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身难惜，时危事已非。 君臣同患难，朝野有光辉。 月落一灯暗，风生匹马还。 城西才藁葬，行路各沾衣。 ——清李式玉《谒倪文正公祠》 这是清初学者李式玉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在绍兴营葬倪元璐后，去京师北京瞻谒“倪文正公祠”的感怀诗。这位倪文正公——倪元璐孤忠高节，一死报国，其道德文章，为后世所推崇。 倪元璐（1593－1644）上虞小越横山人。字玉汝，号鸿宝。其先人“倪氏自宋南渡，由青州（今山东益都）涉越（今绍兴市），家于虞之贺溪（原上虞后陈乡，今属余姚市），寻徙横山。”（倪元璐《光禄寺寺丞先兄三兰府君行状》）倪元璐出生于上虞东乡横路。横路村分两处——横路和横路老宅，贺溪由北向南流贯村边。明万历《上虞县志》记载：“贺溪在县东二十里，世传唐贺知章尝居焉。”当地山清水秀，溪光云影，景色醉人。明人徐希濂有诗云：“滩声树影时相逐，春色何须忆鉴湖。”村头有一座古老的贺溪桥。光绪《上虞县志》说：“贺溪桥在县东二十里贺溪，唐贺知章常家焉。”贺溪倪氏建有藏书楼、“深秀楼”和“叠嶂楼”。学者宋僖《叠嶂楼记》：“清溪襟抱，群山踴躍”、“苍翠交积、云气流动”。倪元璐自幼得山川之灵气，受自然风物和文化氛围之熏陶，故“性奇敏，五六岁即能文。作《牡丹赋》，父取视甚悦，谓终不落人后。”（《明史•倪元璐传》） 倪元璐的家庭，真可说簪缨世家，书香门第。曾祖倪铠，字右文，正德庚午举人。曾任江西乐平、南城县令。著作有《西原日记》、《务本录》等。祖倪应蕲，字钟甫。学者、孝子。著作有《杜咨录》、《不自弃稿》、《秣陵随笔》等。父倪涷，字霖仲，号雨田。万历甲戌进士。累官荆州（今湖北）、琼州（今海南）太守。著作有《船政新书》、《经济管窥》、《理学度针》等。倪铠、倪应蕲、倪涷祖孙三代因德行高尚，俱入祀“上虞乡贤祠”。后又加倪元璐、倪会鼎父子，倪氏五代从祠“乡贤祠”，这不仅在上虞，即使在全国，恐怕也是十分少见的。 约在倪元璐少年时代，他们家由虞东横路迁至虞北小越横山。在父亲理学家倪涷的精心督教下，元璐登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天启七年（1627年）出典江西乡试，因命题讽刺当时炙手可热的阉党魏忠贤，几惹大祸。适逢熹宗（天启）死，思宗（崇祯）继任，魏忠贤伏诛，幸免于难。阉党余孽杨维垣诋毁东林党人，元璐上疏辩诬，他说： 维垣试观数年来破帽策蹇之辈，较超阶躐级者，孰为荣辱？自此义不明，相率而颂德生祠，呼公呼父而不顾，可胜叹哉！维垣又谓臣盛称邹元标，夫元标峭直宽和……自元标以伪学见逐，而逆珰遂以真儒自命，学宫之内，俨然揖让宣尼，使元标诸人在，岂至此哉！ 疏入，崇祯优柔寡断，未作明确表态。此时元凶魏忠贤虽已伏诛，但其党徒犹盛，无人敢称颂东林党人。倪元璐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直言无忌，由是“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登进矣！”（《倪文正公年谱》） 倪元璐又请销毁由顾秉鈞、黄立极、冯铨等编撰的《三朝要典》。该书记载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谕示和奏疏，旨在奉承魏忠贤，颠倒是非，诬陷正直的东林党人。