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平气和看孔子：
试评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一）
北大未名站
李零先生向来是我尊敬甚至崇拜的大学者。当年，他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是我对文献学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入门读物。后来我读郭店楚简，毫无辨别古文字的能力，也主要是靠李先生等学者的释文。《论语》一书，我先后读过几个古今注本，受益颇多，但仍然有许多不解之处。所以，这次我听说李先生出了关于《论语》的新著，大感振奋，立即去买了一本来读。结果翻了几页，已经有太多不能同意的地方。等到全书读完，更有很多话深感不吐不快。近来网上关于此书的讨论很多，我略翻了一下，有和我的想法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于是也想把自己的意见形诸文字，以求教于李先生和大家。
首先说明一点：本来“我读《论语》”是李先生自己的读解，正如有些人写“《论语》心得”，明明是写人家个人的体验和感悟，轮不到旁人来置喙。我虽然不同意其中一些说法，也觉得没有辩论的必要。但李先生是专业的古文献学者，文中又引经据典，左一个“这才是真相”，右一个“真实的孔子”，自然不能和一般的个人感想等量齐观，不宜把几句谦逊话当真。况且李先生说得明白，本书是他在北大讲课的讲义整理而成，其中表达的也无疑是严肃的学术观点。学术者，天下之公器，自然容有商榷和质疑的空间。而且李先生的观点，我以为也很有讨论的必要。于是小子狂简，不自量力，写下这篇商榷文章，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分别讨论四个问题：（1）孔子是“丧家狗”么？（2）孔子是圣人么？（3）李先生对论语的解读准确么？以及（4）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论语》？前三个部分是对李先生本书的讨论，最后一部分是我从本书引申出去的一点议论。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李先生和各位读者不吝指教。
一．孔子是“丧家狗”么？
李先生的这部书，最有争议的莫过于“丧家狗”三个字，这也是我完全不能同意李先生的地方。不过我也不能同意一些学者完全从自身的价值观和立场出发进行的批判。批判者可以有各自的立场，但是批判却不能以个人的立场为依据，而要从原文自身的问题出发。这样的问题，其实已经很不少，令李先生的论证根本上难以成立。所以，我力求从本书中的问题出发，而尽量不涉及其他立场，讨论这一“丧家狗”的问题，我们分别来看：
（问题1）“丧家狗”本身的褒贬色彩究竟如何？
“丧家狗”这个词，是否真的如李先生所说的那样，丝毫不含贬义？李先生再三解释，这个“丧家狗”完全是用古文中的意思，绝无辱骂之意。“丧家狗绝非诬蔑之辞，只是形容他的无所遇。”（15）虽然说这种形容不免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误会，但我们在此不必怀疑李先生的真诚。但问题是，在李先生所引用的原文语境中，“丧家狗”真的毫无贬义，只是形容“无所遇”么？我们单看《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
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郑人”先列举出了尧、皋陶、子产、禹这些公认的圣人贤人，最后却说“累累若丧家之狗”，圣贤和丧家狗，反差之大，莫此为甚。纵然并非辱骂，也肯定有不恭敬的意味。所以子贡对于是否告诉孔子原话，或许也有些犹豫，否则但书“子贡告孔子”就行了，何必加“以实”二字？当然，另外几个类似的文本大都只书“子贡以告”，但《史记》的书法也不可忽视。至少司马迁看来，“郑人”的说法是不太恭敬的。许多词汇自有其褒贬色彩，“丧家狗”一词也并不因为孔子“自承”而变得有丝毫褒义，而依然是贬义很浓的嘲弄之辞，这和古文并没有天差地远的根本区别，李先生是古文献大家，不至于不清楚这一点。
（问题2）李先生对“丧家狗”一词的解释是否准确？
词语的褒贬色彩不论，按照李先生对“丧家狗”的解释：“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序2）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先生自然理直气壮地将孔子当成“丧家狗”。但李先生在此避而不谈的是，“丧家狗”本有两种解释，一说为“有丧事人家之狗”，李先生所引的《韩诗外传》即持此说，另外史记王肃注也持此说。我在网上看到，李先生强解有丧事人家就要把狗抛弃了，所以二者没什么区别，这一点已经有人反驳，在此不赘论。且从李先生所采用的通行解释，即“丧失主人家的狗”。即使按这种说法，李先生的解释也说不通：丧家狗不过是找不到家园，无家可归，未必就是“怀抱理想”，而往往是到垃圾堆里找点吃的就满足了。郑人说孔子像丧家狗，显然也没有褒扬他“怀抱理想”的意味。李先生的解释未免不太确切。李先生既然多次说孔子像堂吉诃德，书名倒不如直书“堂吉诃德”或“愁容骑士”更加合适。
