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

钟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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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数人的现代化

王小强：有个问题，在我脑海盘桓多年。1992 年，我在剑桥时读了你这本书。当时Peter Nolan异常兴奋地向我推荐，还把你来访的细节，你的神态、作派，从头到尾，讲得神采飞扬，说你像个大孩子。—赤子之心“率性谓之道”也。我读完很受震动，和Peter讨论时，我俩都说，你提出了一个不仅关系中国而且关系人类前途的大问题，在这种时候，大多数学者没有几个能看懂。因为那时苏联刚解体，改革方案如火如荼，全神贯注“休克疗法”，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批驳科尔奈和萨克斯。根本没有人会从你这个角度，开宗明义提出，（1）经济体制改革,（2）发展方式选择和（3）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三体问题”，必须统筹考虑，找到“综合解”。所以，我心中一直纳闷，众人都在热议改革、转轨。中国过去说“超英赶美”。你偏偏提出，既不是“超”也不是“赶”，不仅体制不能照搬西方，连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不可能照搬！改革浪潮鼎沸之时，堪称绝无仅有。而且，书中提到，你是从1984年底开始这样考虑问题。你怎么会别出心裁，想到这头上来了？

邓英淘：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偶然。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20世纪末实现小康、21 世纪中实现现代化。当时关注了一下，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点不太对劲。那时间，中国刚刚吃饱肚子，经济处于较低水准，1980年人均消耗能源0.6吨标准煤，翻两番不难实现。但是要实现现代化，一看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人口加起来还不如中国多，大概占世界人口一二成，消耗能源却占全世界的六七成。我当时就想，假如将来我们发展到和他们差不多的发达水平，中国人口这么多，算算账，不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必须翻一番还多！譬如当时美国的现代化，人均消耗能源11吨标煤，日本、德国、法国将近六吨，意大利也超过四吨。咱就按日本的水平算（因为日本的能源利用率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所有能源都从海路运输，平原高度集中，没有长途陆路运输成本），照样不能想象。所以2010年，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对媒体公开宣布：

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过上和澳大利亚、美国人现在同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很简单，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

不仅如此，还有印度呢，巴西呢，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埃及等非洲国家……，如今地球已经70亿人口了，到本世纪中叶，要达到一百亿。大家都要现代化，如果人均按五吨标煤计算，就是五百亿吨，当量又不对了，相当于现在世界能源消耗的五倍！研究这类问题时，当量变换经常要在脑子里想半天。到那时候，我估计石油价格得上千美元了，你怎么用得起？小康，吃饱穿暖，对资源要求还不很高；小康以后，实现现代化，这样行不行？能不能支撑？为此，我提出来了“双重压力”问题。第一重压力容易理解，咱们比人家落后，也要现代化；第二重压力，世界资源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了，如果占世界人口70~80％的多数人都要现代化，能源消耗必须得翻两番、四番，这个地球明显承受不住。所以当时就在思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有没有一条道路，其资源基础和生产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大多数人都能现代化，而不光仅仅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经典模式是，我现代化了，你就别现代化了。我们肯定不能是这种模式。

提出“资源短线制约”，是1986年写的。接着体改所的鲁利玲找我要文章，我说再写原来的老题目，重复，没意义。我是1985年开始想这个问题，开始搜集资料，各种矿产、各种资料，当时已经形成了东西，于是乎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体改所的刊物上，这就是《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这本书的缘起 。

王小强：原来也是哥伦布磕鸡蛋哩，真理从来都是平凡的。80
年代初，石油还是咱出口换汇的大头哩，你真是“杞人忧天”呀！
一转眼，20多年时间过去，中国成为最大石油进口国，进口依存度
超过美国，眼瞅着就要跃居全球石油消费之首。美国人估计“到2030年，中国国内的石油将只能满足四分之一的需求，剩下的必须进口”。走出去，中东敏感上非洲，哪儿找着油哪儿出事，叙利亚
动荡，南苏丹独立，利比亚颠覆，……要说她们民主不够，科威特是酋长国，阿联酋是酋长国，卡塔尔是酋长国，巴林是酋长国，约旦哈希姆王国，阿曼苏丹王国，沙特更是全世界两百个主权国家中
唯一一个干脆拿皇室命名的，个个得到美国民主的精心呵护，亲密无间，安定祥和。阿盟的长袍酋长去检查西装革履的民主选举，媒
体报导欢欣鼓舞，不觉得滑稽。一个萨科齐出面，搅和得咱三万人撤侨，媒体还沾沾自喜“大国风度”。设身处地，今后非洲谁家还敢跟咱在油气资源上“双赢”？

到这份儿上了，选择发展方式，仍然继续很少人明白，很少人
操心。而你，从调研农村沼气﹑养猪等各种案例，到雅鲁藏布江调水，《再造中国》，《西部大开发方略》，《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之一、之二 ，《再造中国，走向未来》，《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一路不停，一口气没喘。

邓英淘：虽然这个问题很大，当初还有其它很多急迫的改革和
农村问题需要研究。但我习惯将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放在脑子里，随时搜集数据，待数据多了，思考成熟了，就可以搞出来。从86年开始，那时已到了发展所，在所里申请一个课题，大概87﹑88两年时间，形成五个专题报告。第一份报告我记得实际上是批判宋国青的讲法，解放以后，我们不欠农民东西，国家给农民的，和通过剪刀差拿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差不太多。崔晓黎算了一笔大账，国家从农民手上低价拿了五千多亿，再一算低价化肥﹑低价农机具等等，也五千多亿，哪有剥夺农民？第四份“发展研究报告”就是我给你的这个，把文章进一步扩展成〈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1988年9月印的。89年我回到社科院农村所 ，当时觉得研究报告还是比较粗，有些关键性环节还要深入，但我负责科研组织协调，工作很忙，不能一门心思只做这个，就继续留心，还是我的方式，思考不成熟时就搜集资料。

记得中间做过一次“水葫芦种植多重循环利用”的调查，我带一个小组亲自去看过，搞成一个案例。养猪产生大量粪便，粪便处理在所有国家都非常困难。这个案例是靠种植水葫芦，诀窍是解决了水葫芦在北方冬天过冬。冲刷猪圈水的有机质降解80％，加上德国引进的细绿萍，也是水生植物，又把剩下的20％有机物降解80％，这样几乎是清水了。喂猪的所有粗饲料全靠水葫芦！所以199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环境五百佳”称号。这是一个永续循环，而且是一个强化循环，超越了自然界自身的强度。细绿萍也是饲料，全价饲料，营养极为均衡。当时完成了一本书，叫辽宁大洼的《西安生态养殖场》。那时候，除了所里工作和正常研究外，我花了很多心思开始找“活物”—实践中鲜活的成功案例。不能光靠逻辑推理，光推理有时会出问题的。譬如我讲过的辽宁沼气，本来委托一个人写，当时叫“四位一体”。这些技术，说穿了几乎一钱不值！东北冬天温度低，一般沼气一年只能用上四﹑五个月。在猪圈上搭一塑料暖棚，就可以基本上解决全年出产沼气；然后用沼气废渣搞庭院养殖，沼气用来做饭。中国灶台从来烟熏火燎，到人家灶台去看很干净，连灰都没有。

加上房子的玻璃窗很大，通过采光和保温，冬天很冷时 ，室温也能保持在15﹑16度。在你们辽宁啊（指杨莹家），很有意义。我对这些典型非常关注，我当时的直感是，这些元素开始逐渐成型，将来会支撑起一个多数人的现代化，普通老百姓的现代化。

1991年初，中信出版社要出一套丛书，一位编辑看了发展所原
来那些老报告，找到我，让我加加工，扩充扩充，不到三个月就出版了。书里讲的很多东西，当时还在实验室，包括森林化工，现在有些领域已经产业化了。森林可以供给人类衣食住行很多东西，包括人造棉，从树林中提炼。当时我在所里分管科研，不可能成天东跑西跑的，主要就是搜集一些这类数据。

王小强：还有一个问题。87年底到88年初，我随赵紫阳﹑杜润生到广东﹑江西﹑上海﹑江苏考察 ，一路讨论“大进大出”，当时明确特指东南沿海的两亿人口，看看怎么学“四小龙”。始料不及，后来东南沿海变成了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变成今天这种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的发展方式。结果，一头是外汇储备猛增到三万亿美元；一头是人民币升值本应有利原材料进口 ，人家能源﹑矿产毫无道理地猛涨价。应当说，占了便宜也吃了亏，现在眼看难以为继了。而你91年的这本书，不仅提前说到这些事 ，简直好像是在直接批评这种当时远未成型的结果，包括你讲“跳蚤与大象”的通俗比喻，明确提出“四小龙”的经验不可能成为中国振兴的发展模式。

