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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灿:史话梁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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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7 15: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史话梁湖.jpg

史话梁湖  王炎灿

去年,上虞区更改部分学校校名,梁湖的城南小学被更名为“天香小学”。优雅意蕴的“天香”,源自梁湖华山村西山王氏宗族的“天香楼”。该楼建于清代乾隆、显在嘉道。鼎盛时的天香楼藏书10万册,书香之馨可与宁波“天一阁”比肩。天香楼的书香不仅来自藏书,更在其主人王望霖毕生功于碑刻,让“天香楼”经典碑藏成为上虞宝贵的文化遗产。


如今,引天香楼的翰墨书香进学堂,让先贤的嘉德懿范浸润梁湖学子的心,着实是意味深长顺民心的好举措。当前,有大量的史实印证,今“天香小学”就建在“古梁湖”的遗址上。那么,要说透“梁湖”的古往今来,且看本文循史觅踪,徐徐展开。


梁湖往昔事


当今“天香小学”的游泳馆位置,建校前是一汪水域,当地人称它为“长池底”,它就是千年“梁湖”蜕变桑田之最后遗迹的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时的“长池”呈南北长于东西的椭圆状,池深水寒,终年不竭;池底岸坎都可摸到天然的石头,这些长期浸蚀水的岩石,就是兰芎山脊脉的基体。长池东依沙湖塘、西延梁湖畈。1958年,沙湖的护塘石全被拆运去建曹娥江“五洞闸”;1967年,沙湖塘护塘挡浪的基桩被挖掘一空,二次劫难让沙湖塘面目全非,昔日巍然屹立的石砌巨塘(附今存的砌塘条石与沙湖塘残体),成为逶迤残缺不全的土塘,幸好最后约50米的老塘体,今尚存于与无量闸、沙湖河埠为一体的无量桥头。那以后的“农业学大寨”首选了池周围的“10亩池滩”,挑土入池填滩,轰轰烈烈造就的大寨田,共有几十亩众,如今都成为“天香小学”的一部分。无论巧合与否,“梁湖”与“天香”,任凭沧海桑田,总是唇齿相依。


忆往昔,宋山阴人苏泂(字召叟)作《梁湖》:“路长人迹少,日午树阴正。兹行乃无故,解后得所性。佳眠离尘境,此事安心竟。晚饭过邑门,未害喧中静。”诗景描写了当时的梁湖,就是一个远离尘嚣、宜居宜游的后歇园。苏从陆游诗词,辛弃疾等名士皆与其唱和。宋·陈允平《梁湖道上》诗咏“东风酒旆斜,浦口第三家。谷鸟鸣春树,江鸥起暮沙。故乡山渐远,曲岸柳初芽。客路当心切,孤帆带落霞。”允平字君衡四明鄞县人,他出仕入隐三起三落,最后隐居四明;宋末元初常北上南归,尤其是德祐元年(1275年)授任沿海制置司参议期间,多次经“梁湖”过娥江,“故乡山渐远”就是他回眸家乡渐行渐远之写生。元·周伯琦《梁湖》诗云:“孤舟催晓发,急水暗前滩。行子羁离日,玄冬树木干。霜清天宇阔,山尽海门寒。回首通明路,梅花属我看。”此时的“梁湖”已在四十里运河边。周伯琦因调任浙西,从剡水过梁湖堰入运河,凭窗看“梁湖”,穹宇清气身临其中,湖光美景尽收眼前。诗景偶史实,元朝时古“梁湖”犹存。


