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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泳泽书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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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0 15:14: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上虞“泳泽书院”考

开心阁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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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泽书院”是上虞历史上的第二家书院,建于元代;第一家是“月林书院”,建于南宋,始建于上虞五夫清风峡,后移建崧厦石鼓(今潘韩村)。月林书院虽比泳泽书院早,因县志记载明确,且有《潘氏族谱》存世,故少有异议。而泳泽书院虽较迟,却因建于何时?建于何人?存在许多异议。究其原因,明清四种县志记载各异,因而造成了后人的许多迷惑。


泳泽书院建于何时?


据明正统六年(1441),郭南纂修的《上虞县志》记载:“泳泽书院,元初草创于西溪湖东。”


而据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葛晓等人纂修的《新修上虞县志》记载:“泳泽书院,元至正间,创西溪湖滨。”


郭南说泳泽书院创于元初,葛晓说泳泽书院创于元末(至正间),到底创于何时?照理,只要查阅元代的上虞志记载,即可揭晓答案。


可叹的是,在明代,上虞曾发生文人毁灭历史的劣行。为了争夺“皂李湖”的归属权,郭南私修县志,编造“曹黎湖”的传说。为免留下把柄,他把元至正八年(1348)的《上虞志》、元至正十四年(1354)的《上虞志》、明永乐十六年(1418)的《上虞县志》都给毁了。后来葛晓官修《新修上虞县志》,则把郭南的《上虞县志》给毁了。


这样一来,泳泽书院到底创于何时?仿佛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头案。


好在历史留有痕迹,必然有据可查。郭南与葛晓各执一词,必然有历史资料作为证据,而因为理解的不同,分析得出的时间结论就不同。


那么他们二人看到了什么资料呢?元儒学副提举杨彝所撰的《泳泽书院碑记》,二人是都应该看到的,况且全文载在县志。


郭南与葛晓都认为,在金罍山造泳泽书院的是“方枢密”。方枢密就是方国珍,方国珍任太尉兼知江浙行枢密院事,“方枢密”是对方国珍的特称。在《万历<新修上虞县志>(点注本)》中,主编胡耀灿、黄颂翔都认为“方枢密”是方国珍。


郭南和葛晓二人,都认为金罍山的泳泽书院是方国珍“更置”,不是始创。始创于何人?二人都不知道,因此也无从争执。


那么泳泽书院创于何时的争执,会是出自哪一份上虞历史资料?那一份资料,是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还是仍然收藏在书籍?这就需要花披沙见金的功夫去淘洗。


据杨彝《泳泽书院碑记》记载,泳泽书院与西溪湖有关,西溪湖与方国珍有关。方国珍在上虞的农业税改革,减轻了西溪湖农民的负担;方国珍对上虞的水利建设,促进了西溪湖农业的丰收。减税增收后的百姓,生活充裕安定,为感谢方国珍实施的仁政,西溪湖的父老为方国珍建造了生祠,焚香遥祝,并为生祠题名为“泳泽”。


《泳泽书院碑记》:“至正十八年,公为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总余姚、上虞之师,乃克命官验田高下,以均其赋。复命治堤坊,通沟洫,以备水旱成丰年。于是,民大欢洽,谋即湖滨为公立生祠,曰‘泳泽’。公闻之,谓其人曰:‘政有当然,而何劳尔民若是。’”


在至正十八年(1358),方国珍为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统领余姚、上虞军队。他深知民间疾苦,指示地方官员深入农村,校验农田高下,制定合理赋税。又命修筑堤坊,疏通沟洫,以备水旱之灾,保障年成丰收。于是,百姓皆大欢喜,商量在西溪湖滨为方公立生祠,取名“泳泽”。表达了百姓沐浴在方国珍仁政的恩泽之中,永远不能忘怀的心情。方国珍听说此事,便对人说这是为者理所当然应做的事,而何必这样烦百姓呢!


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丰收喜庆的节日里,西溪湖的父老乡亲还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既有大型书画,又有题咏诗歌,充满了生活的欢乐!充满了对方国珍的感激之情!


