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赴浙江任浙东提举赈灾

开心阁主人

朱熹赴浙江任浙东提举赈灾

王亚玲

朱熹在南康任满后，被任为江西提举，因须待次两年，他便回到五夫紫阳楼继续开始他著书立说的生涯。他陆续修定了《中庸章句》、《孟子集注》、《古今家祭礼》。

在淳熙八年（1181）七月，朝廷下令让朱熹任浙东提举茶盐公事。而这次朝廷为何要改让朱熹赴浙东任提举呢？这并不是朝廷有意要用朱熹了，而是因为浙东发生特大灾情，朝廷要派人去赈灾，这种属于苦差的事情，是那些做官为了养尊处优的人所不愿干的，而这帮做官只为荣华富贵的人即使是被派去赈灾，也只会是应付应付，过过场了事，真正却是苦了那些受灾的百姓。当时是身任宰相的王淮以朱熹在南康时赈灾有功，有经验为由举荐朱景任浙东提举的。

朱熹是抱着要拯救灾民于水火之中的美好愿望上任的，但他在就任前向朝廷提出要面见皇上奏事的请求。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去浙东赈灾将会面临种种困难和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他必须要得到皇上给他的权力，否则现实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不是凭他自身能力所能解决的，他权力有限。真正碰到一些有靠山来历的刺头，他无能为力。而朝廷最怕的就是朱熹在皇上面前奏事，因为他的直言面谏，常常使得皇上不高兴，这样又会给举荐他的人招惹是非。但不让朱熹面奏皇上，又惟恐他不去上任。因此，朝廷勉强同意了他面奏皇上的请求。

十一月二日，朱熹在弟子黄干的陪同下前往临安，在都城住了整整二十五天才在延和殿见到了孝宗赵昚，并直接向他面奏了七札。

他在第一、第二札中批评了赵昚君心不正，独断专行，拒谏听谗，文过饰非，宠信权幸近习，不能“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无论权职大小，平头百姓，都应遵守。而“灭人欲”却被人误解至今，都认为朱熹提出的是要灭了人的包括“七情六欲”的正常欲望。实际上朱熹指的是人们那过份与过度的欲望，这也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强权、贪官，他们那贪得无厌，贪得天理难容的欲望。

应该说，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可针对任何时代来说的，拿到今天来说，也是无可指责而有着现实意义的。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拯救世道人心，维护儒家的德性伦理。

当时的赵昚听完朱熹的二札后，在灾荒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朕见灾恐惧，未尝不一日三省吾身。”也许“朕见灾恐惧”是真的，但“一日三省吾身”却让人怀疑，鬼才知道他有否“一日三省吾身”呢？

朱熹面奏的三、四、五札提出的是有关浙东赈灾救荒的事宜。要求赵昚及早检放，从实蠲减，并在全国推行“社仓之法”。

推行“社仓之法”这一点赵昚倒是按朱熹要求的去办了，十二月下诏在全国公布推行朱熹的“社仓之法”。而六、七札则论任南康军后事宜，要求减免星子县税钱。

在重大的灾荒面前，在朱熹面陈的赈灾具体办法上面，赵昚只好当面恩准，给了朱熹一把小小的“尚方宝剑”。尚方宝剑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熹可以利用这把尚方宝剑去赈荒，去排除处理现实中会遇到的重重阻力，尽管后来在赈灾中出现的无可奈何的结局，一是朱熹也未曾想到，二是他已尽职尽力了。豺狼太多，靠他一人也敌挡不了，他只有蜷伏山林，铸造理学之剑，构建理学大厦，企望用理学来拯救国家。

面见皇上奏事的目的达到了，朱熹要做的便是巡访灾区，了解民情。当他来到绍兴时，这样描写灾区情景：

“自秋来卖田折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贷耕牛，无所不至，不较价之甚贱，而以得售为幸。典质则库户无钱，举贷则上户无力，艺业者技无所用，营运者货无所售。鱼虾螺蚌久已竭泽，野菜草根取掘又尽。百万生齿，饥困支离，朝不谋夕。其尤甚者，衣不盖形，面无人色，扶老携幼，号呼宛转，所在成群，见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

此时居住绍兴镜湖的陆游，也寄来一首诗，告知绍兴受灾的境况：

寄朱元晦提举

市聚萧条极，村墟冻馁稠。

劝分无积粟，告籴未通流。

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

征科得宽否，尚及麦禾秋。

陆游，南宋大诗人，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任镇江、隆兴通判，后入四川曾投身从戎，后官至宝章阁待制。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收复中原，统一中国。他的诗风格雄浑豪放，如《关山月》、《书愤》等。也有清新委婉柔情的，流传至今最有名的如《钗头凤》、《沈园》等。

陆游因被弹劾罢官回到老家绍兴。当初朱熹在南康时，陆游在江西任提举，主管仓司，也具体负责散敛赈荒等事，因赈灾与朱熹多有往来。而朱熹对陆游的诗文也极为赞赏：“近代惟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

当时绍兴府的灾情最为严重，其它州府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旱水灾，比绍兴府也好不了多少。问题是灾民在面临着饥饿困苦的状况下，地方的各级官吏却还在催逼百姓上交赋税，而上面拨下的赈粜粮，许多灾民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购买，这个灾又该如何去赈？

朱熹惟有一方面三番五次不断地奏请朝廷蠲除税租，禁止苛扰，停止向灾民征税，另一方面用好不容易从朝廷要到的三十万贯钱去赈粜赈济。同时悬赏规劝地方的富户人家在非常时期，拿出粮食开设粥场来救济灾民，甚至用卖官来激赏那些富户人家。他更认识到，虽是天灾，却更是一场人祸。

