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在上虞县城（今丰惠镇）的东隅，有两座气势恢宏的古老建筑。西首的是上虞县学宫，殿宇巍峨，宫墙深院，第二进大成殿里设置“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神位，故学宫又称“孔庙”、“文庙”。东首的是经正书院，为当年上虞最高学府，同时又是举行“县试”的考场。这两座苍老古朴的建筑，在读书人的眼里可非寻常，它是旧时上虞科举制度的象征，也是千万士子顶礼膜拜的精神殿堂。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我国古代政府设置各种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从中选取有用之材，然后分配官职的一种考试制度。清代科举沿袭明制，共有三级考试：第一级为“院试”，包括县试、府试两次预备考试；第二级为“乡试”；第三级为“会试”和“殿试”。 清代上虞学子一般十三、四岁就参加县试。试场在经正书院内二进“丽泽试院”。丽泽试院左右两侧各有厢房三十八间（共七十六间），因南北朝向，故称“南北文场”。百姓俗呼“考棚”。考试由知县主持，故称“县试”。成绩合格的，可去府城绍兴参加由绍兴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取中的，就是“童生”。童生才有资格去参加由省学政主持的“院试”（一般在省内各府巡廻举行）。院试取中的，始称“进学”，一般称“生员”、“诸生”和“秀才”。社会上习惯地称“相公”。 士子考秀才必须在本人祖籍所在地，还需出具证明。如我县著名学者罗振玉虽然出生在江苏淮安，但他祖籍在上虞，十五岁那年还得千里迢迢赶回上虞参加考试。 县试、府试是每年举行的，故称“岁试”；秀才是按科（如举人、进士等）举行考试的，故称“科试”。岁试和科试的基本任务相同：第一是从童生中选取秀才；第二是对秀才作甄别考试，按成绩高低分等次。岁试成绩列在一、二等的，可以参加科试。科试成绩列在一、二等的，才有资格参加省城举行的乡试。所以科试实际上是乡试前的一次预备考试。 士子考取秀才后，能进县学读书，故称秀才为“进学”。县学（儒学）设在学宫东侧，规模宏大，创建于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纵深五进。大门匾额题“上虞学”。第一进为“文昌阁“（祀文曲星，旧时传说是主持文运科名的星宿），第二进“崇圣祠”（祀孔子父叔梁纥），第三进“四谏祠”（祀明代叶经、谢瑜、陈绍、徐学诗四位卓立千载的谏臣），第四进“承泽书院”，第五进“训导署”（训导是协助教谕教育、管理生员的学官。“教谕署”设在学宫西侧后）。 生员（秀才）读书的场所，初在县学内的承泽书院。这里规模较小，仅讲堂三间、厢房六间。后生员人数日增，不敷应用，才迁至学宫。学宫东西设两斋，东叫明远斋，西叫正已斋。左右设号房，为生员读书之所。生员每年参加岁试。科试，两年一试。成绩取在一等前列的，称“廪生”，名额二十名，由政府每月发给他们“廪膳”（米），补助其生活。廪生是资历较深的生员，他的主要职务是具结保证应试的童生无身家不清及冒名顶替等作弊行为。经办这种手续习惯上称“补禀”。生员成绩取在二等的，称“增生”，名额二十名。增生没有廪米，也无为童生作保的职务。成绩取在三等的，称“附生”。顾名思义，它处于附属的地位，更无廪米和职务了。 生员一般隶属于本府、县学的。如果考选去京师国子监（古称“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读书的，则不再是本府、县学生员了，而称为“贡生”。意思是说以人才贡献给皇帝了。贡生有优贡、拔贡、副贡、例贡、岁贡之分，合称“五贡”。贡生进入国子监读书的，就称为“监生”。监生除由生员考取的“贡监”外，还有举监、恩监、荫监、优监等名目。 科举时代的第二级考试——乡试，浙江省在省城杭州贡院（即今杭一中校址）举行。贡院规模很大，有小屋一万余间，可容万名士子参加考试。主持乡试的正副考官由皇帝直接任命。乡试规定三年考一次，每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名叫“大比“。考期定在农历秋季八月，考试分三场：第一场初九，第二场十二日，第三场十五日。取中的就是“举人”。第一名称“解元”。如果逢皇帝登位、大婚、寿诞等喜庆之年，则举行“恩科”考试，不受三年限制。我县著名士绅王佐，他中的就是光绪皇帝大婚之年（1889年）的恩科举人。对举人，百姓俗呼“老爷”，具有做知县的资格，但须通过吏部考试。 上虞士子较多，中举的也不少。仅在晚清光绪元年至十七年（1875—1891年）的十七年中，中举的就有莫峻、连文冲、贾淇、朱裳（士黻）、杜召棠、钱继曾、吴声律、黄采风、连文渊、赵琴、徐承宣、何绍闻、张晋鉴、徐绍谦、徐智光、王佐、夏钟浚、钱振麟、黄钟俊十九人。 第三级考试——会试和殿试，是在乡试的第二年（辰、戌、丑、未年）在京师北京举行。试期定在农历春季二月。会试亦分三场，从二月初九至十七日，每场三天。会试由礼部主持。参加会试的是全国各省的举人。取中的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贡士有资格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或称“廷试”）。殿试取中的，榜分三等：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三甲总称“进士”。 上虞毕竟是文化之乡，历代中文科进士的多达二百二十六人。仅光绪朝就有莫峻（后任刑部主事）、连文冲（后任内阁中书）、朱士黻（后任湖南知县）、杜召棠（后任江苏宝应知县）、徐承宣（后任主事）五人。历代中状元的竟有七人之多。其中文科状元三人：张起岩（元仁宗延祐二年状元，寄籍山东济南）、罗万化（明穆宗隆庆二年状元，东关罗村人）、梁国治（清高宗乾隆十三年状元，东关梁巷人）。武科状元四人：黄钺（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顾文纲（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顾景元（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罗淇（清圣祖康熙十七年）。