崇祯命礼部详议，“议上，遂焚其板。” 此后，元璐历任南京司业、右中允、右谕德、日讲官、右庶子等职。先后上“制实八策”（离插交、缮京邑、优守兵、靖降部、益寇饷、储边才、奠辇毂、严教育）和“制虚八策”（端正本、伸公议、宣义问、一条教、虑久远、昭激劝、励名节、明驾驭）。他深思熟虑、高屋建瓴，从根本上提出救国御敌的策略，却遭到政敌张捷的攻讦，崇祯也缺乏远见卓识，结果把他的建议搁置不问。 崇祯八年（1635年）元璐任国子监祭酒。这是国家最高学府主管之职。他从培养人材的需要出发，向崇祯提出“选士八议”。当时“元璐雅负时望，位渐通显，帝意向之。”（《明史•倪元璐传》）但深为东阁大学士温体仁所忌，他唆使“诚意伯”刘孔昭（刘基后人）诬其“妾冒妻封”，败坏礼法。元璐遂落职南归，居于绍兴城南。 其实“妾冒妻封”这是温体仁等对倪元璐的人格侮辱和政治陷害，事实如下：倪元璐于中举后，娶明吏部尚书陈有年（余姚人，嘉靖进士）之女为妻。但陈氏自恃出身高贵，态度傲慢，失礼于婆母。元璐至孝，尊母命而休妻，给她良田数顷作为补偿，并请她长斋绣佛，仍住在倪家。后元璐续娶王氏。元璐在乡试时，于履历表中填写妻子陈氏；而在会试时，无意中并填陈氏和王氏。后受封诰的当然是王氏。但是温体仁等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竟昧着良心、不顾事实，硬说王氏是“妾”。这就是诬告的事实真相。虽然当时同郡尚书姜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堂兄倪元珙等为其申辩，但因受温体仁操纵，均无济于事（事见蒋士铨《忠雅堂集、倪文正公传》）。 倪元璐为人豁达大度，原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因此他的乡居生活丰富多彩，颇具风流。他在家以读书、著书、写字、作画为主，有时也出去访友和旅游。他十分喜欢读《易经》、《春秋》、《礼记》等儒家典籍，经过潜心研究和探索，都有独到之见。他即于此时撰写《儿易内仪》六卷、《儿易外仪》十五卷。他不是为著书而著书，而是放眼宇宙，联系时事，实为忧国哀时之作。有人评之为“元璐是书之作于明运阽危之日，故其说大抵忧时感世，借《易》以抒其意，不必尽经义之所为。”确实道出了倪公的本意。他又作《大戴礼》一卷，其书先引本经，后加一个“鞫”，多抒发自己的见解，并不拘泥于说经。此外，还有《代言录》、《鸿宝应文》等等。 倪元璐擅画，尤工山水竹石，喜用水墨生晕之法，作品苍劲古朴，别有韵味。而且他的画也和他的诗文一样，大都是有感而作。当时他画了不少画，其中一幅《竹石画卷》更体现了他耿介刚正的风骨。清初著名文学家蒋士铨（1725－1785年，江西铅山人）读了这幅画，想见倪公的为人，不禁感慨万千，随即题了一首《书倪文正竹石画卷后》的七言古诗，抒发了他的敬慕之情： 君子立身同竹石，每与风霜争气力。 猗猗独挺寒瘦姿，磊磊常矜严冷色。 倪公贞介立朝右，石骨铮棱竹竿直。 心忧大蠹踞钧衡，目瞬此珰如鬼蜮。 偶然纵笔写横卷，劲气稜稜穿楮墨。 广平铁石贯梅花，坡老槎牙浮雪壁。 忠臣风骨义士节，随处淋漓收不得。 思公遗像那可见，展卷似瞻公坐立。 倪元璐对故乡上虞是很有感情的。他在读书、著述之暇，回过几次故乡，并作了夏盖湖、曹娥庙、项王庙之游。
