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虞县西南一里有湖,名“西溪”,百姓资以灌溉。旁湖之田,得以长年丰收。到了南宋,湖边的高地变成了田,名“籍田”,田租落入富贵之家。田下种植茭白、莲藕,后来泥淖淤积,豪民耕植其中,名“荡田”,荡田合计有九千一百多亩。
起初籍田枕湖,号为膏腴之地。等到荡田耕作,而水利分散。百年以来,高下异势,而肥瘠变化。荡田每年岁熟,藉田贫瘠欠收,而藉田之租比荡田加倍,因此农民不愿耕种,藉田多荒于草莽。而元政府不顾农民艰难,郡县严令追捕负欠,一切绳之以法,关押拷打,百姓贫苦交加。
因此台州有民谣:“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方国珍,台州黄岩人,身长七尺,力勒奔马,好勇仗义,胸怀报国之志。无奈元末政治腐败,方国珍不但报效无门,而且遭仇人陷害,走投无路。不得已揭竿而起,响应者数千人。随之声势日张,据有庆元(宁波)、台州、温州之地。复受朝廷招安,受诏征讨张士诚,得胜而还。迁升至江浙行省左丞相,赐衢国公印章,遂以节钺守浙东。
至正十八年(1358),方国珍为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统领余姚、上虞军队。他深知民间疾苦,指示地方官员深入农村,校验农田高下,制定合理赋税。又命修筑堤坊,疏通沟洫,以备水旱之灾,保障年成丰收。于是,百姓皆大欢喜,商量在西溪湖滨为方公立生祠,取名“泳泽”。以示百姓沐浴在方公的恩泽之中,焚香遥祝,永志不忘。
方国珍听说此事,便对人说:“这是为政者理所当然应做的事,而何必这样烦劳百姓呢!”婉拒了百姓提议。
但百姓仍恳请不已,方国珍才朗声说道:“如果一定要立的话,何不立书院。兴办教育,劝人为善,使你们子弟游学于严师益友之间,渐渐得到熏陶,变得情操高尚。回到家里,知道孝慈;出门在外,懂得礼让。读书明理,景仰前哲,使忠义之风永永不坠,不亦善乎!”
百姓听了,齐声呼好!方国珍挥一下手,继续说道:“而且我听说文公朱先生,以前曾持部使之节,来到上虞,救灾恤患,尝有德于你们百姓。而诵读其诗书,成为有德达材者,亦复不绝于世。朱文公有功于斯文更大,其为泽更远啊!”
一番话说得众人心叹不已,想不到身长面黑的方公,竟有如此远见卓识!
文公朱先生,就是朱熹。宋淳熙八年(1181)秋八月,朱熹被任命为提举浙东常平。时浙东大饥,绍兴为甚,朱熹举行救荒仁政,条奏纤悉,极尽恤民之意。上虞,是绍兴属县,受到朱熹荒政的救护,活人众多。
更值得一提的是,上虞李庄简公(李光)的女婿——直显谟阁潘畤(月林公),是当时的贤者,与朱熹相知颇深。而潘畤的二子潘友端和潘友恭皆为朱文公学生。师生异地书信往来,而其问答之详,造诣之密,见诸文集可考。而此时朱文公亲临上虞,得以面授学问。
此情此景,让人可以想见,朱文公在五夫静夜的月林堂中,与潘友端、潘友恭秉烛长谈,或在清风峡上,指点演说。
潘友端和潘友恭兄弟,不负所望,后来皆学有所成,潘友端考中进士,为太学博士,复讲学上虞,激励后进。潘友恭受朱文公推荐,出而为官,忠诚干练。风气所及,上虞学生得于私淑朱文公,渊源由此而来呀!
朱文公对上虞文化的功德,彰彰在人耳目,而纪念朱文公之祠未能够建,岂非上虞文化界的缺憾?
“今荣禄大夫、知江浙行枢密院事方公,始建书院,而立先生之祠,意盖有在也。”方国珍从创建书院之初,就决定建立朱文公祠,原早就有传承文化的愿望。
决意已定,方国珍吩咐建筑主管,须选地势高爽的地方,选定在金罍山之东,乃选材雇工,择吉日良辰,开始兴建书院。
于是,仪门礼殿,祠宇堂筵,斋庐、厨房、粮库,凡若干楹,瓦璧屋顶涂抹,赤丹藻饰之施,圣贤仪像,几席、边豆、罍爵之设,亦既完且美矣。
方国珍又把白马湖、夏盖湖田一干一百多亩的年收入,用以供春秋祭祀、师生廪食之费。书院始建于二十五年春,落成于冬十一月。
书院落成之日,民众相聚观望,无不欣慰欢喜。一位有学识的父老感叹说:“方国珍既均衡我们的赋税,让我们得以再生。又不忍因为造生祠,我让我们费财劳力。书院的建成,是一座文化礼堂,让人们可以来游赏,可以来歌唱,都能感染快乐!普洒圣贤诗书的美好给我,则我们涵泳、沉浸在这恩泽之中,宁有限量哉!而方公虽然没有在书院立祠,但方公之盛德,怎么可以泯没!”乃题名曰:“泳泽书院”。以从民不忘方国珍治虞功德之志。
以上所述,乃可参元儒学副提举杨彝所撰《泳泽书院碑记》,而有关泳泽书院事迹,或可补史志之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