脉络清晰明了，郑氏先由鄞城迁居上虞县上虞乡（今百官街道），宋政和年间，郑若雷复从上虞乡迁居孝义乡桂林，即今上虞崧厦镇蔡林村，传到郑一麟祖父郑遂，为了改变家族命运，毅然由蔡林举家迁往绍兴府城。

　　蔡林，古称桂林，在崧厦镇西，宋属上虞县孝义乡孜浦里，后属八都。历史悠久，人文渊薮。宋代夏梦龙、清代朱鼎祚入祀上虞“乡贤祠”，连同郑遂、郑舜臣父子，一村之中，有4人入祀，这在上虞的村落中可谓首屈一指。郑氏为蔡林著姓，民间与夏、朱、高并称四大姓，至今人丁兴盛。郑一麟与父、祖三代，父子并祀乡贤，同登进士，三世济美，这在上虞历史上也极为罕见，在崧厦更是绝无仅有。可惜，由于郑氏后世谱牒的失纂，民国连光枢修《松夏志》时亦文献无征，致使如此重要的名贤失载，几乎湮灭，殊为遗憾。

　　生平、宦绩考录

　　郑一麟，历代《上虞县志》并未为其立传，只在其父舜臣传后，附带“长子一麟登万历丁丑进士，初任兵部主事，万历十二年（1584）任肇庆知府，历官按察使，以母老乞归。”

　　据《肇庆府志》记载：“甲申（万历十二年）由兵部郎中知肇庆府事。前守王泮，清慎简廉，难乎其继。一麟为政，淳大有体，不屏苛察，人以是并贤之。肇庆值大水，一麟朝夕露次步祷，拯溺赈饥，不遗余力。又分遣乡落，抚恤所存，活以万计。水退，补筑诸决堤，亲视版牐。修桥建闸，备水利民，一如前守。创塔于新江口，为郡城利。凡士民所急，知无不为。秩满进去，士民遮留不及，若失慈父焉”。

　　另据《袁州府志》的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年），任袁州知府，下车见学宫湫隘，迫近民居，捐俸买市肆二十余间，改阔轩敞，士人德之。月余，升福建副使”。

　　又据《明神宗实录》，郑一麟又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一月，官为河南副使。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八月，官为山西布政司参政。

　　据各地史志来看，郑一麟公正廉洁，体恤下情，不失为造福一方的循吏名宦。同时，郑一麟还是一位可敬的孝子。据《登科录》：郑一麟“母胡氏，生母辛氏”。辛氏早亡，郑一麟奉养嫡母胡氏，极尽孝养。他在为国尽忠后毅然放弃仕途，“以母老乞归”，在《归养草》中他还留下了“……余得请归养，亦既隐矣，舞班衣以娱老亲，聊足自快然，不敢当亲朋之贺，赋诗以谢（二首）”等诗作，其殷殷反哺之情，一览无遗。

　　再者，父郑舜臣曾在蔡林祖茔侧建造家庙一所，岁久祠圮，心中颇多遗憾，郑一麟一秉先父志愿，常以家庙失修为念，并以一肩之力挑起重担。“……其地改卜于高祖之墓之左，为祠堂三楹，为世恩堂三楹，为大门三楹，周垣以墙，匾曰‘郑氏家庙’……工竣，以御史公为不迁之祖，并合历世高曾及各枝房世祖亦得与庙附祭，以统于一。此先大夫尊祖敬宗之厚念，余一一恪遵，不敢有所更易其间……是役也（指重修郑氏家庙），创始于庚戌年之八月，落成于辛丑年之二月。一切工费，悉余独立以任，不烦诸昆弟，亦不烦合族子姓。”郑一麟按照父亲当年的志愿，在归养期间独力建祠，以“承先志、彰祖德、崇报本”，实属不易。其孝心孝行，令人感动。