邓英淘：对，中国不可能走“四小龙”的模式。沿海地区可以
搞些来料加工，挣点外汇也是对的，因为当时外汇很紧张，但是不宜复制推广到全中国。靠这种模式，无法全中国现代化 ，无法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但你要说服人，日本也是出口导向呀！我认为道理是量级不一样。就像跳蚤与大象，跳蚤可以跳到身高两百倍 ，肌肉构造原理相同，大象再拼命锻炼，跳起身高一半都不可想象。猫有猫道，鼠有鼠道。跟跳蚤比弹跳的相对高度，大象绝对没戏。这就从侧面回答了 ，把全中国都做成来料出口加工不行，犯了一个组合谬误：个别不能涵盖全域。就像电影院梯度设计不好，有人看不到 ，站起来看，旁边人一看也站起来，最后都站起来看，又和原来一样了。局部的成功可能演化成全域的失败。我觉得这个机理足以说明这个问题。那时大家兴头很大 ，各地方都想通过这个“短平快”，率先实现现代化，我产生了不以为然的想法。更有意思的是，老虎﹑狮子在食物链顶端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想欺负谁欺负谁；偏偏大象，虽然吃草，从不欺负任何小动物，爱好和平，可是却有一条，豺狼虎豹 ，谁也惹不起！

当时我还有一想法，觉得要完全实现生产方式体系﹑包括生活
方式的现化化，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有点数据就搜集些，成熟点就写点，至于能不能完成 ，从现实的技术体系看，功成不必在我，会有人继续搞下去。所以，这段时间不断搜集了各种类型的小案例，许许多多 ，星星点点。

王小强：你搜集的许多案例，同构中国传统的桑基鱼塘 ，挖塘
养鱼，挖出的土埂种桑，桑树养蚕，蚕屎喂鱼，塘水剿丝﹑灌溉，天人合一，循环互动，永续利用，鲜明体现“参天地之化育”的哲理。问题是 ，光有微观小构造，结瓜还得有藤，还必须全局性的大手笔。这就是你后来又发起组织“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的动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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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二、西部调水的关键技术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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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淘：说起来又是偶然。我原来是给人拉线的。

97年看到郭开从雅鲁藏布江调水的文章，觉得这个事情，无论成功与否，都很有意义，就写了第一篇文章：〈再造一个中国—溯天运河简介及其意义浅析〉。从标题可以看见，本来是呼吁社会关注，希望帮忙郭开的。南怀瑾老师看见文章了，认为很重要，找我。

王岐山把我从广东安排到香港，住在南老师家里谈了几天，老人家答应赞助课题费。接着，我专门请郭开来家里，谈如何具体展开做这个课题，总得对出资人有个交待不是 ？所以，需要写课题申请﹑项目建议书﹑分几个阶段完成等等。结果郭开嫌麻烦，不干了。后来又通过李丹林介绍，我们去向钱正英﹑汪恕诚分别汇报，他们才是水利界泰斗和现职水利部长呀！如果这件事能发动起来，水利部当然成为重整河山的领军队伍。怎么也没想到，前后分别谈了几次，好话说尽，人家硬是没有兴趣。于是乎 ，下不来台了。后来，王岐山和南老师在不同场合对我说：这件事对中国长远太重大了，你来干！呼悠半天的结果，从98年底 ，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干了，也算是“逼上梁山”吧。

一开始，并没有把调水和前一段思考的新发展方式直接联系起来，更多直接从资源角度考虑问题。我常说，中国是一个“偏瘫巨人”。搞社会学的人说这是个谜 ，我说这不是谜，是个常识，基本上沿着年均四百毫米以上降雨量，从北往南划条线，从黑龙江的黑河斜下来到云南的腾冲 ，东西两块国土面积大致相等，西部10％的人口和生产力，东部90％的人口和生产力；可是大部分水利﹑矿产资源全在西部。中国地大物博 ，半身不遂。国土面积近千万平方公里，为什么还说“人多地少”？钱正英讲话：90％的人口和生产力集中在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平原 ，每年还要花费巨大人力物力防洪排涝。向西北望去，新疆一“省”16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沿海14个省区的面积总和 ，而且不像青藏高原那么高，大部分都是适于人类生存居住的平坦荒原，海拔﹑温度﹑日照﹑矿产﹑石油天然气 ，要什么有什么，棉花都要专门开发“去糖”技术！西北平原广袤无垠，什么都不缺，只缺水，中国实际上是“人多水少”。再看看真的水少吗 ？中国水资源大部分集中在西南。发达国家水资源利用普遍达到90％，我们始终10％左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等国际河流 ，每立方纯净水，毫无利用，等于白白浪费了十条黄河。

中国地形，总体上说，西高东低，南高北低，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嘛。水往低处流，这是西部调水，很容易吸引人注意的地方。但是，继续抬升的喜马拉雅山，地质变动的横断山脉，横阻当中的巴颜克拉山脉，迫使西南的水往南﹑往东流，只剩一条黄河，大部分水到 不了北方，尤其西北干旱地区。所以当年毛泽东长征路过长江、黄河上游地区，吃饭﹑存活都是问题 ，就想到将来南水北调的事情。但是，跨越崇山峻岭，调水谈何容易？

王小强：这就是我不同意你“逼上梁山”的说法。具体过程确实是先找郭开，后找钱正英﹑汪恕诚。换句话说 ，为了振兴“偏瘫巨人”，只要有1％的可能，就值当付出250％的努力探索。二百五的愚公精神。问题是 ，和你一起跑西部的时候，尤其清楚了解了水利部兴建调水工程，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时间，踏勘﹑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等严格的阶段程序以后 ，我心里一直犯嘀咕﹕咱们调研再仔细，眼见为实再可行，最后还得经过水文﹑地质﹑工程等各方面专家都上来，用各种仪器和科技手段 ，经过全面复杂的周密论证，才能知道究竟可行不可行。他们人不来，再大声疾呼，毕竟不是咱的专业领域。你几次瞪着眼强调 ：“关键技术环节一定要亲自搞清楚！”我知道你说的是，为了三峡论证，毛泽东亲自学地质，和林一山讨论坝基岩层的故事。可老人家是慎重决策 ，君子临事而惧；你邓老汉是没事找事，搞得再清楚，讲话谁听呀？

邓英淘：我相信 ，只要少数发达国家把持大部分油气资源，这个国际大环境不改变，中华民族要想现代化，西部调水这件事，一定会有人做 ！我们农村插队的时候，谁是经济专业﹑政治专业﹑历史专业？不懂可以学嘛。不是非上水利大学抠饬施工细节 ，在决策层面考虑问题，把握住关键性的技术环节，往往都是常识足以判断的。当然，这么大动静的事情 ，必须尊重科学。说到这儿，我要感谢许新宜，帮忙联系各地水利部门。他是崔鹤鸣的老朋友，论朋友，够义气。作为水利部调水局长 ，他当然不好乱讲话。他一点不感冒郭开，却多年帮助我们联系﹑安排，支持我们搞调研，而且和我们反复交流。我们每到一处 ，都找当地水利部门深入座谈，由第一线的专家带着去看河流﹑水库﹑渠首﹑规划坝址﹑调水口等等。有他们现场讲解 ，书本地图上座谈讨论的东西，一下全鲜活起来了。我还要感谢林一山，土八路打日本受伤，解放后干了一辈子长江委员会主任 ，荆江大堤﹑丹江口﹑葛洲坝﹑三峡论证，“他负责的工程都取得了成功，在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没有一次失误的纪录”。毛泽东叫他“长江王”。我赞他“大禹之后第一人”，比大禹更了不起 ！林老虽然双目失明多年，主要山川河流过去全都亲自跑过，地形地貌全在他脑海里，他把河流当成有生命的东西，主张把黄河水沙“喝干吃净”。我和林老连续七年时间 ，50多次访谈，对他来说，西部调水是毛泽东亲自交待的任务，多年不停，反复论证，完全可行。再我就是广泛学习 ，看水利方面的书，向科学院陈传友等专家请教，琢磨历朝历代的治水方略，等等……

王小强：十几年功夫下来，以你的聪明才智和理论联系实际，早超过好几个水利专业的“屁挨着地”（PhD）了。你不光出了《林一山纵论治水兴国》 ，而且经过说提纲﹑写稿﹑读稿﹑改稿﹑再读稿﹑再改稿……，经过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专家分章审阅，主笔完成林老最后一本专着 ，在他96岁高龄逝世前一个月，摸到了有图﹑有表﹑15万字的林一山着《河流辩证法与冲积平原河流治理》，后面还有 你数学推理加图表描述的两个纯理论附录。钱穆说书《晚学盲言》，已经让人感动。你们两代人相差40岁，如此这般撰写顶尖学术 ，简直戏剧性传奇。纵观历史，闻所未闻。针对社会舆论诸多怀疑，建议你用常识语言，画龙点睛，不要数学公式，高度凝练地说说 ，西部调水确实可行的几个关键性技术环节？

邓英淘：“高度凝练地说”有三条。

一是超低廉价的风能提水。郭开的“溯天运河”，很多水利专家不以为然。因为从雅鲁藏布江北调两千亿立方水 ，横贯横断山脉，修建一条几乎全程自流的大运河，不说施工，首先取水，必须要有足够高程。这马上产生一个矛盾，雅江上游 ，越高的地方水越少。郭开的办法是在水量足够的地方建高坝，这一下，建坝修渠的工程难度，极大提高了。

