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上虞（系列）：一、朱熹理学的兴起

开心阁主人

朱熹像

一、朱熹理学的兴起

朱熹与上虞的因缘，缘于南宋开创的理学。理学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中，有数百年的兴盛期。据南怀瑾在《中国文化泛言》中归纳，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具有五百年一变的周期性。

第一个五百年，是周代文化，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阶段；第二个五百年，是孔子、孟子思想的阶段；第三个五百年，是儒、道、佛文化思想的交变阶段；第四个五百年，是隋、唐文化与儒、道、佛及理学勃兴的阶段；第五个五百年，是宋明理学与王学的阶段；第六个五百年，明清儒学与近百年历史的巨变。

现在到了第七个五百年，南怀瑾说：“很快的将来，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必将又要重现于世界了。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我们立志，记住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训，作为国家、为自己事业前途的准绳。

而朱熹所处的第五个五百年，便是继晚唐五代以后宋代儒家理学的兴起。宋太祖的建国，正当公元九六○年间的事。到了乾德五年（公元九六七年）便有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五星聚奎’（五星连珠）的记事。这个天文星象的变象，也就是后世一般人认为是感应宋初‘文运当兴’的象征，因此认为宋初产生了理学的五大儒就是‘五星聚奎’的天象应运而生的。

到了宋仁宗景德年间（约当公元一○○○年间），儒家的理学大行，已有要取禅宗而代之的趋势。但在此之先由宋真宗开始，道教也大为流行，一直影响了徽、钦北狩和高宗南渡的局面。在此同时可以注意的，便是公元一○六八年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又想要恢复井田制度等的理想，因此宋代的党祸和理学门户之争，便也在此时期揭开了序幕，这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一件非常遗憾，也许可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史事。

可是在当此之前五百年间，禅宗的王气将衰，到了这个五百年间，宋代五大儒的理学思想，崛然兴起而替代了禅宗五家宗派的盛势，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由宋儒朱熹、陆象山开始，经历元、明而到王阳明理学的权威时期。朱熹生在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年），卒于庆元六年（公元一二○○年）。陆象山生于绍兴九年（公元一一三九年），卒于绍熙三年（公元一一九二年）。朱熹的‘道问学’和‘集义之所生’的宗旨，和陆象山的‘尊德性’而直指心性，不重支离琐碎的探索，便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有名朱、陆思想异同之争的一重学案。到了明代宪宗成化、嘉靖之间（约当公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间），王阳明理学的思想大行，从此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领域，大半都是陆、王的思想。

第六个五百年，就是开始经明武宗而到万历，王学大行，末流所及，弊漏百出，终至有‘圣人满街走，贤人多于狗’之讥。理学到此，已势成强弩之末，也与禅宗一样，都有等分齐衰之概了。”

禅宗自达摩祖师传入中国，本来是知行合一、修悟并重的。到了六祖慧能，提倡顿悟；神秀提倡渐修，南顿北渐分裂成南北两宗。后南宗一枝独秀，及至“一花开五叶”，南宗又分化成五派。南宗的末流，因缺少渐修的修养基础，形成狂禅，最终禅宗衰落。

继禅宗而起的是理学，朱熹提倡的“道问学”和“集义之所生”，正好是从渐修功夫着手，从视听言动修养自己，读书做学问改变气质。同时而起的是陆象山的心学，恰似禅宗的顿悟，主张“尊德性”而直指心性。

这仿佛是以儒学的形式，继续了佛学的争论。

“道与学”与“尊德性”，出自子思的《中庸》：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是知、行合一的一体两面，是“道”和“德”的统一，是手心与手背的关系，体、用是不能分割的。就象禅宗的渐修和顿悟，是互为一体的，缺一不可，渐修而至顿悟，顿悟而须渐修。

曾子在《大学》中开宗明义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尊德性”，“在亲民”就是“道问学”，把内心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付诸实践，深入到群众中去，真实做到亲民爱民，这才是“道问学”的真实含义。比如在解决群众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会面临许多问题，发生许多困难，这都需要从多问、多学、多引导中去逐步解决。

因此朱熹理学与陆象山的心学，仍然是各执一端，没有达到圆满中庸的境界。但从时代对文化修养的需求来说，陆象山的心学，仍是禅宗末流的继续。而朱熹的理学，从脚踏实地“格物”起步，补救了做学问狂妄的流弊，得到了当时社会的认可。

从而朱熹理学自南宋渐成主流文化，开始了长达三百年的主导地位。

而朱熹理学对上虞文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到一个家族的命运与变迁。

（待续）

开心阁主人

二、朱熹理学的形成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县成外毓秀峰下的郑氏宅中。父朱松，徽州婺源人。母祝氏，徽州大族祝确之女。父母为新生儿取小名沈郎，字季延。

朱熹出生不到半年，就逢金兵入侵的战乱，父母抱怀逃难于龙爬、长溪、福州等地。一年后战乱平息，返回家乡。父携全家赴泉州石井任监税小官。

朱熹五岁在尤溪塾馆启蒙，八岁读《孝经》，九岁读《论语》、《孟子》，十二岁在建瓯环溪精舍攻读《四书》，十三岁攻读《五经》。随父赴福州会见文士诗友，学习赋诗作文。

朱熹十四岁，不幸父亲病故，临终托孤崇安五夫刘子羽，被收为义子。朱熹随母及妹来到崇安五夫，定居潭溪之畔。在刘氏所创的屏山书院受学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读书数年，恩师刘子翚为朱熹起字“元晦”，并教他“不远复”的修养方法。