既然李先生的解释既和原文的用法不同，也和现在约定俗成的意义相悖，在一般意义上，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孔子是丧家狗”这种说法。这只是为了澄清概念，并非和李先生唱反调。不过这还只是用词问题，更严肃的问题是：
（问题3）用“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这种界定概括孔子是否合适？
当然，孔子确实怀抱理想，现实世界和他的“精神家园”差距怕也不小，因此也可以说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这样的人。但问题是，这种说法虽然大体正确，却没有实质意义。“得君行道”是中国士人一贯的理想，真正能实现的却少之又少。按这个解释，不但孔子是丧家狗，孟子、朱熹、王阳明这些个“二圣人”“三圣人”都是丧家狗。不单如此，中国一大半的“知识分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还有骂孔子的李卓吾，一个也逃不了。骂“礼教吃人”的鲁迅，自然也在此列。这倒也罢了，毕竟这些人和孔子还算是同胞。可外国的知识分子也好不了多少：苏格拉底追求“理念”，被雅典人正了法；柏拉图推行“理想国”，被叙拉古人卖作了奴隶；但丁被赶出父母之邦，卢梭被小人迫害成狂，拜伦周游列国，马克思也逃亡异乡，哪一个不是“丧家狗”！可如果用“丧家狗”三个字来概括这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未免过于空泛，拿它来讲孔子，又能讲出些什么门道呢？
李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我想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从儒林外史读儒林内史。”（11）如此一来，孔子无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符号而已，作为“知识分子”，孔子与李先生自然有共性，但李先生没有思考的是，这是不是孔子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作为知识分子，哪怕是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姑且不提《儒林外史》、《围城》中范进、匡超人、李梅亭这类“知识分子”——就一定能理解孔子么？李先生对把孔子当成符号的意识形态深恶痛绝，但是他自己却偏偏把孔子当成了另一类的符号！
以上还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基本是正面形象，其实按李先生的定义，“丧家狗”还远不止这些，怀才不遇，壮志难申的人，各行各业自然都少不了。甚至许多恐怖分子、邪教头目、精神变态、人格偏执、妄想狂、神经病，比如大名鼎鼎的本拉登，又比如最近名满天下的崔承辉，再如为了偶像不顾老父死活的杨丽娟，又何尝不是“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他们都是李先生所认为的“丧家狗”么？若拿这一点质问李先生，怕先生也无言以对吧。
所以说，“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不是关键，关键在怀抱什么“理想”，寻找怎样的“精神家园”，这一层讲不透，基本上都是隔靴挠痒。而我看李先生的大多数读解，都有这样的问题。这点我们第三节再谈。
以上的批评似乎还只是咬文嚼字，让我们再从“专业”一点的角度提几个问题：
（问题4）“丧家狗”的故事可信么？
李先生一再说：“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序2）但封面上力透纸背的“丧家狗”三字，在《论语》中根本找不到。令我惊奇的是，李先生何以如此公然地自己违背自己立下的原则，拿《论语》中根本没有的事情来作为解释《论语》根本立足点。当然，“丧家狗”的轶事出自《史记》、《韩诗外传》等秦汉间的古籍，也算是由来有自，不过比《论语》的成书晚了三四百年而已。虽然这些古籍距离《论语》的年代比后人要近很多，但是这几百年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和社会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当时人的理解未必就比后人更接近经典原著。如“毛诗序”就不一定比朱熹的《诗集传》更接近《诗》三百篇的本意。李先生不会不明白这其中的差别，这种文本间明显的跳跃就更令人感到奇怪。
事实上，从战国到秦汉间，孔子在诸子百家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不但儒家将孔子奉为圭臬，连墨家、道家、法家也常常拿孔子大做文章，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庄子》、《韩非子》等著作中，孔子也常常出场。在这个大背景下，关于孔子的传说也明显有一个踵事增华的过程。像《庄子》中提到的孔子和老子长篇大论的对话，又如《礼记》中孔子和弟子的许多问答，未必都是当时的实录。“丧家狗”的故事也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下考量。举例来说，《庄子——秋水》中还有一段故事：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汝。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