夏盖湖今已淤积成陆地，不存。明代的夏盖湖在今夏盖山以南、白马湖以北的广大地区，涵盖今天的谢塘镇以及百官镇、崧厦镇、小越镇的部分地区。湖面周长一百零五里。湖中有九墩（扁墩、枫树墩、西晒墩等）、十二山（梁家山、洋山、董家山、冯山等），旁列三十六条沟（经仲沟、驿亭埝、西陡门等），风景绝佳。倪元璐即从老家横山出发，坐船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夜游。游罢他写了一首《盖湖夜泛》的五言律句以记其事： 湖口交云脚，憨烟一万梢。 盲舟逢石怒，狂韵解山嘲。 野有螺开舍，人如鸟失巢。 愁燐方结阵，竖指画乾爻。 倪元璐是一位至孝之人，他为了侍奉七旬老母，曾七次上疏崇祯要求辞官回里。正因为自己是位孝子，所以他对“孝女”曹娥敬意有加。有一年他游罢曹娥祠，心有所感，成《曹娥祠》五古一首： 浪影日夜翻，一翻一酸楚。 凭舟认碑气，神童而庙古。 屃汙洗籀文，虫口笺痛谱。 健者十四姝，胫走天吴府。 载沉复载浮，潮汐共吞吐。 神人相媚时，波心五月五…… 不由盱有女，那知娥有父。 一浪使盱腐，再浪使娥俎。 谁云死娥处，不是生娥所。 茫茫忠孝魂，入水即水主。 近从西江头，割来涛一缕。 一衣带水耳，翻出奇如许。 有一年，倪元璐还远去上虞南乡章镇的花垦村，瞻谒霸王庙。该庙还附设虞姬庙，元代诗人林景熙曾有诗云： 计疎白璧孤臣去，泪落乌江后骑追。 遗庙荒村人酹酒，至今春草舞虞姬。 倪元璐十分同情虞姬，他乘兴为虞姬庙拟了一副对联： 今尚祀虞，东汉已无高后庙； 斯真霸越，西施羞上范家船。 这副对联立意新奇，对仗工巧，辞语贴切，诚为上乘之作。后被近人梁钜章收录在《楹联丛语》一书里，广为流传。 倪元璐有时也回横山老家闲住，调剂生活。喝点自酿的酒，逍遥自在，不无乐趣： 闲来自觉颇仙仙，门外青山屋里泉。 收七百秫已了酒，卖三十饼不论钱。 攀花槛谏无春尽，卧月辕留到晓前。 如此豪饮如此韵，道人原不喜枯禅。 ——倪元璐《家居即事》 在倪元璐罢官乡居期间，与他情同手足的一位堂兄倪元珙不幸去世。倪元珙（1584－1639）字赋汝，号三兰。比元璐年长九岁。他俩于天启二年同登进士。元珙历任安徽歙县县令、御史、苏松提学、光禄寺寺丞。为官正直清廉，因此遭小人忌恨，辞官回里。崇祯十二年在家病故。元璐十分悲伤，为他的遗著《射书》作《跋》，并撰《光禄寺寺丞先兄三兰府君行状》，记述他生平的事迹。 崇祯十二、三年，浙东一带连年灾荒。元璐关心民生，心急如焚，即向上虞县令周铨先后两次写信，提出捐俸倡赈、救济饥民之意： 米价不减，而土廪俱尽，忧如之何！比以归扫松楸，小留祖舍，导宣德意，捐俸倡赈……今议以本族自赈本族，不敢以烦他人。而凡他族之富贫相等者，俱可仿而为之。若其族之富多贫少者，则责其兼赈他姓。零处杂居不成姓族者，则责诸其里之富户。是在里长公虚确察，庶不有辜鸠鹄耳。 ——倪元璐《与上虞令周君铨书》 顷者五都（今上虞谢塘、盖北一带）饥民数十人，以富户失赈，哀吁道台，并告急于治某（倪元璐对父母官的谦称），时闻道台微信其言，有怒富户之色。而老母五都人也。治某乃急作调停，私立捐册一本，老母捐助三十金为倡，传募诸家。诸家固多好义，册到便欣然随力捐赈，不五日事竣。 ——倪元璐《复与邑令周君铨书》 倪元璐十分同情灾民，心情郁结，往往数日不食，或中庭起立，仰天悲泣。他向县令周铨所提赈恤之策，可谓用心至苦，切实可行，故人称其“处不忘君，退不遗业。”确实当之无愧。 倪元璐退隐林泉的几年间，关心民瘼，从事公益事业，于是“名益重，天下求文字笔楮者，得其霏絮，如贫子之拜金璧。”（黄道周《倪公元璐墓志铭》） 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倪元璐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他以老母多病为由，上疏力辞，勿许。