提水，是降低工程所有难度的关键。问题是能源从哪里来 ？道理很简单，水利发电，提水耗能当然大于输水出力，否则还用提水吗？而那个荒山野岭，什么其它能源弄去了，加上人工管理，肯定得不偿失，经济上核算不过来。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年，直到2007年，我们已经跑遍西部多年之后，一天搜集资料，忽然眼睛一亮，看到一则风电技术重大突破的报道，赶紧检索﹑查阅﹑确认。 这个技术突破，使我对西部调水的理解产生重大飞跃：风电提水！

如今，我国风电技术已经成熟，只待产业化。特别是垂直轴风力发电技术，360度﹑任何方向的风能都能充分利用，使风场利用率一下提升了五倍 ！而且受力方向的改变，对材料和机械制造的应力要求根本不一样了，造价大大降低。原来的风电设备投资要一万元/千瓦，比火电的4～5千元/千瓦贵一倍多。有了垂直轴发电技术，风电单机成本能降一半，与火电成本差不多了。如果用来提水，设计好与风力特征相适应的水泵，投资成本可能再下降一半，等于原来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如果再去掉与大电网并网﹑输变电和人工管理的成本，又便宜一大块 ！横断山脉，风谷林立。2500千瓦的垂直轴发电机，一平方公里可以摆五台左右。中国风电设备原来运行不能超过2400小时，现在延长到差不多四千小时，总负荷变动多大 ？中国人这项技术不得了 ，世界还没有，是唯一的，外国人只能做到几十千瓦。

风电提水这一招，敢称“化腐朽为神奇”。风电俗称“垃圾电”，负荷波动太大，从20～250％都可以运行，哪个电网也受不了，到底按哪个负荷来工作呀 ？前一段内蒙网瘫痪，就是风电闹的，太不稳定了。所以一个大网，风电不能超过12％。用来提水却完全没有问题。风电机组不必须并网，可以分散就地发电，无非多装几台水泵。假设风机功率是一个千瓦，0.2千瓦开始工作，2.5千瓦照样工作。20％负荷时，一台水泵启动 ；如果风大了，电力上来了，另一台水泵又启动了。电力根本不用切入切出，没有输变电损失，几乎100％实时利用，自然资源的利用强度前所未有！风大时电多多提水，风小时电少少提水。横断山脉到处峡谷大风，风电资源足够，从而提水扬程可以足够大，取水点可以下降到两千米，再不用发愁能调多少水了。哪里方便就在哪里用风电逐级提水，过了分水岭，可以自流了；自流产生的落差水头，又能水力发电；找到地形建库蓄水，即可为当地施工或生产生活，提供稳定水电。最直观的可以用在陈传友的“四江进两湖”方案 ，风电提水到鄂陵湖和扎陵湖，然后自流输水，那什么劲头！总之，风电参与西部调水，中国搞出了兆瓦级垂直轴风电，投入产业化生产，分散利用，无需变电﹑远距离输电和电网管理，每度电成本可能降到几分钱。

用超低廉价风电提水，就近找地形﹑地质条件修建水库，把垃圾电力转变成为水利能源，等于广义的抽水蓄能，这是一个核心的东西。而且，风电技术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还有各种各样的设想。有人设想用飞艇，上头装许多涡轮发电。有人试验在两山间架设高压线式的钢缆，上面一串风扇旋转发电。还有人试验一头用风筝或气球，把带满风扇的钢缆拉上高空。在几千米高空，风速从未停止过，风能是地面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风能的开发利用空间简直无法想象，当量概念又不对头了。根据同样逻辑，甚至可以设想，将来风电直接与高用能产业相连，不进大电网，局域组网，解决好调峰 ，电解铝之类高用能行业向西部风电﹑道路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

二是超长隧洞和大型桥涵技术。这一条不用多说，现在的技术发展极快。日本的盾构机，直径做到十六﹑七米，我们国产化的也有13米 ，隧洞中间宽敞﹑漂亮，输水更没问题了。超长隧洞技术与风电提水相结合，可以利用山峰之间的垭口，哪个地方好就修隧洞，宁可提点水过去。由于有了就地供应的廉价风电，还可以尽量避开施工困难的地质条件。大型桥涵技术可以使两山之间的渠道，不用沿着等高线绕来绕去，很长距离，施工维护都困难，直接跨过去。我们这些年大修高速公路﹑铁路，这两项技术发展极快，很多隧洞﹑跨江桥﹑跨谷桥﹑过江隧洞，长江隧洞都已经通车了。超长隧洞和大型桥涵，都可以做到抗震多少级。以前技术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调水工程困难很多。现在有了，技术成熟，有把握了。

把这两个关键性技术环节迭加﹑整合，就成为第三条：化整为零，多头并进！于是乎，可以把“大西线调水”这个“线”字去掉了，这便是我现在说的“西部调水”。郭开的“溯天运河”设想全程70～80％明渠，调两千亿立方水，等于三﹑四条黄河，在地质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横断山脉，蜿蜒数千公里，现在的技术确实很难想象。明渠过长有危险，地质不稳定，山中间总有断裂带，修建不容易，而且要一段接一段地进入下一条江，纵横交错，维护的风险性太大了。如果有了超低廉价的风能提水，加上超长隧洞和大型桥涵，整个调水工程，可以化整为零，分散开来，哪里风大就建设风电站，哪里有好地形﹑好地质就建库，提水﹑蓄水，不用非建一座耸人听闻的大坝，几百亿立方大水库，让人心里捏把汗，向北输水也不用集中在一条渠道，主干明渠的长度可以大大缩短，水量可以大大减少，分解成许多中小水库﹑中小运河，一截一段，地形﹑地质有利就集中修大坝﹑大运河，地形﹑地质不利就分散修小坝﹑小运河，有的直接联系，有的不直接联系，甚至跨江越河，多点（提水）﹑多路﹑多向，分头并进。万一哪里真出了问题，不会颠覆全局，造成巨大灾难。

为什么风电提水与超长隧洞﹑大型桥涵的结合，也算一条关键性技术环节呢？最大的好处是把一项难以企及的巨大工程，分解成一系列现有技术完全有把握的中小工程，极大降低工程难度，极大降低事故风险，极大加快施工进度。建立多点﹑多向﹑多路的提水﹑输水工程 ，风能﹑水能结合，做成一部分，受益一部分。整个西部调水，边施工边受益。过去我们呼吁大西线调水时不我待，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那些荒无人烟的偏远地方，由于长期没有工程设想，从搜集水文资料开始，极其缺乏基础工作。我们心急火燎，因为即便中央决策要干，水利部门动作起来，全面展开踏勘﹑预可行性研究等一系列工作程序，再经过三峡式的周密论证，真正开工，20～30年以后见了。今天，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眼看难以为继，那时中国16～17亿人口，新疆继续增长的年轻劳动力尽往广东打工﹑打架？ 如今，有了风电提水这个关键性技术环节，一下子，满盘皆活了！

而且附带出一个好处，减少国际纷争。郭开的“溯天运河”一端出来，一说建高坝，大水库，下游诸国肯定吵成一片，美国人笃定出手“主持公道”。现在，西部调水，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了，分解开来了，都是中小工程。当然，说中小工程，是相对郭开的“溯天运河”而言，其实可能个个都不小。但是，和现在进行的“小西线”一样，或衔接，或交叉，或平行，上马兴建若干新的“小西线”，谁能说什
么？我先从雅砻江调水，从通天河﹑金沙江调水，从扎曲﹑昂曲调水，从那曲﹑玉曲﹑伟曲调水，从帕龙藏布﹑尼洋曲﹑拉萨河﹑年楚河调水，不算国际河流吧？即使最后直接从雅江取水，也不用修一个巨大高坝，而是分散开来风水互济，提引并重，哪里有地形﹑地质条件就建库，甚至不建库，直接风电梯级提水，你管得着吗？

总而言之，把握住这三个关键技术环节，西部调水一盘棋就好下了。立足这三项技术，我概括西部调水30个字﹕“高水北调，低水东调，风水互济，提引并重，东西对进，调补兼筹”。“低水东调，调补兼筹”是邓德仁方案，非常有价值。长江水调多了，影响下游，国内又该吵吵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毕竟是现在的经济重心，影响太大了。地处西藏﹑云南交界的“三江并流”，直线距离仅仅70公里，南高北低。怒江，我们到过丙中洛；澜沧江﹑金沙江，我
们到过德钦。根据邓德仁多年调查研究，藏水中的“低水”可以东调，补充长江水系从上游拿走太多。“东西对进”说的是加快施工进程，崇山峻岭，作业面限制条件很多，施工队伍铺展不开，可以头尾两端一起动手。总之，整个水资源调配，调水加补水，七七八八，五﹑六千亿立方，调水一﹑二千亿立方，至少几十年时间，且有得干呢！

王小强：“风水互济”是整个思路的纲，纲举目张。中国人爱讲风水，没想到在这儿，让你用活了。天大难题，游刃有余，随心所欲不逾矩了！而且，整个西部调水，完全可以先易后难，先近后远，积少成多，在“三边工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激励各类相关技术进步，调动修路﹑运输﹑后勤以及重型机械制造等等庞大的国内需求 。

