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夏盖湖田农民暴动始末探略

开心阁主人

上虞夏盖湖田农民暴动始末探略

夏军波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时期，全国各地民变迭起，浙江尤为突出，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发生在上虞的夏盖湖田农民暴动就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例子，并被改编成为绍剧《闹东湖》而广泛流传，影响深远。但是关于这次暴动的始末，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文献记载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就笔者资料所及，对上虞夏盖湖田农民暴动始末最早的记载是曾寿昌、陈永钊先生撰写的《上虞夏盖湖农民的反霸武装暴动》，刊于1963年《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这个资料先后被1997年出版的《绍兴市志》和2008年出版的《绍兴史纲》所引用，并认为此次农民运动是受到了辛亥革命的影响。笔者早年初涉文史，对史料审慎不严，也采信了这个资料，致使以讹传讹，至今想来心中不安。

由于原文篇幅较长，且带有强烈的政治阶级斗争色彩，故笔者引用《绍兴史纲》的记载，原文如下：

“1914年，上虞县夏盖湖一带早稻减产70%以上，地主催租急如星火。农民要求地主减免本年田租，一致推选陆阿福等5人为代表，到崧厦镇上与大地主俞怡园、俞阿勉、何秀川、邵仙槎等谈判。地主辱骂并指使爪牙驱赶陆阿福等人。接着，地主们组织了大批打手，对农民强行征收谷租。

在地主的逼迫下，陆阿福召集南湖、北湖农民约2000余人，拿起武器同地主斗争。大家一响百应，手持铁耙，锄头，臂缠稻草，分成两路，各1000余人，向崧厦进军：一路由陆阿福亲自率领从南湖出发，一路从北湖南下，约定在距崧厦6里许的丁家埠湖口寺前会师。

潭头地主代表邵仙槎，在寺前和沿海一带雇佣了打手与农民武装对阵，气势甚是凶狠。其时由陆阿福率领的农民军正开抵距崧厦5里许的华泽口武陵桥畔，两队相遇，隔桥对阵。地主打手意图先发制人，陆阿福于是奋不顾身，手持锄头，指挥队伍前进。双方在桥上耕棒交加，杀声震天。北湖农民武装队伍闻讯急回师赶来增援，从后面攻击地主打手。此时，陆阿福身受重伤，仍发誓直捣崧厦，活捉地主。地主打手一见形势不妙，遂四散溃逃，南北两路农民会师，安顿好伤员后，杀奔崧厦。

俞怡园、俞阿勉、何秀川与邵仙槎等地主得悉打败的消息，惊惶万状，乃乞求于驻崧厦的自卫团，用武力镇压农民暴动。自卫团在崧厦街东市东庵湖一带与农民武装相遇。俞怡园等也前往督阵，并密令自卫团班长阿四开枪示威。陆阿福率领的农民武装不仅没有吓倒，反而声势更盛，一拥而上，冲入自卫团中，猛打猛杀。自卫团见势不妙，回身就逃。农民队伍迅速追击，冲入崧厦镇。在崧城庙内暂行驻扎，挑选身强力壮的农民包围顾家弄，将俞阿勉活捉，并捆绑关稻桶中，同他谈判减轻租谷。地主们在农民的强大威力上，不得不作出让步，允许该地农民今后缴租七五折为基础，遇有荒歉，再行协商减免。

上虞夏盖湖农民反霸斗争的胜利，显示了农民群众武装斗争的强大威力，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地主。”

同样，1989年出版的《上虞县民政志》（以下简称《民政志》）也将上虞夏盖湖田农民暴动视为全县农民运动的开端而记入史册，原文记载如下：

“1922年6月17日，台风过境，南北湖（含今南湖、禹峰、联丰等乡）大片成熟待收的早稻遭灾减产，有10户农民40余间房屋被风刮倒。农民陆阿法、陈高升、陈海瑞、张友潮、潘小毛等在当地小学教师李光德、潘少文发动下，派代表去崧厦叫地主踏看灾情，议租减息，遭拒绝。两湖农民以陈海瑞、陈高升为首学习肖山县衙前农民运动，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发动16岁~50岁男丁，见丁出发共一千余人，由长辈带领，手执香火，五更鸣锣，一起到县请愿，要求县知事下乡踏看灾情，评畈减免，划丘议租。县知事口头答应10天后下乡，但到“处暑”不见人到，农民在半湖庙（今联丰乡上湖头）开会，宣布成立农民协会，并通知割稻，今后缴租一律由农会统一评定。