十九岁的朱熹，春天，与先生刘勉之的女儿刘清四成婚。四月，殿试获进士出身。可谓青年才俊，双喜临门。

二十岁的朱熹，思想较前有了变化，从记诵死读转向融会贯通，从只读几家之书到读百家之书，扩大了阅读面，成为其为学的一大转折点。

次年春天，朱熹以新科进士身份首次回婺源、歙县省墓。遍访亲友，谈诗论赋，收受弟子，扩大传播自己的影响。回闽途中，拜访儒、佛、道各家人士。

不久，朝廷授朱熹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待次。

二十二岁的朱熹，开始迷恋佛老，向道谦问禅。偶读道家书，遂对道家产生浓厚兴趣。得周敦颐《太极图解》。

二十四岁的朱熹，夏天赴泉州南下，沿途访学各大家。拜谒李侗，始有“逃禅归儒”之初想。秋天，到同安任县主簿兼主县学，开始仕途生涯。

期间，朱熹沉迷于佛老，同时又怀疑佛老。

朱熹以忠君爱民为己任，积极上书整顿版籍和整顿赋税，毫无结果。忠君与爱民的矛盾冲突令朱熹痛苦不堪，遂产生归居田园之念。

主讲县学的朱熹，认为理学才是拯救南宋衰世的唯一出路，将精力放在县学教育上。三十三篇《策问》的最后一篇，成为其“逃禅归儒”起点。

朱熹任满，归崇安五夫。复拜见李侗，得其“理一分殊”的真谛。

三十一岁的朱熹，再次在延平与李侗相见，李侗只教其看圣贤言语，以达到体用无间的洒然融释。

朱熹忽有所悟，兴奋得提笔写了一首《春日》诗：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表达了自己学有所悟的喜悦心情。

从此，朱熹境界提升，出入百家，借鉴佛、道，正式确立传播理学的坚定信念，开始讲学授徒，著书立说。

朱熹以悟道的境界付诸诗篇，又写有《观书有感》二首。南怀瑾先生对其作了高度评价：

“宋朝的朱熹中年有首诗讲悟道境界很好：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从禅宗来看，理学家朱熹是破了初关，有没有破重关是另一问题。他的另一首诗：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也是悟道境界，你们打坐不是念头去不了就是昏沉，向来枉费推移力，像一艘巨舰搁在浅滩，推也推不动。一下悟道，不用你去推了，轻如毫毛，就是此日中流自在行。 宋明理学家是儒家中的律宗，讲究律行，大家可不要轻视，不要有门户之见；而老庄则有如禅宗，讲解脱。《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是佛才有的胸襟，不问他是哪一教派，凡是有所得的，都入圣贤之流。”

南怀瑾先生贯通儒、佛、道三教，一生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对中传统文化的整理和发扬，作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朱熹的理学不圆满，留有缺陷。但从朱熹的初心来说，是为了振兴儒学，挽救南宋文恬武嬉的风气，激励文人严以律己，正以持身。

因此，南怀瑾在评价宋明理学时说：

“无论理学家学术思想之造诣如何，其一己之律己持躬，大都淡泊自甘，不求温饱，善恶之际，辨别尤严，岩岩行履，深有合于佛家之大乘行道，或同于比丘之戒律精严者，此皆足资矜式。宋末如文天祥，虽未标于理学之门，然观其所作《正气歌》，足为其人格之崇高代表，从容就义，殉道以终，非学究天人之际者，其孰能之？明代如王阳明之功业彪炳史册；此外，如李二曲、黄宗羲、顾炎武辈，其学养多从理学中陶冶而来，以成其充实光辉之美；故理学之陶钧万类，鼓铸群伦，其功实不可没。”

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

为此，在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的人物传中，特设“理学”一类。

为什么要“志理学”？

上虞志对具有清廉风范的理学之士作了高度评价：

“夫理学之士，显为功业，抒为文章，挺为节义，盖一以贯之者。而专门独盛，则宋濂（周敦颐，居濂溪）、洛（程颐、程颢，居洛阳）、关（张载，居关中）、闽（朱熹，讲学闽中）始也。虞自紫阳（朱熹）先生弭节讲学于斯，动以年岁，一时师友渐磨，而渊源其绪者，殆不乏人。可无标举以存铎响（教化之声）乎！”

而宋朝上虞理学的领军人物，即是：

“潘畤，字德鄜。世家金华。少养于叔父待制默成（潘良贵，号默成，金华人，授秘书郎。），与庄简李光为道义交，故庄简以女妻之，因家上虞。畤端方温雅，学问气节为一时冠。主袁州分宜簿，监两浙运司船场，改知兴化军，以治才称，历浙西提举。（入名宦祠，治绩见《杭州府志》。）后为广州经略，湖南安抚，寻除郎中，改直显谟阁。

方庄简为秦桧所排，投弃岭海，畤毅然相其家事，始终如一。为监司师臣，风采振扬。文章政事，篆隶楷法，皆极其妙。年六十余卒。元至正间，祀乡贤。

长子友端，由进士为太常博士，从张栻游。次子友恭，为江淮宣抚干官。畤建月林书院，延朱熹相与讲明性命之学，并以文学著。”

