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月中旬，墨西哥出现了一种流感，有很多人接连发病，因为没有对症的西药，于是有很多人死了。流感尚未传播全世界，而恐慌心理却迷漫了世界。 虽然现在号称科学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在西医主导的医学界，却仍然显得这样的幼稚和脆弱，甚至还有些手足无措、杂乱无章的味道。如把这一场流感命名为猪流感，据说是因为有一个发病的小孩生活在猪场附近，所以西医诊断者就象法官一样断案——猪是罪犯，是猪传播了病毒，所以就叫“猪流感”。于是猪流感声名大振，全世界人闻猪色变。 但是养猪场的老板不乐意了，自己辛辛苦苦养了一大群猪，好不容易想卖个好价钱，被一群头脑简单的西医这么一掺和，说什么人生病是猪害的，叫什么“猪流感”，这猪还能卖好价钱嘛！于是有的猪老板为猪叫屈，声称猪是清白的，并说“亲猪比亲人要安全”。看了猪老板的辩护，真象看笑话一样。但是看似笑话，居然却是真话。因为事实上过了不少日子，相亲相爱的人是一个一个地发病，而可憎可怕的猪却相安无事，依然健康活泼地生活，也不知道身上已经背负了祸首的罪名。于是又有人站出来说话了，这人流感不能再叫“猪流感”了，应该改名，这样一场张冠李戴的闹剧就草草收场了。 这次是猪受冤枉，而上一次的非典，则是果子狸受冤枉。其实那次可怕的非典，在古代的中医看来，只不过是一场平常的时令病——温病。用小柴胡汤就可以治愈。根本用不着草木皆兵，全面封锁，开刀割喉，急救输氧。在中国古代中医看来的小病，到了现代号称科学的西医眼里，则成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恐怖疾病，这真是怪事！ 下面引用南怀瑾先生在《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的原文： “讲到春天的温病，两三年前我们在香港，听到那个什么SARS（非典）。我就笑，我们这位市长也懂，我说那是温病啊！温病只要小柴胡汤就行了。我讲了以后，北京传开了，上海同北京小柴胡汤买不到了，贵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不认识这个吕老板，认识他我就发一笔财了。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冬伤于寒，春必温病。’” 现在所谓的“猪流感”，症状是发热、咳嗽、喉咙痛、身体疼痛、头痛、发冷和疲劳等，有些还会出现腹泻和呕吐，重者会继发肺炎和呼吸衰竭，甚至死亡。现在春季，墨西哥发生的流感，或许就是一种时令病，到底是不是？中国应该派出中医专家去会诊，一来可以治病救人，二来可以发扬中医，三来可以了解病因，做到有备无患。不要老是让西医瞎折腾，好象《红楼梦》里的葫芦僧乱断葫芦案一样，自己搞不清是什么毛病，就乱造一个名称出来吓唬人。看来西医也走到了穷途末路，因为靠瞎猜总不是办法吧！ 这主要是西医的哲学基础是唯物，所以只知道眼前可见的人与动物，却不知道头上不可见的天道变化，因为天道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对西医来说是盲区，根本不了解因为天气变化而引起的时令病。只知道生病有病毒，不知道这病因何而起？由何而去？ 可怜的西医，现在到了乱贴标签的地步，看来应该回头了，不要再瞧不起中医，而应该向中医学习了。 说到时令病，艾宁在《问中医几度秋凉》中就有讲到，这个故事很有趣，我全文录下来： “每到春季。母亲便会根据她对气候的感知开方，让我去抓药，然后配制为成药，赶在流行病来到之前早做准备，她说到时该来不及了。 有一年春季，母亲也是这般催我早做准备。但给我印象颇深的是。她告诉我，这一年的春天得病的将是孩子。症状是发烧、气喘。而且烧得两个脸蛋其中一个脸蛋通红，而另一个脸蛋是白的。我不信。发烧怎么会单是一个脸蛋红？我从来未注意到这一现象。母亲指着她开的方子中的一味中药说，这味药是这个方子的灵魂，将使疗效奇佳。我把药买回，粉碎、过筛、制成散剂，坐等病人上门。 还没等病人上门，母亲又开方，让我再准备一剂药。她说，流行病一暴发，一部分人会找中医，另一部分人会到西医院住院治疗。而从西医院出院的孩子将会小脸青白，虚弱、厌食、夜惊。于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会再来找中医的，这副药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我正在制第二副药时，第一批孩子如约而至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一个个烧得呼嗤带喘的孩子全是一个脸蛋通红，另一个脸蛋是白的！病人来得太多了，我成了药剂师，忙着分发药物，很快，第一批药就分发光了。我又加紧制第二批药。这时，那些从医院住院回来的孩子也上来了。一个个小脸青白，啼哭不止。我又开始分发第二批药。第二批药发完了，这个春天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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