旋闻“畿辅（京师北京近地）震惊，征兵入援”，于是他以国事为重，决心奔赴国难，向老母长跪告辞。并尽出家财，募得敢死义士数百人，从绍兴出发，于次年初春到达京师。他奏陈制敌机宜，甚得崇祯欢心。当年五月，超拜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充日讲官。 倪元璐一面向崇祯建言献策，一面又向崇祯推荐有用之材，以图共支危局。他当时推荐的是两位德行卓著、学富五车的名士黄道周和刘宗周。为了表示推荐的决心和无私心杂念，他要求崇祯把自己的官职，让给黄、刘两人。 黄道周（1585－1646）福建漳浦人。字幼平。天启进士。时任右中允之职。刘宗周（1578－1645）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字起东，号念台。哲学家。世称蕺山先生。曾任顺天府（京师北京）府尹。倪元璐在他给崇祯的那篇《让官黄刘疏》中说： 臣谓陛下今日用人，惟当取其伉直而有气节者……又臣仰窥陛下，劳于求贤，睿怀孜急曰：安得不贪财、不爱官、不拘情面、实心任事之臣而用之！若以臣所知，自黄道周而外，又有原任顺天府尹刘宗周者，清恬鲠直，其学行正类道周……此二臣仰符侧席，犹圭璋之合也。幸听臣言，还道周原官，而出臣于外，承道周所应降官级，此犹弃珷玞得良玉也……且臣自为圣朝用人及史局需材之计，非为道周，惟圣明垂察。 元璐当时所举黄、刘两人，确系铮铮铁骨、敢说敢为的社稷之臣。但崇祯多疑少恩，终未加以重用。后来黄道周于明亡后，在江西被清兵俘获，不屈被杀。刘宗周于明亡后，义不食“清”粟，在绍兴家中绝食殉国。 元璐向崇祯提出的几条建议，多数置之不理；只有有关“租赋”和“军饷”的两条，总算勉强采纳。《明史•倪元璐传》说： （租赋）元璐请令督抚自催，毋烦朝使。自军兴以来，正供之外，有边饷、有新饷、有练饷，款目多，黠吏易为奸。元璐请合为一，帝皆报可。 当年十月，元璐兼摄吏部事，但为首辅陈演所忌。他唆使言官魏藻德向崇祯上书说：“元璐书生，不习钱谷。”元璐亦有自知之明，数请辞职获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命以原官专直日讲。时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已逼近京师，倪元璐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向崇祯上《守御遏援疏》。“又请命青宫（指皇太子）循宋康王（即赵构）故事，抚军南出，以鼓东南之气。”（《倪文贞公年谱》但昏庸无能的崇祯全不理会。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京师。倪元璐整衣冠，拜宫阙，在茶几上大书：
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屍，聊志吾痛。 遂朝南坐下，以帛自缢死。南明福王政权建立（1644年），诏褒忠烈第一，赠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正。清初，赐谥文贞。顺治八年（1651年），特遣官致祭，立祠京师。康熙十一年（1672年）浙江巡抚范承谟捐俸，命绍兴知府张三异经营葬事。 倪元璐著作等身，除上文已提到的《儿易内仪》、《儿易外仪》等以外，还有《春秋鞫说》、《百官铎》、《国赋纪略》、《倪永贞诗集》等。