（待续）

开心阁主人

三、朱熹在上虞讲学

朱熹与浙江最为投缘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金华，一个是上虞。

朱熹与金华吕祖谦（号东莱）、张栻（号南轩）合称“东南三贤”。朱熹命长子朱塾赴金华受教吕祖谦，居潘氏馆舍，可见朱熹对吕祖谦学问的尊重。朱塾在金华与潘氏结婚，可见朱熹父子与金华的因缘。

而上虞的潘氏即来自金华，朱熹与上虞的因缘，也因潘氏。

在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记载之前，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儒学副提举杨彝在《永泽书院碑记》中，就记录了朱熹在上虞讲学的故事：

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

“先生（朱熹）以宋淳熙辛丑（八年，1181）秋八月，拜提举浙东常平之命，其冬十二月，视事于西兴时，浙东大饥，绍兴为甚。先生举行荒政，条奏纤悉，其恤民之意至矣。

上虞，绍兴属邑，则其所与被者。邑人李庄简公之甥直显谟阁潘公畤，当时贤者，与先生相知深。二子友端、友恭皆及门受学。而其问答之详，造诣之密，见诸文集可考。邑人得于私淑，渊源有自来矣。

先生功德，彰彰在人耳目，而祠未有能兴者，岂非阙欤。今荣禄大夫、知江浙行枢密院事方公（方国珍），始建书院，而立先生之祠，意盖有在也。”

至正二十六年，处于元朝末年，其时群雄并起，方国珍割据浙东，保境安民。上虞属方国珍管辖范围，方国珍在上虞兴修水利，减轻赋税，与民休养生息，农业得到丰收，百姓感恩戴德。商议为方国珍立生祠，取名“泳泽”，焚香遥祝，以志不忘。

方国珍听闻此事，便对人说：“这是为政者理所当然应做的事，而何必这样烦劳百姓呢！”不图虚名的方国珍婉拒之。

但百姓仍恳请不已，方国珍才说：“如果一定要立的话，何不立书院。兴办教育，劝人为善，使你们子弟游学于严师益友之间，渐渐得到熏陶，变得情操高尚。回到家里，知道孝慈；出门在外，懂得礼让。读书明理，景仰前哲，使忠义之风永永不坠，不亦善乎！

而且我听说文公朱先生，以前曾持部使之节，来到上虞，救灾恤患，尝有德于上虞百姓。而诵读其诗书，成为有德达材者，亦复不绝于世。朱文公有功于斯文更大，其为泽更为久远啊！”

在淳熙八年八月，朱熹被任命为提举浙东常平。时浙东大饥，绍兴为甚，朱熹前来赈灾。上虞，是绍兴属县，受到朱熹荒政的救护，活人众多。

更值得一提的是，上虞李庄简公（李光）的女婿——直显谟阁潘畤，是当时的贤者，与朱熹相知颇深。而潘畤二子潘友端、潘友恭皆为朱文公学生，及门受学。师生常两地书信往来，而其问答之详，造诣之密，见诸文集可考。而此时朱文公亲临上虞，得以面授学问，此是情理中事。

此情此景，让人可以想见，朱文公在五夫静夜的月林堂中，与潘友端、潘友恭秉烛长谈；或在清风峡上，为学生指示演说。

潘友端和潘友恭兄弟，不负所望，后来皆学有所成，潘友端考中进士，为太学博士。在上虞学上虞，传播理学，激励后进。潘友恭受朱文公推荐，出而为官，清正廉明。风气所及，上虞学生得于私淑朱文公，渊源由此而来呀！

朱文公对上虞文化的功德，彰彰在人耳目，而纪念朱文公的祠一直未能够建立，此岂非上虞文化界的缺憾？

现在方国珍在创建书院之初，就决定建立朱文公祠，原来早就有传承文化的愿望啊！

从杨彝的记录来看，朱熹到上虞赈灾，并传播文化，是一件上虞文化界的大事，应该设立朱熹纪念馆，值得浓墨重书一笔！

（待续）

开心阁主人

四、朱熹在南康任上

朱熹不但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且是一位践行理学、执政为民的清官。朱熹一生为政的时间并不长，因此要研究朱熹为政的理念，他在南康的为政经历，是值得参考的资料。

在来浙东之前，朱熹在江西南康担任三年主官。在淳熙五年（1178），四十九岁的朱熹，得到宰相史浩的起用。有人提议应先让朱熹在外地基层煅炼，于是任朱熹知南康军。

南康是一个土地贫瘠，人民稀少，役烦税重的地方，朱熹为了解决百姓脱贫和提高人民素质，经济和文化并重，首先采取了三条措施：

“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烦税重，求所以宽恤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陈。”

南康郡土地贫瘠，人民稀少，税役烦重，为解决百姓脱贫和为政宽恤的方法，朱熹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请士人、父老、僧道、平民有能知道利病根源之所在的，有好的解决办法，都提供上来。

“二、俾士人、乡人父老岁时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笃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

解决温饱是第一步，提升百姓修养、和睦家庭乡邻是第二步，朱熹让文人学士、乡人父老在岁时集会，在乡村文化礼堂开展道德讲座，教育诫勉下一代年轻人，使他们提高修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忠义守信。不但“笃厚亲族，和睦乡邻”，而且能够“有无相通，患难相恤”，济困扶危，爱心帮助。从而形成美好的乡村风俗。