记得当初讨论西部调水，投资巨大，经常成为置疑的理由。现在咱大国崛起有钱了。美国金融海啸，中国刺激经济四万亿。用一万亿西部调水，不仅启动内需，而且千秋功业。

邓英淘：是啊，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按照现在的标准，肯定属于“三边工程”，哺育成都平原两千年，多少代人民。而且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两百万亩，扩展到一千三﹑四百万亩，有可能扩展到两千万亩，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工程？说到底，核心就是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关键技术环节，巧夺天工。大运河也是“三边工程”，也不是一次性开工﹑竣工，哪里亟需﹑哪里好修，先解决一些局部问题，经过好几个朝代，最后接通了，成就了贯穿中国南北的全局意义。长城也是“三边工程”，战国时匈奴崛起，各国修各国的，秦汉土夯，到明朝才修成今天的砖墙模样。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就是靠这种精神，一个长城修了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把一件事做这么长时间，几千年，不可思议，改朝换代，换了多少茬儿人，照样接着干，实际上都是逐次逼进，从最紧迫的眼前问题入手，逐步延伸﹑拓展，最终彻底改变整个全局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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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三、建设生态发展方式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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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强：黄河水量580亿立方，南水北调一﹑二千亿立方水，等于北方增加两﹑三条黄河，哺育西北一望无际的平坦戈壁﹑沙漠﹑荒原，“大水漫灌”你多年搜集的新生产方式的各类生长点，势必雨后春笋成茂密森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想想这番前景，令人激动不已。

邓英淘：这正是我们调研的另一个重点。在研究“以人就水﹑以水就人”和水资源利用问题的时候，我发现西部调来的水，恰恰可以用来发扬光大新的发展方式。尤其是西北平坦荒原，几十亿亩干渴的土地，一旦有了水，极其丰富的海拔﹑日照﹑温差以及矿产资源，足以实现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发展方式跃迁。跑遍整个西部的调研，使我选择新生产方式的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

有人提出中国只能养活六﹑七亿人，这完全是胡扯。因为钱正英说过，我们现在是90％的人口和生产力集中在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如果有了水，把大西北开发出来，中国会增加多少平原？1998年，我第一篇文章用〈再造一个中国〉当标题，意思就是再造出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平原，等于再造一个中国。后来出书的时候，你担心别人看不明白，非改成《再造中国》。我一想，说《再造中国》也对，因为我们不仅要再造上百平方公里的平原，而且要塑造新的发展
方式。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十几亿人口，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核心概念是建设生态，不是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是要实现人类发展方式流程的跃迁。

王小强：环境保护，是很多反对调水﹑反对西部大开发的呼声。所以说“呼声”，因为不少人，并未深入思考，只是从直观上，反对过去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大炼钢铁砍伐森林，在草原种粮破坏生态的传统开发方式。我们赞成环境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必须保护，长江源头应当禁牧。但是，毛乌素沙地﹑科尔沁沙地，过去都是水草丰美的著名草原。如今您要保护的是沙地还是草原？“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死亡之海”，您去保护？您真去了，也“保护”不住，因为沙漠化还在疯狂肆虐，沙进人退。真正保护家园的是牛玉琴﹑石光银，一个寡妇，一个判刑释放，两个文盲治沙30万亩，加起来近亿棵树。去听听他们的呼声吧！甘肃石羊河下游，我们目睹老百姓从枯井捞泥浆回家做饭，一路上遗弃的房屋﹑村庄比比皆是。不调水，西北现有的人口和生产力规模都维持不住。生态环境，光靠消极防御，四处划圈圈，不让老百姓进去，是不行的，必须同时解决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人家也要发家致富，也要现代化呀。今天的生态环境，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是沙进人退，就是人进沙退。首先在思想方法上，必须积极进取。

邓英淘：我们提出“建设生态”是种草﹑种树，不用把土地翻来覆去的多年生植物，尤其是生态见效快﹑经济收益好的草，开发生物能源。

长期以来，我脑子里始终有两个焦点﹕一个把水源调配好，一个把能源调配好。水资源调配，初始投资大，兴师动众，但可以永续利用，都江堰﹑灵渠﹑大运河等等许多古代水利设施，不仅现在还在用，而且还在不断改进﹑拓展。至于说解放以来水利建设对这30年高速增长的巨大贡献，更是有目共睹。但是，单有水资源调配还不够，根据现在的国力，全力以赴调水，也得延续几十年时间。中国煤炭储量丰富，我们调研了许多煤化工﹑清洁燃烧技术等等。油气资源仍有开发潜力，但必须面对最大石油进口国这个现实。而且这两项能源，早晚很快枯竭。风力属于永续能源，分散利用提水没问题，一并网，稳定性太差。再一个就是太阳能，也可以永续利用。从长远说，一个水能，一个太阳能，都是多年持续利用，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中国现代化的基石就稳固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此不可阻挡，谁也甭再想制约﹑遏制中国了。

我本来还想写一篇东西—〈分散式的能源体系和就地城镇化〉。太阳基本上不是厚此薄彼，虽也有差别，但基本上分布差不多。中国以能源重化工现代化的县，估计也就20～30％，多数县搞不了，因此形成现在几千万农民工涌向具有能源重化工体系的城市。百分之七八十的县，城镇化没有产业化基础。譬如石化基本在沿海地区，很多东西不适合长途的陆路运输，它们集中生产出来的东西，在百分之七八十中部县镇根本搞不了，搞了也竞争不过。因此，在大部分地区搞城镇化，农业基础没问题，缺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零售服务业体系当然没问题，但是缺乏中间制造业或类似能源重化工形态的产业基础。农业原本属于分布式，但现在也走向了西方模式，靠石化，消耗化肥非常多，已经成了最大的污染源，就是这个肥胺氧化。大部分地区怎么解决核心产业基础问题？—种草，种能源。简单的说，种植谷物，人均一年400～500公斤，即0.4～0.5吨。现代化，至少需要人均年消耗能源4～5吨标准煤。从价值上说，差别更大。谷物一吨才两千块钱，石油一吨大概要五千人民币吧。如果种草，种能源，把农业改变成不仅提供人吃的能源，而且能够供给大多数中小城市的能源，农业产出的空间一下就扩张了十数倍，大部分人都可以现代化了。

太阳能发电技术突飞猛进，中国人又走在了前面。山东的太阳能瓦，铺房顶上就能发电，便宜得一塌糊涂，和普通瓦一样，能用几十上百年，已经进入生产阶段。这里不多说，重点强调建设生态的发展方式跃迁。这里的关键性技术环节是氢能源技术。甲烷，我觉得将来会成为最基础的东西。甲烷可以发电，实质是天然气，农家产的沼气60～70％是甲烷，经过提纯后可以发电。汽油柴油，可以通过甲烷催化合成，还可以供居民取暖﹑烧水﹑做饭，然后可以成为不受规模经济制约的一碳化工。甲烷分子式是CH4，只有一个碳。一碳化工可以合成氯乙烯，在这个基础上合成聚氯乙烯。最重要的是不受规模经济制约，这个非常厉害。大工业生产，少数人现代化的基础，说到底，在于规模经济。小规模分散干不了，干了也没效率，优胜劣汰，活不下去。一旦没有了规模经济的制约，就没有集中垄断了，想垄断也不行了。2010年我看到一份材料，一农民自己的沼气用不了，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甲烷发电机，手提式的，大概二﹑三十公斤，回家接上自家的沼气，屋里灯全亮了。甲烷发电，效率非常高。甲烷还有一个重要特点，现在调峰主要靠水电，几十秒时间随时启动，甲烷十几秒就能启动。发达国家的调峰，水电和天然气调峰占50％。你说哪儿没有秫秸秆？有了这个技术，百分之六七十的农业县，全能发展绿能生物化工产业，就地城镇化，有得是活儿可干。像我们家保姆小张，压根儿没打算在北京长呆，过几年人就走。问题是回去也没事干，百分之七八十中西部县没事可做。分布式能源体系一起来，所有县市都能有强大产业，都可以就地城镇化了。当年刘邦要分封诸王，后来谁建议杀谁，都分封了，谁还跟你干呀！现在也是这样，只有你规模化，把持垄断着搞重化工，人家都奔你来。将来我也有，我就走了。

这里，一定要破除一个非常坏的观念，中国人只给庄稼浇水，从来没想到给草浇水。我查了一下，我们有60多亿亩草地，森林有望扩展到40亿亩，只有十几亿亩耕地。中国其实是一个草原大国。现在60亿亩草地，年产干草三亿吨，亩产仅仅一﹑二十公斤。如果搞人工草场，搞10％的人工草场，可产干草六亿吨；再搞10％，就是十亿吨！现在斤草的价值跟斤粮一样，全物质利用，不得了，什么时候咱产过十亿吨粮食呀，这辈子也别想，现在才五亿多吨。所以，北方这40多亿亩干旱草原，搞人工草场﹑改良草场，潜力极大。人工草场要搞些一定灌溉，改良草场有一些局部草种改良，就会成就不可想象的农业，沿着黄河，大河西的概念，那时候，中国农业问题才能叫“解决”。为什么这样说，需要特别强调，这里说的种草，不局限“风吹草低见牛羊”，发展畜牧业，工厂化圈养﹑合成饲料﹑生物工程，名堂多了去了，根本用不了60亿亩草原，而是说像美国人种玉米做甲烷一样，要的是秸秆，是生物质产量，发展绿色能源，这是“农业”这个概念的一次革命！我搜集了很多产草量极高的案例，譬如中国象草，多年生，每亩每年可提供两吨生物质能。譬如从非洲引进的巨菌草，多年生，4～5米高，最高能长七米，在浙江坡地一年亩产4.5万斤鲜草，等于五吨干物质，而且高蛋白，可以喂鱼，牛吃了上瘾！譬如海蓬子，可以直接用海水灌溉，亩产干物质2.5～3吨。譬如菊芋，防风固沙产量高，含有大量果糖，可以提取二甲基呋喃，热值与汽油相当……