秋收后，崧厦地主俞鹤亭等偕县知事南湖踏看灾情，同时雇流氓打手300余人，携带河叉、坑铣、木棍等武器，欲乘机捕捉农民领袖陈高升、陆阿法等人。地主打手到施家堰十都桥与迎接县知事的农民队伍发生冲突，县知事临场逃走，地主打手因不敌也向崧厦方向溃逃，农民队伍追至跨湖桥头被县自卫队枪击阻回。混战中农民陆秀章被县自卫队开枪打死，地主俞锦爷被农民捉住，关在稻桶内。

事后，农民协会又组织两湖农民一千余人，去崧厦找地主俞鹤亭评理。俞出钱买通绍兴军阀王国治部60余人，扩大地主团防，在安东渡地方与农民队伍再次发生冲突。地主团防头子俞夫庭喝令开枪，当场打死雇农一人，打伤多人，农民队伍被迫后退。接着地主仗势捉拿农会领导人，对参加农民运动的农户抽田转租，并趁机升田升租。

这次斗争是湖田农民第一次流血斗争，也是全县农民运动的开端。这次斗争，虽然遭到失败，但为以后农民运动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笔者后又收集到崧厦已故俞永昌先生于1984年撰写的《虞北农民运动——闹东湖》手稿，文中将上虞夏盖湖区域称为东湖，并认为由南、北、上、下四湖组成，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且故事情节有大量演义成份，其内容依据是否来自民国年间绍剧《闹东湖》剧本，今已无从查考，由于原文较长，大意如下：

“宣统二年（1910）夏，浙江沿海地区遗受台风侵袭，上虞东湖（南、北、上下四湖）五万多亩早稻被淹，农民数百到县衙告灾请愿，要求减租，被知县搪塞打发。数日后，待内涝稍退，知县派粮吏至施家堰，会同地主代表到东湖察看，议定租谷，结果地主代表与农民双方因争执未果，不欢而散。

早稻收割后，地主派人下乡催租，农民以不肯减租为由抗交租谷，地主扬言以不交粗谷作弃田论处，从而激起民变。地主在知县的授意下雇佣了乌盆的拳头帮、崧厦的耙棒会、袋头帮等百余人，前往东湖，企图用武力镇压。农民陆阿法闻讯，手执铣钗，独守武陵桥，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打伤。接着又有农民顾宝年、俞秋庭等人与被前来增援的农民武装所汇合，将打手击退。

农民武装1000余人趁胜追击，向崧厦镇进发。在东庵桥与设法阻拦的粮子（吃军饷的兵）发生冲突，粮子开枪打死农民一人，打伤数人。农民武装被迫暂时撤退，决定重整旗鼓，为死难者报仇。

为缓和紧张局势，地主们邀请小越陈春澜先生来崧调停，双方派代表商谈，最终以抚恤死难者，减免租谷告终。”

综上所述，关于上虞夏盖湖田农民暴动的发生时间、起始经过、主要人物等出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版本，却人名、地名都有错讹。如俞怡园，名士麐，又字以玄，号锷廷，是清末民国时期上虞一位著名的大乡绅，对于地方公益事业建树颇多。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联合潘炳南、金卧云等人奏请改筑后郭石塘1141丈，并身董其役；光绪末年，又与严曾铨、连保谦等捐资创办“时术小学堂”（今崧厦镇小前身）；民国10年（1921）冬，任塘工工程主任，历时四载，修筑崧厦吕家埠等地石塘1125丈；民国18年（1929），出资与经亭颐等人筹建大同医院。一生义行不胜枚举，在上虞资望极高。而曾寿昌先生的文中（以下简称曾文）误作俞岳庭，《民政志》误作俞鹤亭；崧厦东庵涂，曾文误作东庵湖；《民政志》误作安东渡。

分析上述三则史料，令人疑窦丛生。除时间不同外，如暴动为首者，曾文称为陆阿福，而《民政志》和俞永昌先生文中（以下简称俞文）则都称为陆阿法，这与笔者在崧厦陆家村的采访相吻合。但是从《民政志》记载的其他几位人员名单来看，显然又将此次农民暴动与民国20年（1931）以张有潮等人为主的由夏盖湖田农民协会领导的暴动混为一谈。曾文称被农民活捉者为俞阿勉，《民政志》则为俞锦爷，而俞文中只字未提俞氏诸人，或出于同宗，为尊者讳。