“三、俾乡党父老，各推择其子弟之有志于学者，遣诣学宫。以暇时，与教官同共讲说经旨，以诱掖之，庶长材秀民，为时而出。先生每四五日一诣学宫，为诸生讲说，亹亹不倦。郡之有贤德者，礼之以为学职，士风翕然丕变。”

除了乡村过年集会文化讲座，朱熹还开展乡村教育，让愿意学习的青少年，到学校读书。朱熹自己公务余闲时，与教官一道为学生们讲说诗书等五经大义，以引导学生奋发向上，成为社会有用之材，接受国家的选拔。

朱熹每隔四五天来到学校，为所有学生讲说，娓娓不倦。南康郡中的贤德之人，朱熹上门礼请为教师，请他们教育学生。

朱熹在任三年，从而改变了南康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士民风气翕然而变。

朱熹在南康时遭遇旱灾，他大修荒政，赈灾有功，获得朝廷的赞赏。且适逢浙东大饥，于是被派往浙东赈灾。

（待续）

开心阁主人

五、朱熹在南康修筑沿江石堤

赈救灾荒之策，除了放米施粥，减免赋税，发放救济金，通过启动基建项目，既可增加就业，让饥民劳有所获，又能完成地方民生工程，不失为一举两得的救灾方案。

朱熹在南康军时，遭遇旱灾，在九月秋收无望的情况下，即向朝廷申请修筑沿江石堤。南康军边临大江，原有石砌堤寨，围住水湾，可停泊舟船，避免风浪侵袭。但自南宋高宗之后，南康经济贫乏，石堤年久失修，寨内沙土填塞，来往舟船停泊江心，每遇大风鼓浪，船覆人溺，难以救援，损失公私财物，不可估量。

朱熹上奏札曰：“边临大江，旧有石砌堤寨，堰住西湾水汊，藏泊舟船，每岁钱粮纲运并啇榷舟船，俱于寨内注泊。虽值风涛，亦免沉溺，公私两便。

自绍兴（1131-1162）以来，不暇开修，逐年风浪，砌石损动，寨内沙土填塞。重载舟船，不免于石寨外江心排泊，每有大风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抛失官私钱物，不可胜计。

今缘本（南康）军旱伤（伤于干旱），细民（贫民）缺食。准绍兴年令：‘灾伤州县，可以募人兴工者，预行检计工料奏闻。’本军巳委官检计合用工料，具申转运使衙，取拨窠名钱米，雇募人工修葺。使饥民就役，不致缺食，而公私舟船得免沉溺之患。”

朱熹的理学应用到社会，就是走亲民路线，以关注民生为要务，与孟子“民为贵”的思想是一致的。

朱熹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国家）亦为民而立，而君（领导人）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

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在灾年兴修基建工程，是古代救灾的传统方略，可以通过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具有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的作用，至今一直在延用。

虽然朱熹在南康的为政，与上虞无关紧要，但通过了解朱熹在南康的为政经历，可以让人想见朱熹的为人与一以贯之的为政之道。

（待续）

开心阁主人

六、朱熹的为官经历

朱熹青年才俊，19岁考中进士，22岁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薄，待次。24岁任同安县主簿兼主县学，开始仕途生涯。3年任满，朱熹赋闲崇安五夫，居家奉祠领半䘵。

其间著书立说，访学论辩。在38岁岁末，朝廷授朱熹枢密院编修，待次。39岁夏天，家乡崇安水灾，朱熹协助政府组织救灾，建议创立“五夫社仓”，推行“社仓法”，以拯救灾年百姓。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朱熹41岁，在建阳县马伏天湖之南，创建“寒泉精舍”，这是朱熹创建的第一个书院。46岁秋天，朱熹在建阳县崇泰里云谷山庐峰之巅创建“云谷晦庵草堂”，这是朱熹创建的第二所书院。

47岁，朱熹差管武夷山冲佑观，仍然奉祠。49岁秋天，宰相史浩必欲起用朱熹，任知江西南康军（今星子县）。期间修复“白鹿洞书院”，任洞主，亲自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

淳熙八年（1181）八月，朱熹52岁，提任浙东提举茶盐公事。十一月，正式赴任浙东提举，主持浙东赈灾。期间弹劾贪官污吏，以六劾唐仲友而得罪宰相王淮。

次年九月，53岁的朱熹辞职回归崇安五夫。

54岁，朱熹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观，归居武夷，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创建“武夷精舍”（今武夷书院），开始了授徒讲学的生活，这是朱熹创建的第三所书院。

其间与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进入高潮，与吕祖俭及众多浙学学者展开广泛的学术论战，并与陆九渊心学及其他学术流派论辩。

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59岁，赴都城临安延和殿面奏宋孝宗，并上呈奏疏。

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新皇登基，61岁的朱熹被再次起用，知漳州，朱熹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次年，朱熹离漳州任北回，居建阳考亭。

绍熙五年（1194），朱熹65岁，任湖南安抚使，知漳州。重修“岳麓书院”，为扩大书院的规模，又重修了“湘西精舍”。不久任光宗皇帝的老师，仅46天，因直言批评皇帝，被逐出宫门，回到建阳考亭。

