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县志自清光绪廿三年（1897年）经储家藻校续后，直至1948年的五十一年间，由于社会动乱，兵燹迭见，民生凋敝，修志工作一直无人过问。同时耆宿、鸿儒次第凋谢，乡土文献不断散失。在此关键时刻，幸赖一位迷恋我县虞山舜水的教育家的关注，慨然以续修上虞县志为己任，经十年断续编写，卒成《民国上虞县新志稿》。这位愿认他乡作故乡的教育家，就是我省宁海县的干人俊先生。 干人俊先生出生于1905年，字世杰，号梅园，上海复旦大学国文系毕业。曾任宁海县教育会会长，上海西北评论社主编，杭州民生中学校长，天台中学、宁海中学教员。抗日战争期间，笔者曾负笈天台中学，时干先生正执教该校，有幸忝列门墙，亲聆教诲，至今岁月流逝六十年，先生的音容笑貌仍长留脑际。干先生瘦长身材，面容清癯，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目光炯炯有神。他教课生动风趣，富于感情，深受学生欢迎。先生能诗擅文，更喜志乘传记之学，勤于笔耕。他在杭工作期间，除着手编写《民国上虞县新志稿》以外，尚有《民国杭州市新志稿》、《杭州师友录》等著作传世。 干先生对上虞的深厚感情，缘于少年求学时代。当时他在杭州宗文中学读书，为我县宋崇义先生的学生。他每年由家乡宁海赴杭城读书，常取道宁波，乘甬曹线火车（当时曹娥至杭州段铁路尚未筑成）至百官，然后渡江改乘汽车去杭州。他乘车途经上虞时，知是业师宋崇义先生的故乡，总喜留心沿线的景物。夏盖、渔浦的山光水色使他目不暇接，而当时铁路两侧的茫茫棉田，花如雪海，蔚成奇观，更令他兴奋不已。他在《民国上虞新志稿》的序言中说：“（上虞）籽棉每亩收获量尝位全省第一，余每车过其地，颇爱慕焉。”他由爱棉田而爱上虞，真可说是难得的缘份。 有一年清明节，干先生游罢绍兴名胜后，顺便来上虞看望宋崇义先生。宋崇义先生曾任春晖中学校长，家住皂湖潘家陡。干先生就以潘家陡为落脚点，去梁湖登临兰芎山，又去蔡山头拜谒蔡邕墓，同时还游了与潘家陡紧邻的孝闻岭。他游踪所至，辄有题咏。登兰芎山留有《兰芎山》五律一首： “会稽山看遍，又探兰芎幽。 黄花三岭晚，红叶一江秋。 葛老遁居地，方平垂钓陬。 自怜山水好，何日得栖休？” 黄花、红叶、大江、高岭，秀丽的江山美景，使干先生流连忘返，以致流露出“留此终老”的愿望，对上虞的感情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拜谒蔡邕墓后，也留有一首《蔡墓山》七绝： “清明日暖柳初长，村北村南拜墓堂。 唯有此山春更寂，花开白茧吊中郎。” 他把我县的蔡邕，误为我国东汉名儒河南陈留的蔡邕（两位蔡邕为同时代的人，而且均字伯喈），并为他死后遭到冷落寂寞而鸣不平。他游孝闻岭时，听说此地为汉代包全所居，有女以孝闻，即以敬慕之情写了一首五绝：“地以德而著，岭因孝闻名。至今山水下，犹是哭爷声。” 干人俊先生对上虞固然情有独钟，但他发愿为上虞县编写新志，却事出偶然。据他自己说，早在1936年他任杭州民生中学校长期间，工作余暇，常去浙江图书馆翻阅浙东余姚、慈溪、上虞等县的方志。有一天晚上，他偶遇少年时宗文中学业师宋崇义先生，宋先生从交谈中发现他熟悉上虞史事，于是鼓励他好好收集资料，为上虞续编县志。并说如果能玉成其事，其功将不亚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王振纲辑成《上虞县志备稿》。干先生欣然从命，由此不顾病体未复，尽读浙江图书馆所藏上虞志籍，着手多方搜集资料，准备动笔编写。但好事多磨，不料次年“七七事变”突起，不久杭城沦陷，干先生离杭避难仙居县，志事只好暂停。1945年日寇投降，干先生离开天台中学，回故乡任宁海中学教员。在相隔整整八年后，他重操旧业，继续编写上虞县新志。1948年，他的同乡好友苏荣光（春晖中学毕业生）刚卸去上虞县长之任，回归故里，干先生即将志稿数册相示。苏荣光看后颇为赞许，建议他编写成书。于是干先生尽出旧帙，讹者正之，缺者补之，未及三月而书成，名之曰《民国上虞县新志稿》。干先生不负业师宋先生之托，卒成其功。书成之日，他拟请宋先生作序，后因宋先生住址未明，（其实宋崇义已于1942年去世）无法联系，以致未能如愿。 《民国上虞县新志稿》计廿四卷、六册。它以记述民国元年以后之事为主，所以，严格说，它并不是储家藻主修的《上虞县志校续》的续编。因此，我县自清光绪廿三年（189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十四年间史事，竟成空白。当年，《民国上虞县新志稿》的编写，既未发动群众，又未能在上虞作采访调查，仅凭干先生的一己之力而为之。因此，其粗浅疏漏之嫌，在所难免。但干先生独具慧眼，他鉴于上虞深厚的文化积淀，故着力于文化典籍的收录和整理。在《民国上虞县新志稿》中，《艺文》、《金石》、《杂志》诸篇合计四卷，辑成两册，竟占全稿的三分之一。在我国方志中，文化艺术方面的内容占如此大的比重，实为少见。而且他所收录的书目、诗文、碑刻，多而详细，档次较高。如俞樾《春在堂随笔》中记他所见上虞文征明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刻石和秦会稽刻石拓片的残叶，以及章炳麟的《与罗振玉书》等，尤为珍贵。这为我们上虞后人研究乡土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干先生为我们上虞所作的贡献远不止此。他在编写《民国上虞县新志稿》的同时，利用搜集到的资料，还陆续撰写了《明倪元璐年谱》、《民国罗振玉年谱》、《民国经亨颐年谱》、《上虞罗氏经籍考》、《上虞古迹记》、《上虞金石录》、《光绪朝上虞仕籍表》等专著，简直成为研究上虞乡土史的专家。 笔者与干先生于1945年冬在天台中学分别后，一直无书信往来，此后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均一无所知。今按年龄来推算，可能早归道山。干先生对我们上虞的一片爱心，以及他研究上虞历史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都值得后人景仰与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