王小强：这时的农业不仅是种粮吃饭﹑种棉穿衣，甚至不是畜牧吃肉的概念了，主要是种草产能的极大潜力。

邓英淘：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将自己的水能源配置好﹑电能源配置好。火电能源现在什么状态？超超超高临界了，拼命提高工作压力，当然煤耗降低的也很多。但是，大工业必须高度大规模集中，而且有机矿物质能源，早晚用完，不可持续。用甲烷发电，几十瓦都没有不经济的，完全超越规模经济的制约。如今中国夏天的空调负荷，占全部负荷的30％多。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用电峰谷差高达一倍以上。高峰时一千，歇菜时五百。这么大的峰谷差，备用设备浪费极大。甲烷发电普及开来，家庭都可以储电。现在就有人提倡，在超市地下室弄个天然气罐，因为高峰时断电了，大卖场没有空调，里面会很热，每个人都相当于200瓦的电炉作功，没法购物了；马上用存储的天然气制冷，就不怕停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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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四、 发展方式跃迁的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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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说到底，就是能源加工矿产。无机矿产好说，盖房子烧砖取土，计算机芯片硅取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能重复利用。铁矿砂价格毫无道理猛涨，因为发达列强多少年来的钢材消费，80～90％靠回收废钢了。能源则完全不同。煤炭﹑石油﹑天然气，全是有机物经过地质年代形成的，分布不均匀，必须集中规模化开采，而且只能一次性利用，用一点少一点，越来越稀缺，所以不仅要斤斤计较讨价还价，而且动用政治﹑军事力量拼命争夺。两相比较，水利属于永续能源，都江堰用之不竭。太阳能﹑风能广泛分布，哪儿哪儿都有，用不着争，用不着抢，用不着也没有办法市场交换。由此可见，发展方式的跃迁，意味着社会形态从需要市场﹑需要争夺到不那么需要市场﹑不那么需要争夺的历史性进步。

邓英淘：我有一个，当然是自己杜撰的，叫“GDP的能量均分定理”。当分布不均匀的一次性能源资源用竭，各个地方都有太阳，有水源。将来，只要在资源秉赋都有一定余量的情况下，—随便说中国，可能也包括印度，当然印度可能会稍差一些，毕竟国土面积小一些，而且蓄水条件极差，虽然降雨丰沛，但土壤蓄水太差，到了旱季毫无办法。—所谓能量均分定理，就是人口占世界比重多少，GDP 就占世界比重多少。实际上，能量均分定理是量子力学的概念。

王小强：你在《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这本书里，全面深入展开分析了新能源改变发展方式的绿色前景，非常直观。根据你那本书“蒙太奇”一下2050年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塔中石油已经开采完了，替代的是多少平方公里极低成本的太阳能瓦板发电厂，几百米高空风力发电昼夜不停，4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全成了灌溉和改良的大草场，森林般茂密，风吹草低仍不见牛羊，盆地四周布满了各种类型的都江堰，永续利用，家家户户房顶上太阳能瓦，用甲烷发电照明﹑取暖制冷﹑做饭洗衣﹑开动汽车和各类机械，养蚕桑基鱼塘，养猪“四位一体”，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随着阳光﹑水源﹑风力四散匀布，处处山清水秀，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不争不抢，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真老子所谓“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邓英淘：“老死不相往来”不是说不联系了，是说互相之间再没有那种你死我活的依存关系，没有那种我离了你就吃不上饭﹑就得饿死的人际关系你活你的，我活我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再需要皇帝了。

王小强：这才是道的境界呢！阳光普照，雨露滋润，以万物为刍狗，不偏不倚，人人有份，不为尧存，不为纣亡。一次性矿物质能源越来越少，原来说石油只能再用50年，即便没这么快，早晚用完。尤其核能，污染太可怕了，再严防死守，也是一个概率问题。一朝泄漏，污染上千年时间。就这，铀也面临枯竭。只要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离不开这些矿物质能源，分布不均匀，你有我没有，你多用了就等于我得少用，所以必须你争我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几乎所有的纠纷﹑制裁﹑战争，尤其一战﹑二战，所谓“地缘政治”﹑“战略利益”等等，都和分布不均匀的能源矿产相联系。两﹑三代人之后不久的将来，这些能源日益枯竭，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都用水源﹑风能﹑太阳能，就地取材，自食其力，到处都有，永续利用，无需纷争，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市场交换逐步退居“二线”，世界岂不是越来越趋向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境界？

邓英淘：这就是那句话﹕平物我之情，息天下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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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五、市场、科层、互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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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淘：我多年一直在琢磨，人类配置资源、运营资源，广义地说，只有三种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互惠机制。微观组织形态的变化，取决于这三种机制应用的不同组合。人类最早配置和运营资源的组织形态，就是互惠制。随着部落增大，部群增多，科层制出现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科层机制贬义被称为官僚，中性的说法是科层或者层级，逐级的。早期是公推领导，酋长是公推的，不行就换了，实际上受到很多制约。

互惠机制原是内部的，扩展到部落之间的交往，互赠礼品，你没有的，我给你点，我没有的，你也给我点，慢慢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市场机制。实际上，严格地说，每个社会的各种组织，都是这三种机制的混合体，不过比例调配得不一样，各有侧重而已。早期配置资源，运营资源，互惠制的成分比较高。比如狩猎，不能说他光管跑龙套，回来只能啃骨头，不是这样的，大家都尽力，如果他不尽力，猎物跑了怎么办？这样演变下来，部落大到一定程度，要有秩序，有士气，有协调性，哪些人做什么，如果事事坐下来商量，效率太低，需要有人调度，像农村生产队长每天给大家派活。这个领导受到大家信任，也受到很强的制约，一个部落酋长是不能为所欲为的。

与这三个机制相联系的，有三个法则。

互惠机制对应的是黄金法则。“黄金”意味着难得，属于博弈理论中的特殊境界，企业和雇员亲密无间，等于一帮哥们儿弟兄不分你我，焕发“以厂为家”的主人翁精神。这显然需要人员团体的紧密关系，流动性不能高。互惠制要有记忆，今天我帮你了，下次你也要帮我。与时间轴平行，是纵向延续下来的。不像市场上找零工、小时工，不用记忆，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没钱不干。今天活干完了， 给了工资就完事了，两清“拜拜”了。

王小强：所以，互惠也等于互欠，从而伸引出具有道德含义的制约关系。

邓英淘：对。互惠机制为什么最初叫克兰呢？部落内部，从小一块长大，知根知底，谁也跑不了，立功授奖，犯错挨罚，人人心里有本账，一记忆多少年，甚至好几代人，实质上包含了某种连坐，很严重哟。你小子想耍滑，不仅一块狩猎的男人不待见你，甚至你老婆串门没人搭理，孩子出来没人跟你玩。爸爸干过坏事，孩子都抬不起头来。反之亦然，后生奋勇立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脸上争光。互惠制组织不仅既有激励，又有制衡，而且激励和制衡，在纵（时间）横（连坐）两个方向上最大化 。所以黄金法则，从原理上说，可以达到团体效率的最大化。

邓英淘：有一本书《X效率》，调查研究了世界各国很多企业，用产权、用垄断、用工资奖金等等，产生效率的机理全都讲清楚了，结果还有一大块效率解释不了，只好命名“X效率”。这就像现在人们可以看见的物质，无论是物质还是能源，只占地球总质量的20％，还有许多是暗物质、暗能源，现在科学在研究。中国也在雅砻江大坝底下，绝对没有天空中射线的干扰，搞这个试验。

王小强：中医的经络、穴道、气功等等，应当属于这块。像中医广泛应用、西医科学解释不了一样，企业经营的“X效率”随处可见，产品、规模、技术水平一样的企业，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有的侧重市场份额，有的突出品牌，有的强调福利，一个企业一个样，到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到“厂商”，现实中的千差万别全抽象成了一个概念。