因为，朱熹在推行这些做法的同时，侵害了朝廷权臣以及各级官僚的利益。一些官吏本可在征收赋税中捞取不尽的好处，这样一来断了他们的财源，而劝令那些出钱出粮赈灾的豪户，不是皇亲国戚便是朝中权贵，要不就是称霸一方的地头蛇。因而，朱熹的赈灾措施难以进行，他惟有给皇上的奏状中提出要“变通更法，革弊救民”。

他在第一次巡察会稽、山阴时，就发现地方昏官漏报饥民25万人，造成许多灾民饿死路旁的惨剧。还有一些恶官以糠泥拌之，以大斗进小斗出的办法侵吞赈米。一些富户表面上虽然愿意献米开设粥场，却是将久放仓中陈米霉米煮粥，以至饥民吃了呕吐拉肚。一些州官更为可恶，将救济米紧抓手中，不拨下去，灾民根本就得不到救济，造成出现如朱熹所说的“被灾人户困于输纳，追呼、监系、决罚之苦，流移四出，而贫下之民无从得食，岁前寒雨，死亡甚众”的悲惨情景。

因此，打击这些贪官污吏，便成了赈灾过程中的首要任务。这在朱熹第二次巡历中就开始了，朱熹要用皇上给他的那把小小的尚方宝剑来斩断那些酷吏的魔爪。

首先，奏劾坐视不救的江山知县王执中，然后又奏劾了不理荒政，致使灾民四处逃散的宁海知县王辟纲。

然而，在巡历到台州时，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赈灾的迹象，却让他调查了解到了时任知州的唐仲友原来是一个大贪污犯，他连上六状弹劾唐仲友。

第一状告唐仲友在灾荒之年仍然向灾民逼催税赋，并且在任上有许多不公不法的事情。

第二状用事实来揭露唐仲友在灾年向灾民催逼税赋的不仁不义的行为。

第三状详细列举唐仲友贪污、结党、残民、淫恶等四大罪状共24条。唐仲友在江西任提刑期满荣归故里时，光行李就有几百担，如同后来的清人比喻清朝的贪官“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他的老家金华开有许多的店铺，也都是用他搜刮来的钱开办的。

唐仲友在干着贪污钱财恶事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必须结党才好营私。因此，他首先就描准了当朝宰相王淮，王淮的妹妹是他的弟媳。由于这层姻亲关系，王淮自然就成了唐仲友最为可靠的保护伞。加上其七大姑八大姨沾亲带故官官相护等等关系，形成了一个个牢固的关系网，目的便是他们能更好地贪污腐败。

于是，紧接着朱熹又上了第四状。同第三状一样，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唐仲友贪污腐败，结党营私、残害百姓、奸淫狎妓等罪恶。并在辞状中指责朝廷有人包庇唐仲友，使得弹劾唐仲友进行不下去。

这个包庇荫护唐仲友的帝相王淮，在朱熹上完第四状后也感到问题的严重与辣手。所以只将第一状拿给皇上赵昚看，而把后面具体揭露唐仲友罪行事实的二、三、四状压了下来。同时，想办法将朱熹调离浙东，免得他抓住此案不放。

朱熹又继续上了奏劾唐仲友的第五状，并告知皇上赵昚，朝廷中以王淮为首的层层官员阻碍弹劾唐仲友。

然而，王淮毕竟官场多年，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知道如果不在表面上处理一下唐仲友，恐难平民愤，皇上赵昚面前似乎也不太好交代。因此，便下令罢黜唐仲友江西提刑的新任，改由朱熹担任江西提刑，案子交由浙西提刑接手处理。将朱熹调出浙东，这样一来，他就没有过问唐仲友案子的权利。这真是绝妙的一着，往下将太平无事，唐仲友待过了这个风头，照样还可以提拔做官。

而朱熹还在竭力揭露唐仲友的罪行，他赶在江西提刑一职任命下达之前又上了奏劾唐仲友的第六状，其中有一段描述唐仲友大量伪造“会子”（南宋纸币）的经过：

“仲友使三六宣教令辉收拾作具，入宅至后堂，名清属堂，安歇宿食。是金婆婆供送饭。食得三日，仲友入来说与辉，称：“‘我救得你在此，我有些事问你，肯依我不？’辉当时取覆仲友：‘不知甚事？’言了，是仲友称说：‘我要做些会子。’辉便言：‘恐向后败获，不好看。’仲友言：‘你莫管我，你若不依我说，便送你入狱，囚杀你是配军不妨。’辉怕台严依从。

……当时将梨木板一片与辉。十日雕造了，金婆婆用藤箱子乘贮，入宅收藏。……辉便问金婆婆：‘三六宣教此一贯文篆文并官押是谁写？’金婆婆称：‘是贺选写。’

至十二月末旬，又印一百五十道。今年正月内至六月末间，约二十次，共印二千六百余道。每次或印一百道，及一百五十道，并二百道。直至七月内不曾印造。至七月二十六日，见金婆婆急来报道：‘你且急出去！提举封了诸库，恐搜见你。’辉忙用梯子布上后墙，走至宅后亭子上，被赵监押兵士捉住，押赴绍兴府禁勘。”

这段措述是写唐仲友怎样威逼蒋辉伪造官会，蒋辉又怎样被捉押往绍兴府如实招供的全过程。

然而，朱熹奏劾唐仲友一案因为皇上和王淮的包庇荫护最后不了了之，什么事也没有，朱熹气愤之下，决定弃官请祠回五夫。

——摘自王亚玲著《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