曾有人统计，清代共有文科状元一百十三人。其中顺天（今北京市）、河南、陕西、四川、内蒙等省均仅有一人。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甘肃、云南六省无状元。而上虞就有一人，从中可窥见我县文风之发达了。 上虞人不仅自己喜爱读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而且乐于助人求学上进，以期蟾宫折桂，为家乡增光，分享幸福。为使县学弦歌不辍，培育人才，于是设置县学基金——学产（学田）。起初主要搜集废寺产业作学田，后经上虞知县胡思绅、缪汝和劝说士绅捐田，至光绪年间，学田总数达435亩，外加地14亩、山3085亩。经正书院的学田较少，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三、四百亩之谱。县学学田每年的花息，作县学学官、职员的薪金和主讲教师的束脩以及补助生员廪米、膏火费之用。 资助清寒子弟参加各级考试，上虞人显得更加热情关切。为了减轻童子应试县试、府试和院试的经费负担，清咸丰元年（1851年），邑人朱寅、夏廷彦慷慨解囊，合捐田50亩，作为助考基金——“童试费”。规定田地每年花息充作全县童生县、府、院试的正场卷费。复试之卷，仍由童子自行付给。 支助贫困生员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我县士绅主动捐田提供“乡试路费”。此项基金的筹建，早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由钱必迈捐田30亩作倡导，接着叶向宸捐田200亩，杨光南捐田61亩，其孙杨懿捐田11亩余。至光绪14年，“乡试路费”田总数达303亩。捐户的后人各自订立《乡试公费章程》，聘请经理负责收息和发放路费。 上虞举人赴京师参加会试，路途遥远，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一两个月行程的川资和京师较长时间的住宿，即便中产人家的子弟，也会感到财力不足。上虞有识之士有鉴于此，于是，设立会试基金——“公车路费”（汉代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的人，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公车路费”田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邑人徐惠迪捐助。徐惠迪一次性捐田119亩，其中19亩被县移作经正书院学田，100亩作公车路费。规定发给新旧举人进京会试以及优贡、拔贡进京朝考、副贡进京就职之需。 为了接待进京应试举人，还在京师建造了“上虞会馆”。上虞会馆位于京师（今北京市）正阳门外韩家潭，由清道光年间邑人翰林院编修袁希祖、户部郎中田士畇等筹款创建。会馆共三进：头进 三间，二进厅堂三间，三进正屋五间，左右厢房各二间，正房西书屋二间，照间二间，合计十九间。专供上虞赴京应试举人住宿之需。光绪年间，由编修陈梦麟多次募款重修，其中以邑人山东巡抚张曜捐银最多。 上虞士子也十分通情达理、知恩图报。他们不仅感谢先辈对他们的关爱和培养，而且还激励后人一心向学，攀仙桂，步青云，荣登翰苑。从宋代开始，他们在上虞县学和经正书院里，先后勒石撰记，树立了《上虞县进士题名碑》、《科甲题名碑》、《上虞岁贡题名碑》、《助学碑》、《公车路费碑》、《童试公费碑》等。其中《上虞县进士题名碑》，仿唐代“雁塔题名”故事（唐代新进士在曲江宴会以后，常题名于长安的大雁塔），上虞新进士就在这块碑上题名，留作纪念。碑高二尺余，广三尺余，分上、下两列，刻赵汃（即“湃”）夫、赵彦钮等二十余人。 《科甲题名碑》于明代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年）由邑人、著名学者潘时撰《记》，他告诫士子不要被名利所累，而应致力德业闻望，确保读书人的清名。《记》云： 国家非贤才不重，贤才非科甲不荣。故自周以来，咸重进士，而进士必阶于乡举……盖欲合进士及举于乡者而类书之，用垂不朽也。……树之学宫，俾后之观者，循名责实，而指之曰：某道德之士也，某功名之士也，某志于富贵之士而已矣！庶几起自科目者，不随世浮沉，上之翊佐天子，下之润泽生民，而德业闻望，相映后先，昭在简册，乃为不负科甲之荣者也，立石之功可少乎哉？ 《上虞岁贡题名碑》于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年）由上虞知县左杰撰《记》，他对上虞的山川、人文作了揄扬，并对后学提出了期望： 古虞属会稽，号巨邑。诸峰嵚岑，万溪潺湲，抱真蕴异，钟灵藏奇，凝而为气，达而为光，自然之文，森布灿烂，而人才出焉。历代以来，德崇业广者，载诸青史，卓有可证……虞庠素称人才渊薮，弟子员彬彬相望，果能静以持志，博以辨伪，虚以存诚，庄以绝俗，循循不已，而明德昭矣！ 《公车路费碑》由浙江学政陈用光撰记，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立。《童试公费碑》由知县孙梦桃撰记，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立。但这些石碑都先后毁于战火，至今已荡然无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太后逼于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假意实行改革，她发布上谕： 从丙午科（1906年）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 从此，在我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终于结束，成为令人回忆、反思的历史陈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