邓英淘：结果，到处明摆着的“X效率”，经济学解释不了。市场逻辑注重资源配置的效率，一到资源运营的效率，到组织内部的行为差异，经济人假设不够用了。钱多多干，钱少少干，只在计件工资、泰勒制这种容易核算和监督的领域行之有效。因为任何人类长期组织的内部激励和制约，都不可能像商店里从不认识、也不需要认识的店员手里买东西那么简单。就那还得讲究笑脸相迎的服务态度哩。所以，“X效率”亦称“非配置效率”。其实就是日本企业强调的团队精神，终身雇佣制、年工序列制、在职培训、职工住房等等，通过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一系列长程性的互惠安排，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包括互相监督，实现企业不仅配置资源而且运营资源的效率最大化。如今，团队精神，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在股权、工资、奖金、升迁等等市场机制和科层机制的激励之后，尤其大企业，还得花费很多人力物力，文体活动，联络感情，培养、弘扬团队精神，在力所能及的层面实现互惠机制，包括激励和惩罚，以追求企业运营的效率最大化。

互惠机制明显的局限是规模不能过大，外部流动性不能过高。当部落组织或者团队，大到一定程度，外部流动性超过一定程度，人认识不过来了，记忆了半天，拍拍屁股走人了，搭便车的现象可能很难避免了。随着群体越来越大，人们之间的亲密接触越来越少，互动频率越来越低，能认识和熟悉的人相对越来越少，搭便车就会把黄金法则逐步蜕变成白银法则、破铜烂铁法则了。所以，规模和外部流动性，是互惠机制的两大天然制约。

王小强：工业革命带来的大机器生产，大工厂的规模效益，以及市场机制无需记忆、甚至鼓励流动性，恰恰成为传统互惠机制组织形态的克星。

邓英淘：正是这样，一讲究规模经济，科层组织来了。科层机制的明显优点是，组织规模可以发展得极大。社会学有个“一八定律”：一个人可以有效管理八个人，再多就可能招呼、监督不过来了。当然，这不能说是所有的事，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简单这么想，一个人管理8～10人，底下的十个人再管理十个人，这样管下去五层，组织机构就能扩大到一万人，六层就十万人，七层就一百万人。所以，科层管理的组织规模可以非常大。当然，缺乏互惠机制那种谁都认识谁，横向（连坐）纵向（时间）的强大激励和监督，效率自然相应减弱。特别现在信息革命，“扁平化组织”出来以后，对科层机制的等级弊病也做了很多分析，包括阻碍层级间的信息传递，上下信息不对称等等，导致很多低效率，但它毕竟能够组织很大的规模，这是大机器生产，大工厂规模经济不可或缺的 。不仅如此，实际上，宗教、政党、政府、军队、联合国等类似事业机关，所有大规模组织，全都是典型的科层机制。

规模扩张的动态过程中，垂直流动（升迁）是科层组织蓬勃发展的激励。这个特性有利于企业竞争优胜劣汰，尤其在规模效益决定企业命脉的大生产时代。一个企业从8～10人发展到百人﹑千人﹑万人的规模，无论通过招募新人或者兼并其他企业的途径扩大规模，都相当于最初那8～10人的地位不断升迁。如果把生产过程抽象掉，这类型的垂直流动，类似传销﹑传教﹑发展党员﹑军队扩编等等典型的科层组织，虽然内部等级森严，只要外部尚有足够余地不断扩大组织规模，牧师（党小组长﹑连排长）可以不断向地区主教（支部书记﹑营团长）﹑主教（总支书记﹑师旅长）等更高科层逐级升迁。当然，规模扩张绝非人数一个度量，包括市场份额﹑资产总量﹑企业排行榜等等。同样计委一个处长，30年前调度资源的权限可能按万元计，如今按亿元计，“含金量”今非昔比。同理，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时候，以权谋私上万元，非死不可。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科层机制的长处是有利于扩张，一旦扩张受阻，延缓得升迁的激励不足够强烈，科层机制必然掉进“彼得原理”：在一个老化的科层机制里，每个人最后都会上升到他力所不能及的位置上 。换句话说，一旦通过扩张努力工作实现升迁的成本经常大于直接拍上级马屁，嫉贤妒能的武大郎开店就来了。企业里有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你武大郎开店，你就死了，不存在了。军队里只要有仗打，你武大郎开店，打败仗，就淘汰了。政党执政也有竞争可以淘汰。所以，“彼得原理”通常最典型地体现在就业和福利待遇最稳定的政府机构。政府职能部门循规蹈矩，等因奉此，简直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过去中国有讽刺，说作官最容易，“哼哈二将”而已。到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科层机构里面的人，官大一级压死人，几乎没有称职的。

王小强：哈哈！我太有体会了。体改所的时候，老陈就老说我，你这个副所长怎么总不参加委务会呀？我说他们一些人用120％的精力搞团结，我就是用90％的精力搞团结，留下10％的精力搞研究，到头来肯定还是搞不好，还不如干脆不去搞，爱说什么说什么，留下更多时间搞研究，我们的任务不是研究吗？

邓英淘：林老跟我讲过，文革前他跟水利部打了几十年交道，机构里的人可以分成三大比例：三分之一的人干好事，三分之一的人不干事，三分之一的人干坏事。当然，说他们“干坏事”不是说他们打砸抢，搞恐怖活动，而是说他们溜须拍马，拨弄是非，看上级眼色说话办事。也就是说，干坏事和不干事的人占到了七成！他举了一个例子，水利部召开一个会议，“长办”去了一个人。水利部长刚刚发表一个观点，那人站起来就说：不对呀，你在某某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下来以后，部长对林老说：你们“长办”厉害呀！一个小小技术员就敢当场指责部长啊。林一山听完了，微微一笑，没出声，走了，心想，那算是客气的。为什么林老当时会这样想，按照官场常规，林老这不是变本加厉吗？我的理解是，在科学面前，“小小技术员”看到问题，提出来以后，部长居然这种态度，整个机构工作成效的走向，不问可知了。

所以，毛泽东一生，对科层机制特别不满意。“彼得原理”可恶至极，下级要想提出什么东西，越有本事的人，越会更早被驱逐出去，结果自然是不称职的留在岗位上。这是科层机制的缺点，对应“彼得原理”。

当然，现实中，没有纯粹的科层组织，都是三种机制的组合，不同的配比。譬如军队必须科层，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是军队的士气非常重要。像岳家军，那是不可以撼动的。《孙子兵法》名言“上下同欲者胜”。这其实就是互惠机制的核心。岳飞决不是单靠他武艺多么高强可以打胜仗的，靠的是我们大家是兄弟，一起来抗击侵略。那时人怎么不讲产权了呢？我加入你，拼命杀敌，你是不是得给我点什么东西呀？很多特别能征善战军队里，都有这种东西。左宗棠在新疆时加入了袍哥会，利用这个，横扫西北，把彪悍的回族人打得根本没有办法。互惠机制实际上无孔不入。墨家这派也是，漕帮﹑盐帮都有互惠的东西。

市场机制对应“兰德命题”，有效配置资源的适应范围非常有限。我在91年这本书里讲得比较多。它把世界上资源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可分又可专有”的。这类资源用市场机制进行分配，效率最大化。譬如一块面包，你多吃一口，我肯定少吃一口。这叫可分又专有，这类东西适用市场机制。相应的另外三类，“可分不可专有”﹑“可专有不可分”和“既不可分也不可专有”的资源，统统不同程度不适宜市场调节，或者说硬要用市场机制来配置，都不可能效率最大化，都要打折扣。市场机制仅仅适合“可分又可专有”这一类的资源配置。兰德命题，人家可是从数学上证明了的哟。

王小强：不用数学也能理解。譬如咱在农村把河水挑回家，倒缸里，就成我的了，我给你喝你才能喝；譬如太阳能利用，你房顶上太阳能板大，多用了太阳能，我能不愿意，和你抢太阳能吗？一个人听了天气预报，并不影响他人消费天气预报。我有想法说给你听，可能在白给你的同时，才能理清自己的思路。

邓英淘：后来我进一步再想，世界走到现在，不久的将来，煤炭﹑油气这种“可分可专有”能源彻底用完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比起现在，势必大幅度缩小。譬如一棵树，我栽的，树枝﹑叶子﹑根部，一切可分，都归我，可专有。但是一棵树木可以向周围释放出很好的氧气，你怎么专有？我路过呼吸了，你不能找我要钱吧，那不成了阿凡提的故事了？不仅如此，石光银辛辛苦苦种的六千万棵树，不想一下规划成“生态林”了，还是“可分可专有”，所有权﹑收益权都是你的，可是一棵也不能砍，连间苗都违犯森林法，要坐牢了！同样道理，过去你专有煤炭﹑油气，你可以随便来，谁也管不着。现在不行了，你污染得缴罚款。换句话说，种树﹑烧煤都吐气，根据吐出来的分子成分不一样，产生经济学的所谓“外部性”，也就是市场机制调控范围以外的东西，发言权越来越大。

王小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们强调最厉害的知识产权了。用市场机制激励发明创造，我发明的东西得由市场份额决定多少回报，那好，你立法，你惩罚吧，实现这点产权的管理成本趋近无穷大。可以说，所谓“知识产权”是对市场机制的一个极有理论意义的现实挑战。

邓英淘：对，但是鼓吹市场的人不承认。我看到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美国人在网上实现了共产主义。所有企图收费的网站，大家马上都走了。网站要想维持现金流，只有把广告往我这儿弄。一旦对网民收费，人都跑了。怪在哪里呢？有一大堆人，兴趣就在这儿，采用各种措施，把好的流行音乐﹑视频，用黑客技术破解，盗取下来，自己建个库，哥们儿，全来我这儿，不要钱！一大批人在干这种事，挺有意思。可以说，随着石油﹑天然气逐渐枯竭，市场机制适用的范围将会越来越小，小过一个阈值，就不可能继续占据人类社会关系的主导地位了。