朱熹创建竹林精舍，后又将“竹林精舍”改为“沧州精舍”，这是朱熹创的第四所书院。宋理宗时，正式赐额改为“考亭书院”。

朱熹制定的沧州精舍规仪，学生潘友端受父月林公潘畤之命，抄录沧洲精舍朱子规仪，列于“月林书院”两壁，成为上虞月林书院的学规。潘友端在上虞讲授理学，与朱熹讲学遥相呼应。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新皇登基，66岁的朱熹被再一次起用，任秘阁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这一年“庆元党禁”开始。

二年后，68岁的朱熹落职罢祠，被列入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秋间，朱熹避居于崇安五夫，沧州精舍一度荒凉冷落。

同时，上虞五夫的潘氏家族，因为潘友端、潘友恭、潘履孙是朱熹的学生，又在月林书院讲授理学。为免避不测之祸，在钱塘令潘升孙（潘友端子）的带领下，举族从五夫迁到了崧厦海边，月林书院也一时荒凉下来。待党禁稍驰，潘友端、潘友恭兄弟移建月林书院于崧厦潘韩村，继续在崧厦讲学。

70岁的朱熹，朝廷准以朝奉大夫致仕。71岁春末，朱熹病逝于建阳考亭沧州精舍。有来自各地的近千人送葬，诗人陆游与词人辛弃疾为作文哭祭。

（待续）

七、朱熹的执政为民

朱熹在同安做了三年主簿之后，就一直奉祠赋闲，被搁置了二十余年。直到四十九岁那年，史浩为宰相，认为朱熹有才学，有能力，一定要起用朱熹，才任朱熹知南康军。

史浩（1106—1194），字直翁，号真隐。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进士，由温州教授除太学正，升为国子博士。他向宋高宗建议立太子，以此受知于朝廷。宋孝宗即位时，授参知政事。

淳熙五年（1178），史浩复为右丞相。宋孝宗说：“自叶衡罢免，丞相一职一直空着，等你很长久了。”

史浩上奏说：“承蒙皇上恩惠，得以再任丞相，臣一定要尽力维持公道，使朝廷没有朋党这种弊端。”

宋孝宗说：“宰相岂当有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

史浩坦言真诚，出任右丞相后，急于进贤如初。录用贤士，三请朱熹，重用杨简、陆九渊等十五名江浙名士，士林为之一振。

据《朱子年谱》：“五年戊戌（1178），四十九岁。秋八月，差知南康军，辞。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处以外郡，于是差权发遣南康军事，兼管内劝农事。”

朱熹固执起来，再三请祠，不愿赴任就职。秋去春来，到了次年正月，吕祖谦（号东莱）、张栻（号南轩）来信劝告朱熹，君子虽讲究出处，但也要把握机遇，知道进退。

张栻劝朱熹不要太过固执，如果一味拒绝，则上层人士就会说：“贤者不肯为用”，这对国家政治大局也是有害的。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张栻的劝告是对的。读书人对于学问的孜孜以求，就是为有朝一日能为国家作出贡献，能造福人民。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现在“兼善天下”的机会来了，怎么还要推辞呢！

“六年已亥（1179），五十岁。春正月，复请祠。二十五日启行，候命于铅山。东莱屡书勉行，南轩亦谓：‘须一出为善。虽去就出处，素有定论。然更须斟酌消息，勿至己甚。苟一向固拒，则上之人谓：‘贤者不肯为用’，于大体却有害也。’先生至是，始有行意。二十五日离家，行至信州铅山候命，寓止崇寿僧舍。”

朱熹与吕祖谦、张栻是理学同道，是志趣相投的朋友，合称“东南三贤”。朱熹接受朋友的劝导，离家赴任。

《朱子年谱》

朱熹到了南康县，就开展了一系列的亲民政策，如“六月请减星子县税钱”，“夏四月申减属县木炭钱”，“八月严别藉异财之令”，锄去一二乱政，减少了民间诉讼。

“别籍异财”，就是分家分财产，这在古代看来，是不孝，是违法行为。在 《唐律·户婚》中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古代是大家庭，是农业社会，全靠男耕女织生活，祖父母、父母养大了子孙，年纪大了，而子孙争着闹分家、分财产，置赡养祖父母、父母的责任义务于不顾。这时候国家法律就参与进来，要对不孝子孙进行三年劳动改造——“徒三年”。

朱熹对于南康治理的不完善，不隐瞒，不推却，实事就是，主动承担责任。“秋七月，以庶僚不合用，札子申省自劾。”“十月，申省自劾。申省状言：属县今秋有旱伤处，不惟失于检放，而催理旧欠过于严急，遂致人户流移。乞特与敷奏，早赐罢黜，以为远近牧守之戒。十二月，又以未蒙处分，复申省自劾。”

朱熹为政，严于法纪，对于奸豪侵民，挠法害政者，必惩治不少贷。

朱熹在离任南康之前，有一人跃马于市，践踏一小儿将死，朱熹闻讯拘禁之。次日，杖之谯楼下。偶有一相识者说：这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何苦辱之？

朱熹朗声回答：“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那人无言以对。

后朱熹罢职离任，诸公相饯于白鹿洞书院，朱熹极口为说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段。作为临行前对大家的勉励！