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
按此说法，孔子自诩有“圣人之勇”，岂非早已自命为圣人？又何止是“丧家狗”而已？
如果用“丧家狗”三字能作出一本书来，用“圣人之勇”自然也能。为什么“丧家狗”就是孔子的“本质”而“圣人之勇”只是后世的“传说”或“伪造”呢？
当然，《庄子》中的记载比起《史记》来或许少了一点权威，可《史记》中的记载就一定可信么？ 其实，早有人怀疑这段“丧家狗”的故事为伪说，崔东壁说：“郑在宋西，陈在宋南，自宋适陈，必不由郑。”（转引自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2，第51页）钱穆更广征博引，发挥其说（同上书：51-3）。我学识浅陋，看不出其中的问题。李先生当然可以反对这一派的论证，但是不该对此视而不见。李先生自称对《先秦诸子系年》很欣赏（8），绝非对此书孤陋寡闻。但是我没有看到对这一点有什么辩驳。李先生附录中的“孔子年表”（附录76-80），多从钱穆的《孔子传》，而该书中绝未提到“适郑”之事，李先生也未加说明。用早已有人指出可疑的材料而不加说明，在学术上恐怕难以成立。
不过即使这一点搁置不问，我们只问：
（问题5）从《史记》等书的记载，就能推出孔子是“丧家狗”么？
恐怕不然。李先生自己所引的《韩诗外传》中就说“孔子无所辞，独辞丧家狗”。也就是说，孔子承认自己和几个圣人相似，却根本不认自己是丧家狗。而姑布子卿这位“相者”也把孔子视为“圣人”。当然，这段文本在理解上疑难不少，所以李先生也避重就轻，用“最后一条，有些不同”轻轻带过。虽然文意迂曲难通，但和李先生的解释不能吻合，却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即使《韩诗外传》中与《史记》大相径庭的记叙不论，单从《史记》的记载中，也推不出孔子自承为丧家狗的结论来。按《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孔子到了郑都，和弟子走散了，只有站在城门等人，形容想必相当狼狈，给郑人奚落了一番，说他像圣人又不太像，还是像条丧家狗。子贡把郑人的话告诉孔子，孔子付之一笑，说形状本来是无关紧要的末节，不过说我看起来像丧家狗，倒确是如此。恕我直言，在这段话中，根本看不出孔子将自己等同于丧家狗的意思。孔子“欣然笑曰”，只是把这当成是一个有趣的笑话，何况话里说得很清楚，“形状，末也”，长相如何本来就是小事，说我看起来像丧家狗又有什么要紧？很明显，在这个故事里，孔子最多只是对自己当时狼狈情况的一种自嘲，哪里谈得上“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李先生为了达成自己特殊的解释，不惜在解说上大作手脚。第一，按各书记载，孔子当时是“欣然笑曰”，独《孔子家语》做“欣然而叹”，纵然如此，也只是一种爽朗的自嘲，但到了李先生笔下，孔子的笑容全没有了，成了“反而平静地说”（序2），好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给自己一生做总结一样。所以，一个幽默的笑话成了郑重其事的自承，更加成了李先生这部以“丧家狗”命名的大著。
第二，孔子只说自己从形貌上“似”丧家狗，李先生却把这个“似”说成“是”，“在这个故事里，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似”和“是”，二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孔子长得更像权臣阳虎，莫非在孔子与阳虎间也能划上等号？
当然，李先生或许会分辩说，说孔子像丧家狗，不只是指外形，也是指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行迹。但从文中并不能明确读出这层意思来，我们看到的只是对外貌的描述。纵然确实有这一层意思，也只是行迹上的“似”而非“是”。孔子游走四方有高远的理想，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有许多弟子追随，有王公贵族接风洗尘，虽然政治主张上四处碰壁，偶尔也有畏匡绝陈之类的狼狈场面，但总体来说，绝非一般游士可比，更不用说“丧家狗”了。用表面的“形似”概括孔子，得出的结论也不过“似是而非”而已。
第三，李先生对这段的解释说，“孔子宁认丧家狗，不认圣人”（15），也未免略有歪曲。孔子或许真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但是在这段话里，孔子因为丧家狗的比喻新奇而忍俊不禁，但对把他和其他圣人的相貌比较不置可否，并没有特别“否认”的意味。其实，这段话的文意很显豁：“形状，末也”，像圣人还是像流浪狗又有什么关系？李先生一定要在二者之间作出截然的区分，未免与原意不符。
综上所述，李先生硬说孔子是“丧家狗”，不但褒贬失当、解释牵强、理解肤泛，依据的文本不可信，而且对文本的解读也有明显的讹误。可以说彻头彻尾无甚可取。遗憾的是，这个最基本的方向性错误却是李先生整本著作的基础，因此不免带来书中全局性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下文加以讨论。
（待续）
发表于 2008-6-25 10:4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