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必以人为本，因为古往今来的历史，都是一大群人在演绎，离开了人，则无史，是人的生存与奋斗，创造了历史与文化。而历史与文化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 六经，包罗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尚书》、《周易》、《春秋》、《仪礼》、《诗经》、《乐经》，通称为“六经”，皆由孔子所编著，因此后人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因为孔子汇集了中国文化的极大部分成果，所以称之为“大成”。 《乐经》，据传到了宋末元初，毁于战火，因此失传。现在留下来的是五经，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合在一起，通称为“四书五经”，是儒家的经典，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 章家诚毕生的著作，名之为《文史通义》，意思是说，“文”与“史”是相通的，也就是说，“经”与“史”是相通的，是合一的。六经离不开历史，历史包含在六经之中；不但是六经，所有文章，都离不开人，都离不开历史。文史相通的真实含义，是不是这样？ 因此，在章学诚的理念中，修志的重点在于人物。国史是大史，方志是小史，无论是大史还是小史，都是在记录历史，记录人事的变迁。 我们读《史记》，常常会感叹楚汉争霸的激烈；我们读方志，常常会留连当地的志士仁人。“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方志中的人物传，具有不忘好人，教育后人的作用。 道墟的章学诚好学深思，亲手修编方志好几种，深感方志虽小，但有补于国史。方志中好人好事的传播，具有文化教育的功能，是政治的延伸与补充，应该尽量做好民间采集工作，不可忽视普通人的闪光之处。 曾经有一位甄秀才，向章学诚请教修志的方法，章学诚详细地告诉他要注意的六点，其中第六点，就说到方志对地方文化的教育作用，不可忽视。这一点，可以说极具现代意义。 下面引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的第六点，以供参考： “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一至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窃谓邑志搜罗不过数十年，采访不过百十里，闻见自有真据，宜加意采辑，广为传述；使观者有所兴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当取穷乡僻壤，畸行奇节，子孙困于无力，或有格于成例，不得邀旌奖者，踪迹既实，务为立传，以备采风者观览，庶乎善善欲长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