同时，《民政志》又称这次农民暴动是受到了当地小学教师李光德、潘少文的发动。李光德其人不详，而潘少文则是民国时期的崧厦闻人，乡贤潘炳南之子，南社成员。笔者曾与潘少文姨甥孙温震旦先生交谈时，也得到他的证实，追问其依据，答是早年听其已故兄长之言，他本人对夏盖湖田农民暴动始末不得而知，笔者猜测很可能就是受到了《民政志》的影响。潘少文父子都是善堂组织成员，根据民国24年（1935）绍兴凌霄社刊印的《普门大士灵感初编·缘起》记载“辛酉（1921年）夏，潘君少文由杭来绍，与傅君唐校、冯君幼庭友善……癸亥（1923）冬，唐校、夫昌等就卧龙山麓购地一区。甲子（1924）春，畚土筑基……是年秋告竣……时潘君任监理……已丑（1925）春，潘遵父命，回籍修谱。”从这个记载来看，潘少文从1921年夏至1925年春，一直都在绍兴活动，期间参与了慈善组织“凌霄社”的创建，并没有在上虞小学从教的经历，而且自己位列乡绅，与俞怡园又是世交，怎么可能去发动针对俞怡园的农民暴动？另据民国14年（1925）《曹娥江下流虞境塘工征信录》记载，从1921年冬至1924年秋，正是俞怡园担任塘工工程主任，海塘建设如火如荼之际，又怎么会在农民暴动中牵涉其中呢？但是三个版本似乎都言之凿凿，实在令人费解。

近年来，笔者查阅了大量史料，并在清宣统三年（1911）的《申报》上发现了相关的记载。《申报》8月22日版和8月25日版分别以《绍属又有民变之警告》和《再纪上虞农民与官绅激斗案》对夏盖湖田农民暴动始末进行了即时新闻报道。根据《申报》的记载，湖田农民暴动的起始时间始于是年农历闰六月十六，即1911年8月10日。虽然《申报》也将俞锷廷误作俞萼庭、俞锷庭，但从暴动发生，到《申报》新闻报道，相隔仅十余天，对事件的真实还原，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笔者根据《申报》的记载，结合其它的一些史料，试对这一历史事件重新作一番梳理，以供方家参考。

清宣统三年闰六月初以来，因连日暴雨，农田积涝，稻禾受损严重。六月十六日夜，又风雨大作，彻夜未息。翌日，上虞夏盖湖区（南、北湖田）农民因灾聚众二三百人冒雨赴县报荒，恳请县衙出告示，谕令地主减收租米。知县叶大琛以天色已晚来不及通知绅董，待明日支会绅董酌议后再出告示减租为由打发，并让灾民回家等候消息。

六月十八日，以潘小毛为首的灾民再次聚集二三百人到崧镇自治会董事俞锷廷家中打探消息，等候多时不见官府告示，也未闻有什么善后办法，于是误以为是俞锷廷将告示藏匿，因而群起发难，将俞家家什尽行捣毁。俞锷廷见势不妙，急从后门逃出。接着，潘小毛等人又率一众灾民到镇上各富户家中发难，俗称“吃大户”，并一路至前江，将乡绅金卧云家捣毁，后又蜂拥至小越、谢塘等地。

六月二十日，俞锷廷向县告发抢案，知县叶大琛来崧厦勘视，并携同俞锷廷下乡履看灾情。俞锷廷为防不测，又因家中被毁，心中郁忿，于是雇佣了吕家埠、潭头等地农民打手四五百人持械一同随行。湖田灾民见状，误认为是知县、俞锷廷前来捉人，于是急忙鸣锣聚集二三千人，双方遂发生械斗，结果殴毙打手两人，打伤五六十人。知县叶大琛和俞锷廷趁乱逃脱，并请兵弹压。

六月二十一日，驻绍统带王国治带兵百余人赶赴崧厦。灾民陆阿法、张小宝两人见官兵到来，情急之下，手持线叉在施家堰官塘下十都桥（即武陵桥）迎拒，结果寡不敌众，被官兵用枪柄打伤。官兵趁胜沿华泽口、丁家埠官道进驻崧厦，并在里郎桥（今崧厦新兴桥附近）设卡驻守。湖田灾民闻讯后，再次聚集数千人，各携铁耙、线钗等农具赶至崧厦，与驻守兵官对峙。官兵放空枪示警威吓，灾民群情激奋，不肯退让，一拥而上发生激战，官兵开枪打死灾民两人（一说三人），潘小毛被捕，官兵也被夺去毛瑟快枪5支，子弹百余发，崧镇自治会董事俞郁斋等5人也被灾民擒获。双方互不罢休，一时崧厦街居民人心惶惶，商铺纷纷闭门息业，案件震动省城。

上虞乡绅陈春澜担心双方僵持不下，恐酿成巨祸，于是出面从中调停，并个人出资2000银元，一半作为俞锷廷家捣毁损失，一半作为殴毙灾民丧葬费和官兵养伤等费，和平了解。

夏盖湖田农民暴动已经过去百年，事件变得越来越模糊。《申报》所载只是事件的一个梗概，其中还有许多历史细节，有待于资料的发现和査证。笔者抛砖引玉，期冀有更多的谜团能够被一一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