总而言之，互惠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这三种机制不仅是人类配置资源，而且是运营资源的基本机制。这三种机制的特性﹑条件﹑局限﹑适用范围，不同功能组织和组织形态变化中的此消彼长，我原来是打算每种机制单独写一篇的。我当时想先把这三个机制的机理写清楚，然后再和历史演化结合起来，所谓“经史合参”吧。这个说起来简单，你度量一下，封建社会三种机制各自是个什么比例，那可得从各处找史料，慢慢地抠吧，费劲着呢，谁也受不了，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王小强：哇，太有意思了！以家庭为例，有的普通百姓家庭，男耕女织，相依为命，不分你我乐融融；有的传统大家庭，三纲五常，男尊女卑，长幼有序；有的富商巨商，婚前财产，殁后遗嘱，AA制式的过日子。可是仔细想一想，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全凭互惠，没有科层﹑市场；或者单讲市场，没有科层﹑互惠；或者只论科层，没有互惠﹑市场。拿你这个万花筒望过去，家家都是互惠﹑市场和科层三种机制的不同组合。无非有的家庭更多这方面，有的家庭更多那方面；或者有的家庭在这些问题上这种机制多一点，在另外一些问题上那种机制多一点。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过分单一，抽象得脱离实际，所以说服力极其有限。

邓英淘：是这样的，因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你找不到一个纯种的“理性经济人”。当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两类激励机制，一类叫“分立式激励”，具体讲，包括资本收益，资本家得，是他的所有权，激励资本家管好自己财产；工资奖金，是激励工人的；再就是激励高级职员﹑管理人员的，像期权。这些都是分立式激励。此外，我说所有组织都还存在着一种复合式激励机制，就是和这些“分立式激励”之间的互动，包括X效率。你如果过分强调某种激励，譬如
说针对员工，给管理者太多权力，快成奴隶制了，X效率为零，甚至成为负值，反过来抵销你对管理者的那些“分立式激励”。

王小强：太棒了！这和你关于西部调水的思想方法一样，风电提水＋隧洞涵桥＝多路并进。1+1≠2，＝3。这是中国文化之道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市场﹑互惠﹑科层三种机制组合变换的人际关系组织，家庭如此，企﹑事业单位如此，社区﹑地区如此，国家﹑国际组织如此，整个人类社会亦如此，从微观到宏观都适用。在思想方法上，对我启发太大了！我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系列，历史哲学超历史，最大困惑卡在“现代化”﹑“进步”﹑“进化”这种单线一轴历时态的是非关系，顺着西方哲学，一直捣饬到达尔文﹑《圣经》﹑“末世”﹑“救赎”等等概念。我现在一时还说不清楚，直观的感觉是，如果把这三种机制的不同组合，投影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垂直关系（纵轴），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界﹑从落后到先进﹑以时间为尺度的历史（横轴），“社
会进步”这个概念，自然而然，三维立体化了，生动鲜活了。历史进程中的任何社会形态，无外乎，都是市场﹑科层﹑互惠，三种机制的混合体，不过有时这种机制多点，有时那种机制多点。也可以说，原始社会的时候，克兰形式的互惠机制普遍实行；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市场和科层机制跃居主导地位，克兰形式的互惠，甚至被当成落后传统批判，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突飞猛进，NGO等各种新形态的互
惠组织雨后春笋！今后，《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势必带来上层建筑的更新发展，市场交易和科层等级逐减萎缩，平等互惠机制越来越可以对应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个社会或者叫共产主义，或者叫“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油气资源枯竭，原来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越来越不仅清晰可见，而且触手可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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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六、共产主义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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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强：听下来，作为共产党员，你显然更倾向互惠机制占主导，因为它更接近，甚至可以等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对应“黄金法则”嘛。

邓英淘：虽然这样说也没错，但还是有点“上纲上线”得生硬了。我们不赞成那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截然对立，公有制的毛病全靠私有化。我们反对吴敬琏的市场迷信，不等于根本否定市场机制。我刚才说了，91年的书里更展开了分析了，有图﹑有表﹑有数学推理哟，“可分又可专有”的资源配置，市场机制最有效，理论上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同样道理，中国共产党员从少到多，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不能没有科层机制的规模优势。就像你说的，每一个家庭，千差万别，最后都能发现这三种机制同时存在﹑交叉互动地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即便将来矿物质能源全部消耗殆尽，大垄断资本和今天相比，退出了主导历史的舞台，我相信，市场﹑科层﹑互惠，仍然是人类配置和运营资源不可或缺的机制，“可分又可专有”的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仍然有效 ；需要规模效益的社会组织，继续少不了科层组织。或许这也算是毛泽东说过的，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照样有矛盾，有斗争。

有意思的是，回到你的“上纲上线”反过来说，用这三个机制的各种组合，看过去，看现实，看未来，共产主义并非遥不可及。因为互惠机制时时﹑处处，都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所有社会组织，而且日益明显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譬如美国研究公共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奥斯特罗姆，人家可是唯一一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的女经济学家，主要讲的都是这一套，核心观念就是“多中心治理”。原来人们以为只有两类社会经济组织，一类官方政府机构，一类民间竞争企业。奥斯特罗姆认为现在混杂得很厉害，NGO—非政府组织，非盈利机构，既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各种各样不同关怀﹑目的和功能，对这些组织而言，尽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她亲自调查研究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了解他们资源的配置﹑资源的运营，很多书我都看过，互惠合作在许许多多地方，在人们认为根本不可能﹑肯定会被搭便车摧毁的地方，制度安排之精巧，相互关系之和谐，激励与制衡匹配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些当地的老百姓 已经搞了上千年，而且可持续发展，堪称人类组织的“有机体”。

王小强：其实只要不是像吴敬琏那样仇恨共产党搞计划经济，非理性鼓吹市场，到处都可以看到互惠机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普遍﹑不可或缺和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我在美国的山区小镇（Boulder）和英国的郊外小村（Key）住过，和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类似，甭管你外面什么工作，挣多少钱，当地社区一年到头，各种各样的互惠活动。

邓英淘：美国尤其典型，移民来的，地广人稀，在地方上，很多事情依赖自治的准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甚至极大影响制度化的政府组织。奥斯特罗姆夫妇写过一本《美国地方政府》，第一章标题就是〈美国存在一个地方政府体系？〉

美国地方政府的特点是形式多样、差别巨大。的确，单就其绝对数字而言就很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87年的统计数字，就有83l66个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单位就某种意义来说是以50种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为有关它们的建立和基本控制的法律规定，主要来自于50个州的宪法以及各个州所颁布的立法。而且，近一半的州制定了《地方自治条款》，允许地方居民为特定的地方政府单位拟定他们自己的宪章。“地方自治”加剧了地方政府单位中形式的多样性，即使在同一个州内政府形式也会有极大的不同。

一眼望去，3042县﹑19205自治市﹑16691乡镇﹑14741学区﹑29487特别区，政令不统一，而且许多水电﹑警察﹑消防﹑教育﹑机场等公共事务机构与行政区划又交叉又重叠，如果拿市场机制或者科层机制的最佳标准衡量，让咱们吴敬琏一说，这里面又是官僚又是垄断，不够公平，不够竞争，必然导致“寻租”腐败，不知道损失了多少经济效率。可人家奥斯特罗姆夫妇分析，人类社会组织的激励和效率，远远不是一项“向钱看”，搞好了，互惠机制焕发出经济学不包括的各种“X效率”，比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科层机制所能发挥的效率巨大得多 ，可持续发展得多，广泛适用得多！

当然，埃里诺·奥斯特罗姆的老公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更上一层楼，《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和《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两本书，直接怀疑美国的代议制度不民主，肯定拿不到诺贝尔奖了。

王小强：有意思。过去按阶段论，共产主义是天堂，是伊甸园，没有人压迫人﹑剥削人，按需分配，一切都好，老也没实现，所以遥不可及。如果用你的三种机制当万花筒，看世界，就像看各个家庭一样，四处可见各种各样互惠机制为主的温馨案例了。

邓英淘：可不是吗？实际上我在看了南街以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共产主义没有什么遥不可及的，你到南街去看看，你再去华西看看，全都是均富呀！多年来，我不断搜集了很多这类案例。譬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多少年了，就是一个典型，堪称现代工人合作制。蒙德拉贡的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资本账户，不仅拿工资，年终还根据资本份额分红。你走，可以，允许自由流动，但没有外部股东，每年分期分批把你的资本账户兑现。职工和子女参加工作的发展到近十万人，一个大企业集团，还有自己的银行。在现代的聚居条件下，这是我知道的最大的一个互惠群体。中国今后互惠机制的发展 ，我感觉，应在很多企业推行现代工人合作制。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资本账户，这是节制资本的最好方式。