后汇集成《倪文贞集》十七卷、续编三卷、奏疏十三卷、讲编四卷、诗集四卷。倪元璐擅书法，宗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笔奇、字奇、格奇，与黄道周、王铎并称“明末三家”。尤工行草，秀逸有姿。现存《行草诗翰》轴，为浙江省博物馆所收藏。他的画苍润古雅，饶有风致。清乾隆时著名诗人陶元藻在《越画见闻》中，称其画“以雄深高浑见魄力。”他的传世画作至今极为罕见，《临董北苑云壑高逸图》轴（天启七年作），图录于《宋元明清名画大观》；《树石图》卷（崇祯五年作），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倪元璐的德行情操、文章书画，旧时一直被称为“明代第一”。早在他殉难后不久，上虞县令周铨（字简臣，江苏金坛人。崇祯进士）以无限敬慕之情在他作的《倪鸿宝先生应本序》中说： 鸿宝先生人伦之所诵乔岳也。置身于古高矣！……读先生书，见先生人，忠孝之事于是全矣！先生守正不阿，履行霜雪，登籍以来，身无喉舌之司，屡建谠论，凡所指陈，皆社稷大计，忧深虑远，天下讽述其章，等于贾子治安、魏公思渐，莫不顿足起舞曰：斯文之出，邦家之福。 当年倪公殉难之日，噩耗传来，举国哀悼，学者杜肇勋《挽倪文正公》诗云： 不能留杜稷，何敢惜吾身。 地碧千秋血，天成一代人。 乾坤终大运，日月捧孤臣。 举世方行素，先生独成仁。 到了清代，诗人孟骙景仰倪元璐的高风亮节，甚至把他视作后汉“一登龙门，声价百倍”的李膺、唐代以笏痛击逆贼朱泚的段秀实等忠义之士，他在《七宝林吊倪鸿宝先生》的诗中，可谓推崇备至： 元礼龙门正里居，浙臣特起议军储。 岩岩击贼司家笏，烈烈诛奸太史书。 樽酒孤臣酬壮缪，哭庭大义付包胥。 文山不得黄冠老，愁向星坛听步虚。 到了乾隆初年，著名文学家蒋士铨除了上文已提到的写过《书倪文正竹石画卷后》七言古诗外，还特撰一篇《倪文贞公传》，不仅对他的生平业绩、凛然气节作了详尽的记述，而且还就他的日常言行、生活细节作了描绘和歌颂： 公耿介伉爽，在翰林时，客有佳纸乞擘窠书，已挥十字，问知为中官（即太监）物，欲遽裂之，客夺而窜。……任大司农（即户部尚书），庭可罗雀，无敢以私干者……其持论每自浅近以入深微，尝谓人之附小人者，必小人；而附君子者，非君子名节之士，或有所矫激，或涉于假借，皆自欺之病也。……又谓人当清夜时检点旦昼所为，便有多少不慊于心处，从此随时警省，即集义之方也。 乾隆十三年（1748年），时任绍兴书院主讲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1705－1755,鄞县人，乾隆进士）向绍兴知府建议，请以上虞旧有书院改建“倪文正公祠堂”。当祠堂落成之日，他受绍兴知府之嘱，写了一篇《明太保倪文正公祠堂碑铭》。这篇碑铭的最后一段《铭》文，既是对先哲的赞扬，又是对上虞莘莘学子的期望： 在昔元公，晚徙庐山。亦有朱子，不返新安。故乡香火，永矢勿谖。大儒所生，足重山川。始宁岩岫，色正芒寒。三菁仙草，以当蘋蘩。文正骑鲸，往来其间。诸生敬哉，玩兹微言。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乡贤倪元璐已经离我们而远去，其道德文章，兼长备美，光争日月，气壮山河。故乡后人当于往圣先哲言行中汲取精神力量，做一个无负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