这样的欢乐场景和感激之情,就记录在刘仁本所作的《西溪湖题咏序》中:


“西溪湖当虞邑之西南鄙,环堤以里计之,盖四十有五焉。水利之夺于豪者既复,田赋之轻重遍负者既适均,沟塍坝闸与夫矩度之防范者既周以密,余尝为纪‘泳泽亭’,以著民情之忻怿不忘矣。”


刘仁本,字德元,号羽庭。中进士入仕,历官温州路总管,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学问淹雅,工吟咏,文清隽绝俗,意趣超然。方国珍据温州、台州,朝廷授以节铖,招延诸郡士大夫,刘仁本入其幕中,参预谋议。时群雄角立,朝令不行。刘仁本心存元室,劝方国珍海运资京师,朝命加枢密院副使。


刘仁本在庆元(宁波),凡兴学、建桥及修上虞石塘等善政,方国珍皆听从刘仁本之言。所以一时名士依靠刘仁本避乱的有很多。


方国珍在浙东任太尉兼枢密使(行枢密院事),手下有二位枢密院副使(知枢密院事),一位是弟方国珉,一位就是刘仁本,刘仁本是方国珍的得力参谋兼副将。


刘仁本在《西溪湖题咏序》中,开篇就提到方国珍在上虞农业的改革,被豪民强占的水利重新恢复,减轻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田税,新建开筑农田水利网络,制定合理的灌溉制度,保障了农业的丰收。因此,西溪湖百姓捐钱为方国珍造了生祠,并在祠旁修一亭子,取名“泳泽亭”,以纪念方国珍的亲民仁政。


《西溪湖题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乃至正二十有二年春正月,其乡老有章志安,率若干人持绘帙踵门而告曰:西溪湖之利病,殆将百年弗治。今一旦得参政方公檄,韩伊上下询谋,悉心匡济,俾吾农民利其利而乐其乐。诚有如子记言‘春而耕,歌于斯。秋而收,歌于斯’者,不徒曰感叹而已。”


在至正二十二年的正月,西溪湖的父老章志安,带领众人,手持绘画来到刘仁本的住处,真诚地对刘仁本说:西溪湖的弊病,将近百年都治不好。今一旦得到参知方公(国珍)的改革指示,上虞县尹韩谏上下咨询谋划,尽心救治田赋过高、水利失修的弊病,使我们农民“利其利而乐其乐”。诚如您在《泳泽亭记》所赞美的:“春而耕,歌于斯。秋而敛,歌于斯。”这不仅仅是感叹,而是真实发生的现实。


章志安老人接着说:“盖即吾溪湖胜景有八焉,昔放翁陆(游)先生尝标题之,今将极其想象,拟诸形容,协诸情辞,见诸讴咏,使有引考,犹睹河洛而思禹功也。”说完,章志安老人向刘仁本深深一恭,诚恳地请求说:“敢请序诸卷首!”


展开画卷,只见“湖之东有长者山,山麓新作祠堂,旁为‘泳泽亭’,仙人魏伯阳金罍丹井在山后。湖光晴岚,氤氲轇轕,相为荡摩……”


哟,长者山麓所作的祠堂,不就是西溪湖百姓为方国珍所造的生祠吗!旁边的“泳泽亭”,不就是纪念方国珍农业改革的“泳泽”题名吗!


据此可知,刘仁本《西溪湖题咏》所记载的:“山麓新作祠堂,旁为泳泽亭。”与杨彝《泳泽书院碑记》所记的:“谋即湖滨为公立生祠,曰泳泽。”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据推算,生祠和泳泽亭造于至正十九年1359)与至正二十一年1361)之间。


由此可见,郭南的正统志和葛晓的万历志,都把纪念方国珍的“泳泽”生祠当成了最早的“泳泽书院”,郭南和葛晓二人都理解错了。


其实方国珍在金罍山创建的“泳泽书院”,是首创,不是“移置”。


比较郭南和葛晓的错误理解,葛晓稍近史实,郭南误差更大,郭南认为是“元初”,葛晓认为是“元至正间”。


而到了清朝的光绪年间,《上虞县志》和《上虞县志校续》都采用郭南的错误记录,都认为泳泽书院是“元初”创建的。而《上虞县志校续》则更为离谱,把“方枢密更置金罍山东”,改成了“方国珍弟国珉移建金罍山东”。把金罍山创建泳泽书院的功劳,从方国珍转移到了弟方国珉身上。


方国珍在上虞对农业和文化的贡献,经过上虞修志者的不断努力,终于被成功架空了。


但是,如果修志秉承实事就是的态度,“泳泽书院”的真实记载应该是:“元至正二十五年冬十一月,枢密方国珍创建于金罍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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