明朝宋濂《陈克和墓志铭》中写道:“梁湖者,溉民田甚薄,右族利其腴,将湮以为用,民病旱,君复浚之。”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谥号文宪。元末明初文学家,今浙江浦江人。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争天下的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明朝立国,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宋濂为地方官陈克和撰写的墓志铭中,客观记述了当时的“梁湖”周围,今梁湖街道的华光、华山和外梁湖村(居)一带,有溉田千亩以上的“梁湖”。在遭遇废湖垦田后,陈克和以民为上,疏浚复湖。确实,唐前初成的“梁湖”乃上虞南部最大的天然湖泊。南宋绍兴初,北方大批官员人士迁居南方,对土地的需求激增,又适逢海退(海平面下降);废湖垦田现象此起彼伏。西溪湖的三分之一被朝廷赐功臣李显忠为牧地,就日下同例。梁湖也遭废湖厄运,由于垦田后自然生态剧变,水、旱灾害接踵而至。明初洪武朝循势顺民心下令疏浚复湖,陈克和遵旨行事立功德,梁湖逢凶化吉,还原如初。至清代,曾任浙江学政、浙江巡抚及漕运总督等职的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江苏仪征人,他在巡察浙东过梁湖时,更是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梁湖道中》:“屈曲梁湖水,舟行乱过桥。山深皆有路,浪静不通潮。暮色浮松顶,清香动麦苗。”阮元是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他走过清朝千山万水,却最钟情梁湖的“秀色可餐”。


可见,千百年来官宦墨客对“梁湖”景物的诗咏词颂,既说明“梁湖”确实存在,也描述梁湖是有湖有田自然环境优美的好地方。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汉晋以来从蔡山头到西山下,先后有曹、王、陈、张、周、徐、黎等姓聚落。世事更迭,上虞各乡镇的地名变化多多,惟“梁湖”永恒亘古;当地民众“心事释宽 梁湖百官”的俗语,写照当地物产丰饶;也映射出梁湖有着灿烂的文化。


梁湖由何来


“梁湖”因娥江而生、因海退而成,是曹娥江梁湖段水域蜕变的产物;梁湖的形成还得从孝女曹娥故事说起。物随史迁,现在的梁湖街道濒临曹娥江,汉代的曹娥江叫上虞江或舜江,有相当一段宽阔的舜江在梁湖境内。那时上虞江与姚江相连,“姚”“虞”同饮一江水、同为舜祖裔,绝非牵强。东汉“曹娥救父”的故事,就发生在梁湖流域的上虞江面,上虞江因此更名为曹娥江,流经甬江入海的那段姚江也自然成为曹娥江。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应珏在《浙江便览·余姚县序》中曰:“城南为余姚江,即曹娥江。”可见,曹娥的“人伦之光”,撼天动地易江名,无量功德继大舜。

  

依史载,舜彰大德化民在先,禹躬治水济世于后;嗣后,虽已非滔天洪荒,但秦汉时的虞地水域面积仍很大,境内呈湖多、河多、波涛宽的格局。由南向北的滔滔舜江,涌荡外梁湖(今梁湖街道外梁湖村)的岱头山边后径冲兰芎山下的九龙岩,碰撞回头折东流向晒网山、象山、曹家堡、蔡山头一线,而后直奔姚江泻东海。江面在梁湖段北濒兰芎山、南临大顶尖、凤亭山形成一个浩荡的江湾。据《虞西板桥曹氏大全宗谱·子集》之《曹氏发脉》记载,汉武帝灭越建会稽郡,有郡守曹窋(作祟)后,见越中山水秀丽,“遂择址居于舜江之侧”,成为曹氏在上虞落脚的始迁祖。此曹窋乃西汉第二任宰相曹参之子,“舜江之侧”,当在梁湖象山西麓凤亭山下。《后汉书·列女传》载:“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旴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嚎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151年),县令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焉。”对此记述的释义是:当时的曹家之景况已今非昔比,曹旴没落为身兼“渔夫”与“巫祝”双职的社会底层,即闲事鬼神忙业渔。其时的曹家堡,是凤亭山下临江的一个亦渔亦农的古村落,娥父溯涛迎神而遇难的地方,就在村前不远的江面。曹娥投江而死,家破人亡户籍灭,一介草民,被族人按风俗就地山坡掩埋,未曾受旌表的小曹娥也只能草殓了事。没想到8年后悲尽喜来,任职上虞县令的度尚,察民情,懂民意,智慧地接洽民心所向,不但唤醒“孝女投江抱父”的故事,而且感天动地的道德升华,成功地奏请朝廷旌表曹娥为“孝女”。从此,根系梁湖孝女曹娥终于光芒万丈、其名其望飞向华夏大地;不仅被树碑立祠,后来还有了以其命名的曹娥江。