在《朱子年谱》中，总结朱熹在南康政绩时说：“先生治郡，视民如伤。至奸豪侵暴细民，挠法害政者，亦必绳治不少贷。尤以厚人伦、美教化为急务，风俗丕变。文学行义之士，彬彬出焉。”

（待续）

开心阁主人

八、朱熹授命浙东赈灾

朱熹在南康三年任满，以“修举荒政，民无流殍”，授直秘阁。这是升级任用，从地方官成为京官，这在人求之不得，而朱熹却三次推辞，这是为何？原来朱熹在南康救灾时，借助了民间救助的力量，发布了纳粟有赏的标准，并报请朝廷奏准。

朱熹理学，首先讲得就是“信义”二字，现在南康灾荒平息，自己因功升任，而南康慈善家的奖赏却未落实，承诺没有兑现。此时一走了之，既无信，也无义，那是欺骗别人往上爬，为朱熹所不齿。

据《朱文公行状》记载，秋七月，朱熹“除直秘阁，凡三辞，皆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难以先被恩命。”

到了八月，因为浙东发生饥荒，改变了朱熹的任命。据《朱子年谱》记载：“时浙东荐饥，宰相王淮荐先生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先生以上轸宸虑（帝王的思虑谋划），遂拜命不敢辞，即日单车就道。复以南康纳粟人未推赏，辞职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宰相处分公事的手谕文书）报南康纳粟赏行，遂受职名。”

朱熹的理学，讲究“义利之辨”，事关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义”。在国家、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面前，朱熹认为应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所以朱熹在接到浙东饥荒、前往赈灾的任命之后，灾情事关百姓生命，以大局为重，“遂拜命不敢辞，即日单车就道。”

朱熹这时候做了三件事，第一，马上组织人员，前往西兴采购粮食，准备启动赈灾。第二，因南康纳粟推赏事情未了，虽前往浙东赈灾，但要求辞去官职名分。第三，救灾事宜重大繁复，要求面见皇上奏事。

西兴在钱塘江南岸，是两浙门户，交通发达，地势险要，自古为“浙东首地，宁、绍、台之襟喉”。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在此筑城拒吴，称固陵。六朝时称西陵。吴越王钱镠以“陵”非吉语，改名“西兴”。

西兴是浙东运河的源头，运河全长250多公里，途经萧山、绍兴、上虞、余姚、宁波，在镇海城南注入东海。西兴万商云集，八方货物在此中转，所以朱熹选择在此筹粮。

朱熹在冬十一月，终于得以面见皇上，奏事延和殿。据《朱子年谱》记载：“先生去国二十年，既得见上，极陈灾异之由，与夫修德任人之说，上为动容竦听。因条陈救荒之策，并南康两事，共七札上之。”

朱熹已二十余年不在朝为官，既得面见宋孝宗，便把平生的治国理念倾泻而出，从天灾谈到人治，归根到底，修德用人十分重要。有些话其他大臣不敢讲，朱熹都率性讲了出来，宋孝宗为之动容，正色而听。

朱熹又把详细的救荒之策，以及南康有待完善的两事，共有七札呈上。

在宋孝宗给予朱熹一定的支持之后，十二月六日，朱熹视事于西兴，开始了浙东赈灾的历程。

（待续）

开心阁主人

九、推行朱熹社仓法

朱熹在浙江赈灾的经过，据《宋史·朱熹传》记载：

“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复以纳粟人未推赏，辞职名。纳粟赏行，遂受职名。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躅（juān，免除）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凑。

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

凡丁钱、役法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

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朱熹在接受任命后，立刻给其他州郡写信，召集米商，免除他们的商税。等朱熹来到西兴，运河中各地粮船如长龙聚集。

朱熹每日查访民情，到州县巡行考察，单车独行，不带随从，所到之地，人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郡县的官吏害怕他的严峻的作风，有的甚至弃官离去，辖区内风气肃然。

所有丁钱、役法之政，有不利于百姓的，全部清理而加以革除。朱熹在赈济灾荒之余，还按照实际进行规划，一定为百姓做长远的打算。

有人在朝廷毁谤朱熹，说他政务荒疏，宋孝宗对宰相王淮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宋孝宗赵昚（shèn），是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宋高宗赵构的养子。“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

宋孝宗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内政上，加强集权，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重视农业生产，百姓生活安康，史称“乾淳之治”。

宋孝宗认为朱熹是一位能吏，他否定对朱熹“疏于为政”的考评。宋孝宗对宰相王淮说：“朱熹的政事，却是很可观的！”

据《朱子年谱》记载，朱熹从西兴到了绍兴，本要求浙东郡县详细抄录受灾人员名单，以便及时赈济灾民。结果发现绍兴兵马都监贾祐之并无抄札，不按职责办事，无视灾民安危。

朱熹很气愤，速上弹劾奏本，恳请中央对于不忠职守的官员，要求施以重责、降级等处罚，作为其他官吏奉行赈济不虔之戒。

朱熹权力有限，不能越权处置，只能报请中央。如果不严肃处理，其他官吏不以为鉴，不认真救灾，就会造成饥民死亡，社会骚动。执政为民，严肃法纪，所以必须严肃处理。

《朱子年谱》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绍兴的朱熹接到好消息，中央下令全国推行“社仓法”。社仓法为朱熹首创，在朱熹奏事延和殿时，就请宋孝宗推行崇安社仓法。今奉旨颁行，是宋孝宗对朱熹“社仓法”的认同，是今后赈灾的有力举措，朱熹心系民生，怎么能不高兴！

