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钟振荣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刘 仰   一个人的世界

---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出自于《史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因此，这句话原指人应该适应自然规律而不能违背，由于自然规律超出人的意志、不可改变，具有绝对性，所以“顺之、逆之”的结果很明显，这句话也具有真理性。

后来，人们常常把这句话用到人类的活动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便具有了相对性。例如，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踏遍世界的时候，其他人算不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然算。那时候，不顺着成吉思汗心意的，被屠城的很多。但是，就人类历史文明的轨迹来说，成吉思汗的军队是否代表先进和文明，是否代表着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恐怕未必。所以，等到一百多年后，朱元璋以及农民起义开始推翻蒙古人统治的时候，“顺逆之势”就颠倒了，当初“顺而昌”的，现在“逆而亡”了。

因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运用到人类社会中，前提很重要。很多时候，人类社会的某些活动、某些制度并不具备自然规律那样的不可抗拒性，或者说，即便暂时地不可抗拒，也未必就是真理，“顺之、逆之”便呈现出复杂性。例如，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在赵高权势所及的范围内，的确也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在更大的范围内，赵高本人也在“顺之、逆之”的历史判断与抗衡之中，他本人并不能代表历史规律。再推而广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奸臣，例如明朝的严嵩、魏忠贤等，在他们权势熏天的时候，靠近他们身边的，都处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命运中。但是，放大到全社会，他们自身也处于“顺之、逆之”的历史选择中。

两者的差别在于——严嵩、魏忠贤等人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以自己的判断为前提，其他人“顺之、逆之”的参照标准是奸臣的个人标准；但对于全社会来说，“顺之、逆之”的前提与奸臣的个人标准并不一样。中国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就是人类社会的规律。民意有时能被操纵，但是，民心如日落日出，民心如春去秋来，它是难以违抗的。在黑夜里，即便可以用“放火点灯”、“火树银花”来制造亮如白昼的民意，但它毕竟不是太阳。民心不可违，这终究是难以改变的。魏征说：“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能够具有强大的力量，并不在于谁在说这句话，而在于民心所向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