至于为曹娥立祠刻碑改葬于“江南道旁”,若从魂归故里的中华传统角度考量,此“江南道旁”也当在滨水依山的曹家故地。


可见,当时的上虞县江这一段呈东西通向大海,与今天的曹娥江道完全垂直。《水经注》有一段文字:“县南有兰风(芎)山,山少木多石,驿路带山,傍江路边,皆作栏杆。山有三岭,枕带长江,苕苕孤危,望之若倾。缘山之路,下临大川,皆作飞阁栏干,乘而渡之,为此三岭为三石。”这里的兰风山无疑是兰芎山,从中看出,在南北朝时期,兰芎山下临曹娥江这个大川,以至于陆驿须缘山而行,还要悬建“飞阁栏干”的山崖栈道,才能通行江北道。相对应的江南道稍显平缓,由岱头山、西山、大小顶尖、凤亭山通往蔡山头,梁湖最古老的曹氏汉代就定居在凤亭山下的山坡。可以想象,现今的老梁湖连皂湖里五堡片,那时应徜徉在滔滔江水中,是江似海但还未成湖。


大约到晋或南北朝时,在今梁湖蔡蒋村的蔡山头、象山一线,这个姚江与曹娥江的连接处始建坝堤(可能为南津埭的最早位置),阻断了曹娥江潮汐对姚江的影响,但水路驿行并未停止,以埭渡连结。宋高似孙(1158~1231年)字续古,浙江鄞县(余姚)人,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进士,调会稽县主簿,历任校书郎。回老家必经曹娥江过上虞蔡山渡,故作《蔡山渡》:“江上人家破竹门,潮来水长浸篱根。鮆鱼一尺枇杷小,放溜船来酒满尊。”可见,因南津埭阻挡,梁湖段的曹娥江道变成了一个大江湾,汹涌的潮水到蔡山头趋缓,人们已不用顾忌曹盱悲剧的重现,渔家为捕鱼可无视潮侵门前篱。也明白地描述:上流来的江水改右转东进沿南岸西山、曹家堡到蔡山头南津埭碰撞回流到北岸兰芎山脚下,这个兰芎山下之曹娥江湾,就成了后来“梁湖”的雏形。


据有关地理书籍记载,隋唐前海平面尚高,上虞后海的涌潮与剡溪山洪合流梁湖段娥江湾,终于把汉所建的位于江南道旁的曹娥庙冲垮,从此,著名曹娥汉碑被埋入江底无从查找。至北宋,诗人梅尧臣(1002—1060年)在《臧子文剡县主簿》诗云:“剡水无浅深,历历能见底。潜鳞莫见窥,尘跋聊堪洗。古木潭上阴,遗祠岩下启。应识道旁碑,因风奠醪醴。”自嵊县来的曹娥江水也称剡水,清澈得可略见封埋于岩土下的曹娥庙,照理也应看清“道旁碑”,但视力却像喝了醪酒一样麻糊难识。说明可辨曹娥庙的方位、但难寻曹娥碑。记录曹娥碑堕江的晚唐诗人赵嘏《渡孝江》:“青娥埋没此江滨,江树飕飗惨暮云。文字在碑碑已堕,波涛辜负色丝文”(赵嘏806—853年)山阳(今江苏淮安人),说明此时曹娥碑已堕入江中无可寻找。由此推断,当时东西向的梁湖段曹娥江道,水急浪涌多漂移是基本事实;庙塌碑沉的时段须在南津埭建成之前后。