朱熹在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创建了“五夫社仓”，又名“朱子社仓”，是一个民间公益性的粮仓。在崇安县五夫建成之后，朱熹制定了“社仓法”，作为管理社仓的规范。 朱熹建社仓，起因是三年前的春夏之交，闽北建阳、崇安、浦城一带因灾情十分严重，年成荒馑，饥民骚动。

朱熹当时在五夫屏山居里祠禄养亲。崇安知县诸葛廷瑞知朱熹之贤，诚邀他会同乡耆刘如愚共商乡里之救灾赈粜善举。

朱熹力劝里中豪富，发家中存粟，以平价赈济灾民；同时上书建宁知府徐嘉，请求发放常平粮仓（官仓）的存粮以应救灾急需，灾情遂得缓解。

次年，朱熹慈母仙逝。在家守制的三年内，他又先后上书给继任建宁知府的王淮、沈度，请予五夫建仓，他写给王淮的信中说：

“天有不测之风云，今灾解，不可不料后复有前之事。粟偿之后，山民无益存之积，青黄不接之时，又要加倍息借贷于豪富。况官粟存仓，为法甚密，远水解不得近火，请予五夫建仓留赈，每年一赈一偿，又能易新以藏，实为一举二得之举。”

朱熹在给沈度的信中写道：“请仿古法为社仓以储之，不过出捐一岁之息，宜可办”。沈度急公好义，捐钱六万助建社仓。

社仓存储粮食，春夏青黄不接之时，按需赈放，冬秋偿清存放。变官仓（常平仓）赈粜为民仓（社仓）赈济，于民大为有利。

朱熹写记勒碑以志其事。竣工之日，朱熹即兴在仓壁上题诗一首：

“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

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

借以劝戒管理人员。诗中体现了“度量无私”的理学思想，同时也批驳了食古不化的迷道思想。

“剖斗除衡”的典故，出自唐韩愈的《原道》，有人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韩愈反对此说，认为太迂腐了，时代在变化，现代不是古代，不是人人都诚实守信的。

如果劈破了斗斛，解除了衡器，没有称量标准，如何做得公平公正呢？

“剖斗除衡付一空”，没有规范的法制，谈治理是一句空话！

据《朱子年谱》记载：“初奏事延和殿，请推行崇安社仓法于诸郡。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颁行。”

朱熹社仓法在全国推广实施，绍兴、上虞必然会依旨奉行。

在淳熙八年（1182）年底接到指示，如果利用原有房屋进行改造，在淳熙九年或许可以创办成功。如果是择地新建，则需要二三年时间。

（待续）

开心阁主人

十、朱熹在上虞五夫过年

朱熹在十二月六日，从萧山西兴运河出发，不数日到了绍兴，立即运米上岸，布置赈济灾民。

朱熹在检查绍兴灾民登记情况时，发现兵马都监贾祐之居然没有登记。这种置灾民生死于不顾的渎职行为，令朱熹十分气愤，他立即上奏弹劾，要求严肃处理。

过了半月，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朝廷下诏在诸郡推行朱熹的社仓法。朱熹奉旨向诸郡颁行社仓法，不仅助力浙东赈灾，而且为长久救助之计。

宋时浙东路的绍兴府，下辖会稽、山阴、嵊县、诸暨、上虞、余姚、萧山、新昌。 朱熹在绍兴快速处理完两桩公事，其时已近岁末。门外虽寒风凌厉，但街上却是年味日浓。

上虞是绍兴的属县，现在灾情如何？关心民生的朱熹，喜欢微服出行，考察民情，毅然孤身穿行在寒风之中。 上虞五夫的潘友端、潘友恭兄弟，聪明好学，端庄正直，是朱熹的得意门生。

朱熹独自来上虞巡视，公事之余，便与学生潘友端、潘友恭相见。这辞旧新的除夕之夜，注定要在五夫的月林堂上一起守岁了。

其间师生之间的畅叙与学问交流，自然是一言难尽。

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

据杨彝《泳泽书院碑记》记载：“上虞，绍兴属邑，则其（朱熹）所与被者，邑人李庄简公（李光）之甥（婿）直显谟阁潘公畤，当时贤者，与先生（朱熹）相知深。二子友端、友恭皆及门受学，而其问答之详，造诣之密，见诸文集可考。邑人得于私淑，渊源有自来矣。”

朱熹与李光之婿潘畤是道义之交，相知颇深。朱熹来上虞与潘友端、潘友恭兄弟相见，因为潘畤“二子友端、友恭皆及门受学”，是朱熹的学生，不但是师生的情义，而且更在于学问的传授。

而且在以后异地的岁月里，师生之间通过书信教授，“其问答之详，造诣之密”，都收集在潘友端的《与朱子问答》与潘友恭的《四书经义问答》中。

书信往来而能收集成书，可见师生探讨学问之频繁。

朱熹在浙东赈灾，巡查绍兴府下属许多州县，其中两次巡绍兴，上虞离绍兴比较近。朱熹第一次到上虞，可能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而且就在五夫月林堂过的年。