　　郑大夫生祠考辨

　　清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在郑遂、郑舜臣传后，另有附注：“案余孟麟学士集有《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选司郎中郑公生祠记》，云上虞郑大夫任南兵部，其他涖官概不具论，论其钜者有二。帖黄官旗宗图自国初迄今，岁久残蠧，每遇袭替，则奸胥骩典而鬻权。大夫厘然检覆，以正其图状，抱牍者无敢诡售，人人便之。异时转运，以漂泊而待罪者不啻百余家，抑无从申，大夫廉得其状，思有以释之，乃条具无辜，上大司马报闻。斯二者，所谓不世之业也。据此，则郑大夫卓有可传，然记中不著大夫名字，而郑舜臣传云迁南京工部主事，一麟亦只云任兵部主事，不言为武选司郎中，不敢凭臆羼入，故附于此。”从而成为了上虞历史上一件悬而未决的疑案。

　　查明《郑舜臣自叙》，郑舜臣自己并没有提及，查其履历也不见记载，倒是在自叙中言道：“戊寅（万历六年），恭遇今上大婚，覃恩长子一麟以南兵部职方司主事照例题请，奉旨准以原官致仕。”而根据明潘季驯《潘司空奏议·完销积欠疏》记载，有“为恳乞题请拯救众命查算漕粮以便完销积欠事，武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该本司署郎中事主事郑一麟将各册逐名查审磨算”之语。据此，则知郑一麟由南兵部主事署武选司郎中。又据《趾庵文集》，有宛陵冯汝系作序，云：“余读书白门，其白门之长干里，有雨花台，台之下有郑趾庵先生祠。”“白门”是南京的别称。综上所述，则生祠记中所提的上虞郑大夫，即郑一麟无疑。

　　诗作版本殊异

　　郑一麟的诗作在《归养草》六卷中有数百首。该书由“予养山西观察使郑一麟著、会弟诸葛元声校正、胞弟郑一鳌汇选”，收录了古体诗、近体诗（格律诗）及箴、颂、赋等多种形式的作品，内容上以咏物、写景、酬赠为主，大多信手拈来，庞杂凌乱之间给人以闲适平和之感。

　　在光绪《上虞诗选》中，也有一首署名郑一麟的诗歌，题名为《吊诸孝娥歌（有序）》，系从“诸大理先世祖姑”引出话题，分四首五言诗歌颂孝女诸娥舍身救父兄的感人事迹。此诗在《归养草·卷二》中有原作，为“附五言绝句三十二首”中的第一首，不著题名，仅以长序替代。经比对，两处诗作有119字不同，其中诗歌正文部分《归养草》共分六首小诗组成，比《上虞诗选》多出二首，且每首都有好几处文字不同，显然不会是誊抄错误，编者也似乎不至于将原作超过一半的内容全部改掉，何况有些是“舍生”和“舍身”“芳魂”和“幽魂”这种意义相近，并非必要的修改。那么，是否存在郑一麟自己修改的可能性？

　　首先，按郑一麟生年推算，这本《归养草》成书于郑一麟65岁左右，结合序言表达的内容来看，当时他寄情于烟霞泉石，身心还很健康。同时，在《归养草》的序言中，郑一麟谦虚地认为自己的作品不过“笥”中之物（笥是一种极普通的日常器具，常用于盛放杂物），与方家的水平有着霄壤之隔，并表露出要继续进步的愿望。一直以来，诗人修改诗稿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郑一麟既有时间，又有动机，他在《归养草》集成之后再对作品进行较大程度的删改，应该是有可能的。

　　但是，臆测并不等于事实，目前的资料尚不能证明《上虞诗选》中的这首《吊诸孝娥歌》就是他本人所改，只能证明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至于真相如何，我们无从知晓。其实，对于郑一麟这样的著名乡贤，我们大可不必片面地纠结于考证其一诗一文的版本差异，而是应该更多地关注郑一麟本身，关注这些文字给我们带来的线索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