由于曹娥祠碑被潮水冲刷,相当时间后庙址成了江滩荒坡,又鉴于江道变化无常,原处不宜再重建。再说唐朝安史之乱后的晚期到五代时期的五胡乱华,让南方社会动荡民生不济,曹娥庙的重修只能搁置不议。直到宋朝建立,国安民富才有了重修曹娥庙的条件。也许是为避免重蹈被江水冲坏的覆辙、也许是上虞县治建置属地变化,也许历史以来江西的庙址区域本就属于上虞(笔者偏此述论);宋时因海退使曹娥江岸的凤凰山下涨淤较多而离江水渐远,曹娥庙才被移到了现今江西岸位置。那时,会暨县界的鉴湖岸仅在今白米堰一线,曹娥庙址周围土地权益仍属上虞。今存有曹娥上沙村山坡上一碑为鉴,此碑旧立曹娥顶坝底义渡口悦来亭内,是判决曹娥脚夫与梁湖脚夫生意归属的告示碑。立碑者为宣统二年绍兴知府包发鸾(1874—?),字竺峰,江西南丰人。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补用道署理绍兴府正堂兼总理营务处衔办绍属厘捐加三级纪录十二次包发鸾为。正文分16行、共计刻有580余字。碑文明示:将曹娥四埠分归梁湖江磡头脚夫挑运,货物名目,开列条款,以资执守。


一议上虞无络大酒埠盐粗高梅屏草纸花生石板石料归江磡头脚夫肩挑;


一议本米麦□□归江磡头脚夫肩挑;如不愿者仍归曹娥脚夫□□;


一议甬江来杉木归江磡头脚夫肩挑;


一议戏班箱进归江磡头,出归曹娥;


一议无论何船药材统归江磡头脚夫肩挑;


一议绍河运来之石灰归江磡头脚夫肩挑;


从这个6款议决看,条款的天平绝对是偏重梁湖江磡头的,因为曹娥四埠的地域毕竟从公理上来讲权属上虞。为防止曹娥方不服,包知府还具体到货物品种都一一细化规定。甚至为防反弹纠缠,责令曹娥、梁湖两地巡检司负责监督、随时查察。由此可见,那时的“义渡”初衷也是为梁湖人生产生活所需而建。每岁农历五月廿二前后,梁湖及浙东地区的大量香客,都争先去对江寄祈曹娥娘娘,免费的义渡应运而生。现代人仅知民国时,江东归上虞江西属会稽;其实早先老辈人都晓得曹娥江的大部权属上虞,曹娥庙周围的四埠都居住着上虞梁湖人,只是因南宋淳祐间的会稽县界东伸,曹娥的一小部被划分过去,留居江西的梁湖人仍拥江东梁湖沙地畈大片土地,虽因通婚等因素习俗渐被会稽同化,但权益仍在。尤其是到了明中叶后的资本主义萌芽,带来了码头商贸经济繁荣,货运利益让居住江两岸的梁湖民众再次以权属籍贯争权益、诉官府。由上可知,知府的裁决基于历史事实。据世居上沙的赵云福老人述说,20世纪70年代前,在顶坝底百步街关帝庙前,还曾立有县界界碑一方,东面者书“上虞”,西面者书“会稽”,可见,曹娥地盘旧属梁湖,平非空穴来风。


话再回说“梁湖”之始成,当在南津埭建成后。断流后的埭东(今丰惠地区),再也不受曹娥江的洪水威胁,四面环山中的江流湿地,沧海桑田逐现了广袤的良田。为后来县治东迁创造了良好的地理条件;相反,南来的剡水洪峰到龙山头,原有东北两路泻海,后仅剩下唯一的北涌入海道,春洪秋潮的灾害,让县治百官首当其冲承受经常的肆虐。不但人民无法安居,县城也无法扩大,最终迫使县治于唐长庆二年(822年)东移安全地区(今丰惠)。再说梁湖段的曹娥江变成曹娥江湾后,沿堰埭与南北山坡一线,陆淤逐渐形成。但因风潮冲刷、江道变更的影响,涨积成田是个漫长的过程。大约到北宋张达筑“沙湖塘”之前,江道大江湾因水退已演变成一个大大的“梁湖”;其最深处就在当今“天香小学”的游泳池位置。据传其时的“梁湖”兜周边长约有15里,可溉田千亩以上。唐长庆二年(822年)迁上虞县治于丰惠时,这个“梁湖”已然成形,只是那时的海潮江峰,使这个处于曹娥江湾的“梁湖”,很长时间内处于亦江亦湖甚至有时亦海的状态。然而,古“梁湖”的靓丽,却让过往的历代文人墨客赏景之余,莫不欣喜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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