杨彝的职务是儒学副提举。儒学提举司，是元代设置的教育机构，掌管地方儒学。设于各行省所在地，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等事，并考校呈进著述。设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提举秩从五品，副提举秩从七品。儒学副提举相当于现在省教育厅副厅长。

杨彝对于方国珍在上虞书院设立朱熹纪念馆抱支持态度，他说：“圣人之道，自孟子殁而失其传，至濂（周敦颐，居濂溪）、洛（程颐、程颢，居洛阳）诸儒始倡明之。然不再传，而异说并兴，学士大夫反从而惑焉。新安朱（熹）先生起而麾之，绍隆道统，折衷群言以觉后学，至今赖之。”况且，上虞曾是昔朱熹所按抚巡历之地，功德在人，今立祠纪念之，宜也。

杨彝从朱熹对上虞文化、政治两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朱熹对上虞人民是具有功德，立祠纪念是适宜的。

据《上虞县志》记载，朱熹曾在西溪湖边上悠然著书讲学，但从朱熹赈灾紧迫的节奏来看，朱熹在西溪湖边上讲学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也无西溪湖边谁是朱熹学生的记录。而静心著书更无可能，因为朱熹赈灾来去匆匆。

很显然，后人因为朱熹的纪念堂设立在西溪湖边的泳泽书院，就以为朱熹在西溪湖边上讲学了，这是误读了杨彝碑记。 朱熹的浙东赈灾，范围很广，困难很大，事情千头万绪。朱熹为赈灾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个理学家坚持正义的道德和爱国爱民的深厚情怀。

过完年不久，淳熙九年壬寅（1182），朱熹五十三岁。春正月，又开始巡历绍兴府属县，及属浙东的婺州（wù，金华）、衢州。

下面朱熹又会遇到什么问题？

（待续）

开心阁主人

十一、朱熹赈灾有计划

古人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豫，是预先谋划，事前准备，不是临阵磨枪，仓促应对。朱熹有南康的赈灾经验，从实践中总结出理论。

朱熹在《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中说：“自古救荒只有两说，第一是感召和气，以致丰穰；其次只有储蓄之计。若待他饥时理会，更有何策？东边遣使去赈济，西边遣使去赈济，只讨得逐州几个紫绫册子来，某处己如何措置，某处已如何经画，元无实惠及民。”

“感召和气”，是古代“天人感应”的传统思想，社会和睦融洽，“和气致祥”，天地会变得风调雨顺。即使有灾难，也能通过上下齐心的努力，得到改善，安然渡过。反之，“乖气致异”，上下异心，离心离德，社会就会出现反常，甚至动荡。

所以在救灾过程中，基层官员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不为饥民着想，甚至借灾难发财，就会对饥民雪上加霜，造成人为的灾难。

朱熹说自古以来，救荒只有两种办法，第一是爱护农民，上下一心，共同努力，以达到农业的丰收。其次只有靠预先储蓄粮食，在各地推行社仓法，可以进行民间自救。

如果不能做到这二条，等到饥荒来时，手忙脚乱，有什么办法？东边受灾，东边遣使去赈济；西边受灾，西边遣使去赈济。结果，朝廷只讨得各州几个紫绫制作的册子，里面写着某处已如何措置，某处已如何设法，只不过以公文形式走过场，对百姓毫无实际惠及民生。

朱熹批判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直是古今官场的陋习。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科举制度的弊端，读书做官、光宗耀祖思想的浸透，造成一部分读书为做官而读书，缺乏为人民服务思想。提拔官员的途径，只重视课题考试，而缺少德能人才的其他任用通道，造成有能力的人才，不一定被任用；任用的官员，不一定有能力。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官员长期坐在官衙，脱离群众，缺乏对基层的了解。

就象朱熹赈灾初到绍兴，就发现兵马都监贾祐之无视饥民生死，没有认真登记灾民人数。

具体情况是，朱熹到绍兴时，已在十二月，时间急促，已无其他筹划办法。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录绍兴城下会稽、山阴两县饥民的名单，兵马都监贾祐之不加留意，只抄得四万来人。而外县抄录的饥民名单却比会稽、山阴多。

会稽、山阴是大县，这显然不合情理。朱熹发现问题，便托石天民重抄，抄得饥民人数八万人。很显然通判贾祐之工作不认真，遗漏了急需赈济的绍兴四万饥民哪！

朱熹觉得奇怪！会稽、山阴两县范围很广，要深入到各个乡村，一个人短时间内能走得过来吗？通判贾祐之叹苦完不成的工作，石天民怎么就快速完成了呢？

朱熹就问石天民，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石天民说：“这很容易！只要把各乡村的大保长集中起来，关在一个寺中。令他们供出自己保中的贫民名单，大保长们无不心中知数，一日之中，便把所有贫困家庭的人员名单抄录好了。”

有能力的人，就是会办事。不但事情办得好又快又好，而且还省力。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

饥民人数摸清之后，再根据家庭贫困情况，分成等级分发救济粮。“其初令画地图，量道里远近，就僧寺及庄宇置粜米所，于门首置木窗，关防再入之人。”

有人对朱熹说：“浙东老百姓在歌颂先生赈灾之德啊！”

朱熹不以功自居，谦虚地说：“我接到任命到浙东时，各州县都已经有救灾措施了，也有赖朝廷关心民生，及时推出各项赈灾政策，使我得以为国家效力，我其实是属于有名而无实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