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建县至今的２２００余年历史中，上虞有两次共２１２年时间并入过会稽县，４６０年时间分南乡设立过始宁县，１年时间并入过余姚县；县境辖区仅有一次大变化，即１９５４年绍兴县的东关、汤浦两区划入上虞，史乃称“上虞县境极少盈缩”，这在其他县（市）中是少见的。县名历经沧桑不改，境域千年极少盈缩的上虞，在岁月的风霜雨雪中，为什么没有象诸暨人一样，形成象“团结、自强、刻苦、富有牺牲精神”类似的、统一的、稳定的上虞精神？ 明代《弘治绍兴府志》记载：舜庙“在郡境者四所：一在会稽县东南百里，一在馀姚县历山，一在上虞县西北四十里，一在上虞县梁湖北。”位于绍兴双江溪畔的舜王山上的舜庙，由于修缮得当，至今尚在；上虞县内的两所舜庙，早已毁坏，遗迹无存。从四个舜庙分布就可看出，远古“五帝”之一虞舜在浙东的教化所及，至少东出余姚：余姚人也自称是虞舜遗墟,素有“舜耕历山”、“禹藏秘图”的传说，西至绍兴，舜王庙实物为凭；到底是上虞人自己、还是历史给上虞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作为虞舜的活动中心，上虞不但没能成为浙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域千年不变，在文化上反而成为周边挤压、扩张的对象。 《荀子·儒效》有言：“居楚则楚、居越则越、居夏则夏”，虞籍乡贤杜亚泉也曾说：“西洋文明源于地中海，交通便利，宜于商业，贸迁远服，操奇计赢，竞争自烈；而中国文明源于黄河沿岸，土地沃衍，宜于农业，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少”，先贤的话语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绍兴市志》描述：诸暨“境内四周群山环抱，一江纵贯其中”，嵊县“县境四面环山，中为盆地，剡溪横贯其中”，新昌“县境处于天台山、四明山、会稽山环抱之中”，而上虞“县境负山面海，东南为四明山余脉，西南为会稽山脉延伸，地势略为平缓”，中部为水网平原，北部为滨海平原，是东西走向的宁绍平原上的组成部分；从地域来看，诸暨、嵊县、新昌相对封闭，而上虞的地域就象一只座南面北的“畚斗”，显得较为开放，通过宁绍平原连接绍兴、宁波，要接受的是两个地级中心的全方位直线辐射。 人文在人，人文靠文；自隋唐至清未的一千三百余年间，上虞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重量级文化名人，从梁代高僧慧皎到北宋名臣杜衍、李光，上虞人物经过了四、五百余年的静默，人文的相对沉寂甚至断裂给周边以可乘之机；上虞南北瘦弱的地域形态要经受东西两边的强势夹击，据上虞县志《方言》记载，新老县城丰惠、百官方言系统虽有差别但不大，差别较大的是小越、东关两区，这就是文化夹击的历史印记？ 境内浙江第三大河曹娥江横亘南北，母亲河曾经是东西方向物质、文化交流的天然屏障，两片沃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人文生态，在历史的流转中，不要说１９５４年才划入上虞的东关、汤浦两区,曹娥江西岸的道墟、长塘、上浦、曹娥也深受来自绍兴县域文化的浸润，近现代的马一浮（长塘人）、竺可桢（东关人）、杜亚泉（长塘人）、章学诚（道墟人）都在其辐射范围之内。曹娥江东岸则要受到来自于余姚县域文化的渗透，老县城丰惠应属上虞腹地，小时候经常能看到姚剧（俗称滩簧）的演出；在07年年底举行的我市乡镇（街道）文艺汇演戏曲（曲艺）参演节目表中，有七个乡镇的表现形式选择了越剧，长塘、岭南、汤浦、东关、陈溪等五个乡镇选择了绍剧，永和镇则选择了姚剧，还有四个乡镇则选择了其它的表现形式，这个简单的统计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周边县域文化渗透的自然呈现？ 从南北向的地形地貌看，在历史的时空里，小小的上虞简直成了农耕文明、河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实验田，用我们上虞人自己现在的话来说则是龙山时代、曹娥江时代、杭州湾时代相呼应，并并行于岁月的熔炉里，虞南山区“山里人”的善良厚重，虞北平原“海头人”的开拓灵活，上虞地理的南北两端恰恰就是上虞人性格禀赋的南北两极。 越人五环中就性格而言,诸暨人与绍兴人显然是两个极致，诸暨的地理结构就象自南向北倾斜的“大澡盆”，盆地的封闭与内联，使得诸暨人团结、刻苦、直爽、侠义著称，诸暨话与性格一样的----以硬而闻名，难怪诸暨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县。绍兴县是水网地带，绍兴人性格软弱、精明（民间叫“小气”），绍兴话也是与其性格一样的软，几乎完全能听懂。总体来说，上虞人的性格是介于诸暨人与绍兴人之间，显得四平八稳较为中庸，但勿庸讳言，通常上虞人之间凝聚力相对偏弱，“合力建市”曾是上虞“四市”发展战略口号之一，这是不是东西南北的上虞人所依托的文化背景过于离散所致？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作者认为当代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举世震惊的“9·11”事件，使哈佛教授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急剧升温，持续列《华盛顿邮报》图书排行非小说类榜首。 1954年县城从丰惠迁到百官，随着上虞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中心的北移，一个封闭的上虞，山里人与海头人在观念、风俗、习惯……的交融、碰撞极有可能沉析出一个统一、稳定、符合时代需要的上虞精神；这种交融、碰撞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不可能实现，到了近现代在这种南北的交融、碰撞加速之时，冥冥之中被更为强势的东西方向的文化辐射、渗透、交流所阻隔；浙东运河、329国道、还有杭甬铁路成了穿越上虞的文化走廊，加上县城北迁才区区50多年，终于成就了当今上虞的文化生态：没有出现一个我们可以共同环绕的文化内核，一个上虞人魂牵梦萦的精神核心。上虞人之间虽远未达到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的程度，却为互不买帐、互不服气埋藏了各自文化归依的种子，居内少了相互搭台的气量，出外则罕有“手一摇，人一潮”的气势。 右手一样地域的上虞全境，假若时空能够翻转，让如来的佛手将境域以百官为中心顺时针旋转90度，以岭南正对绍兴，让松厦紧靠余姚，这样沿着宁绍平原的东西方向物质、文化交流、渗透依旧，但须经过长途跋涉，这条文化走廊对上虞而言就其长度实现了最大化，在两边的强势夹击、上虞的反击中，或许地形的狭长正好能成就上虞精神的内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