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对史学的爱好，可以说有乃祖遗风。章学诚的祖父叫章如璋，虽然考取了名功，但是补不了实缺，只好一直在家做“候选经历”。好在家里有几亩薄田，所以乐得闭门读书。章如璋为人德行淳厚，在乡里很有威望，尤其嗜好史学。 查清朝官职表，与“经历”有关的官职有好几种，如都察院经历、布政使经历、按察使经历、京府经历、外府经历等等，品级各有不同，不知道章如璋是哪一种“经历”的“候选”？ 到晚年的时候，章如璋经常闭门却扫，终日不见一人。而特别爱读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对于古往今来的历史非常了解，透彻天道的循环往复，人事的成败吉凶，于是兴致来时，经常讲给乡里人听，启迪乡人，从逆终凶，为善则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乡里的风气改善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在章学诚父亲还年幼的时候，祖父章如璋就去世了，家境逐渐贫困起来，先祖的遗书也失散了，家贫不能购书。父亲章鏕爱好读书，家里书少，常要向人借书来读，一边随时用笔札记，孜孜不倦，到了晚年，汇集的札记也有百帙之多。 章学诚的父亲章鏕在乾隆七年（1742年）考中进士，做了八年的“候选”，一直在乡里教书为生。到了乾隆十六年，总算时来运转，官运当头，在湖北应城做了七品的知县。 上任五年，循规蹈矩，不贪不墨，不失为一方循吏。然后，因为为官清正，心地仁厚，服从古训“疑罪从轻”的原则，认为案情有可疑之处，证据不足，应当从轻发落，以免误伤无故。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愿望很好，结果却事与愿违，被以“疑狱失轻”免去了官职。 这一下使章鏕陷入了困境，回家教书，收入微薄，难以养活家庭。思前想后，还是留在应城教书，收入比乡下丰厚一些，还可以弥补家用。于是，就在湖北的天门、应城一些书院讲学，讲了十多年，最后在应城病死。 在章鏕病死之前，章学诚就来到了天门，与父亲一起编撰了《天门县志》，除了写《修志十议》之外，在此其间，正好湖北文安县也要修志，县令请甄秀才主持，甄秀才虽然饱读诗书，但是对修志也没有经验。后听说在天门的章学诚长于史学，于是写信请教，其间书信往返数次，讨论修志方法之外，还讨论到文与史相通的问题。 章学诚写信告诉甄秀才，修志要有史德，立心要正，守身要严，虽然只是地方志，但是方志与国史是一样的，国史是一国之史，方志是一方之史，都属于“天下公物”，而不是谁家的墓志或寿文，可以随意发挥，添加浮誉，以悦人耳目。听说近世修志的，还往往有贿赂公行，请托作传，编造子虚乌有的事情。所以一定要站稳脚跟，惩恶扬善，不可偏废。 史志之书，有裨于风气与教育，因为宣传忠孝节义的事迹，凛凛烈烈，有声有色，即使是在百代之后，仍然可以使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可见感化作用之大。大家读《史记》，看到里面的侠客义士，犹足以令人轻生而增长志气，何况天地之间的大节大义。因此，国家的秩序赖以扶持，社会的教育赖以支撑，就是靠这些忠孝节义的事迹来感化人，来打动人啊！ 然后，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可以流连，便驰骋文笔；遇到典故考订，可以发挥博雅之才，无不津津累牍。但到了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至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好象读县衙的点卯簿一样，枯燥无味，这样使人有什么收益呢？ 我想县志搜罗不过数十年，采访不过百十里，见闻自有真凭实据，应该加意采辑，文为传述。使读者能受启发，使前人能够安慰，他们在宿草秋原之下，必然会感激你为他们作传流传，流着眼泪向你敬拜的。 尤其应当取穷乡僻壤，特行奇节，子孙困于无力，或因为不符合国家标准，不能得到褒奖的，但是，事实具在，确实难能可贵，务必为之立传，“以备采风者观览，庶乎善善欲长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