王小强：哈哈，这个概念好，有意思。“节制资本”不是不让资本发展，而是要让资本大大发展！

邓英淘：过去资本家说，我付出了管理呀，企业越来越大，资本增值，边际贡献都是我的。问题是，资源运营的效率里包括“X效率”，至少我们没有把“X效率”给你搞成负值吧？哈哈，由于我们很客气，所以利润不能全是你的，还有我们的贡献哪，所以资本收益我们也有份儿。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搭便车。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主要讲这个。我给你复印的最近那篇文章，就是专门介绍反对奥尔森的观点，认为搭便车可以克服。其实人类从最早开始到现在，有各种各样对付搭便车的办法，最厉害﹑最有效的就是团队监督，难听点的讲法就是连坐法，有一整套实现形式。

我们现在实际上混淆了很多东西，有很多错误观念，把公有制等同于无主，这是不对的。奥斯特罗姆专门批这种观点，搭便车与公有制无关。咱们以前老说人人有权＝人人无关。其实，出现搭便车现象，那是你的公有制没安排好，公有制不是无主资源。包括如何解释有名的“哈丁悲剧”，被主张私有制的人拿来当作典型案例。 实际上，人家西方学术界早就论证清楚了，整个中世纪，封建庄园的公有草场没有发生过度放牧。所以，不是公地的悲剧，是无主资源，没有界定清楚的资源，没有规矩，所以没有人管理，所以才乱放牧。公有制和私有制一样，可以有很多丰富多彩的界定形式。

王小强：香港土地就不是私有制，楞让界定成极少数人占尽了便宜。同样道理，私有制也从来没有绝对的。可分又可专有，容易界定。一块面包，你一下子全放嘴里了，我吃不上了。但是，一涉及所谓“资源”，问题就复杂了。譬如香港新界倒是土地私有，农田只能务农，务农早就不合算了，荒废多年，茅草没人，只能永远扔在那里。宅基地私有，盖房必须经过政府审批；住宅标准限定，不能超过三层﹑总共多少面积；盖好住不了，能租不能卖……，等等，无数详细的行政界定。哪里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产权是你的，你就市场调节？

邓英淘：对，反过来说也一样。你要我非规定出一种共产主义什么形态，我做不到。但是，现实社会中，处处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美国，在瑞典，有些市场调节，有些行政管理，有些互惠机制，更多则是这三种机制多种多样的不同组合，乡土人情，团队精神，共同利益，公共设施，绝非一个理性经济人所能以偏概全。而且，人类社会越是进步，人际关系互动越频繁，需要团结互惠的特征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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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七、为多数人的现代化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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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强：过去讲阶段论，铁的必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早晚爆发世界革命，实现共产主义。于是乎，东欧易帜﹑苏联解体，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破产，社会主义失败，共产主义理想幻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摆着的实践结果，成了无需讨论﹑必须面对的现实。87年我去德国，人家第一句话欢迎辞：我们是一个老祖宗。当时我一楞，再一想，对呀，伯恩斯坦第二国际，种种社会保障不说，德国企业董事会里必须三分之一工人代表！于是以后，我就不断问那些说社会主义失败了﹑过去时的人们，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社会主义取得了相当程度，甚至某些方面超过我国今天水平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到底是谁，在哪儿失败了？我的理解是，东欧苏联的失败，有点像咱大跃进，非要过分地整齐划一﹑着急得一步到位不可。而你搜集的西方各种案例，奥斯特罗姆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则属于脚踏实地与时俱进的胜利。

邓英淘：苏联东欧的失败，看怎么说。没有斯大林那一套，战胜法西斯，攻克柏林，从一个落后的东方农奴国家到组成和西方列强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市场调节出来的？算失败还是胜利？苏联失败的根本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蜕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王小强：完全赞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抽掉这个灵魂，马上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了。而后者，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产物，这是我要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系列中展开的。实际上，这也是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包括南老师多次强调的意思，中国的救亡图存与世界向何处去，两件事是一件事。回到你“多数人的现代化”这个主题，你算的大账，不仅包括中国的多数人，而且说的是全世界的多数人。

邓英淘：那时候，账是算的全世界的，问题还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的。面对西方几个发达国家把持全球大部分能源的现实，如果不能另辟蹊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我们找谁去呀？

王小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你提出市场﹑科层﹑互惠三种机制的组合变换，实际上是说，人类组织面对挑战的积极选择，具有极大程度的主观能动性。换言之，面对同样的外部环境和压力，可以选择少市场﹑少科层﹑多互惠机制的组织形态应对，也可以选择多市场﹑多科层﹑少互惠机制的组织形态应对。只顾眼前，得过且过，顺势蹰溜，永远比奋然崛起来得容易。你提出的这种思想方法，足以改变一种遵循阶段论，等待世界革命﹑等待共产主义水到渠成的消极理念。因为要说“物质极大丰富”，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超级市场，比马克思那个时代，物质丰富得难以想像。这恰恰被很多人拿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不切实际。但是，你在91年这本书就写出了〈有害的冗余度〉和〈浪费的经济〉两章。“按需分配”早就是“超需分配”了！衣服先磨破了再穿，手表﹑家具﹑汽车抢着买旧的，普遍“三高”健康恶化，健身房里拿板凳当船划，跑步﹑骑车汗流浃背不挪窝儿，吃饱了撑得减肥，有忍 饥挨饿眼冒金星的，有大把吃药上吐下泻的，有签生死合同开膛破肚动手术的……，都病得痛苦成这样了，还嫌物质不够极大丰富？

邓英淘：所以说，人类社会进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哲学抽象，必须通过斗争去努力争取。德国企业董事会三分之一工人代表，自然而然，容易吗？卢森堡﹑李普克内希让谁枪毙的？发达国家缓和国内矛盾的种种改良，不仅有本国工人运动的激烈斗争，付出流血的代价，而且有西方列强惧怕社会主义阵营席卷全球的重要因素。苏联解体以后，全球一体资本主义化，两极分化空前激烈，怎么样？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首当其冲。所以，还是老人家那句话，“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就算是油气资源枯竭了，看过美国大片《血钻》吗？除了夸富，钻石对一般人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甚至分辨不出钻石和玻璃产品的区别。就这样，照样杀得你死我活。再举一个例子，听说富士山﹑阿尔卑斯山的空气罐头吗？真事，马上也有了中国品牌。由此可见，现实社会中，互惠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谁主导谁，都有既得利益。我们研究半天多数人的现代化，不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空气罐头还能继续变成新时髦，大赚其钱哩，更何况越来越稀缺的油气资源。

王小强：换句话说，你觉得这三种机制在一个社会里如何组合，决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邓英淘：不是，绝不可能。那些大垄断财团能答应吗，是不是？像比尔·盖茨一个人富可敌国，将来要和大多数百姓的GDP平均分布了，要你，你能干吗？这不可能的。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更甚。殖民地﹑半殖民地算不算现代化？对少数官僚买办来说，当然是进步，当然算现代化，各种既得利益和享受挥霍，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富翁还过瘾，活得更滋润。多数人继续相对贫穷＝劳动力物美价廉，招商引资求之不得，有什么不好？所以，GDP增长，饼做得再大，和多数人的现代化，并非自然而然的一回事。共同富裕，在发展中国家偏偏比在发达国家阻力还大，必须有各种各样的斗争，各种各样的努力奋斗。

王小强：完全赞成。香港住房是个很好的例子。媒体成天和新加坡比较，都是海港国际大都市，都是英国过去的殖民地，人均GDP﹑人均国土面积几乎相等，房价也差不多，从来不比人均住房面积。香港2000年人均14平方米，新加坡1997年人均25平方米。“一国两制”说香港继续搞资本主义，北京住房都私有化了，香港至今三分之一人口住公屋，人均仅仅11平方米！论GDP，香港人均4.5万美元（全球第七），早超过英国﹑瑞典，属于现代化发达前列了。看住房的生活质量，比北京一般中产差多了。根本区别无非在于住房制度。GDP再多，饼做得再大，香港安排成了少数人占便宜的现代化。要问，哪个香港普通居民不想住得宽畅点？不行，碰都不敢碰。

邓英淘：不仅如此，我的感觉是，随着油气资源越来越少，各个方面的争夺，各种形式的冲突和斗争，会越来越激烈。从国际大环境看，这个问题大家早都意识到了。罗马俱乐部成天左一个报告右一个报告，还有多少年，油气资源就枯竭了。我在91年这本书里用了《科学美国人》1989年的预测，按当时技术和可开采储量，石油35年就没有了。算下来是2024年，多快呀！当然，随着勘探技术发展，这些年的石油储量还在不断增加；随着石油价格猛涨，过去不合算开采的也开采了；但是，消费需求的增加趋势更猛烈。发达国家也很有紧迫感，不断开发新能源。赶这时候中国实现了小康了还要现代化，你说我走出去，不去中东去非洲，去你们勘探过没油的地方，还不行吗？不行。因为无论如何，西方现在的现代化，生命循环流淌的血液是石油。只要你找到油，无论天涯海角，她都会看成是维系自己现代化的战略储备。美国在全球建了八百个军事基地，可不是学雷锋的。除非咱在国内发现新油田，那还得中国足够强大到列强打不进来﹑分裂不出去才行。

最近有法国评论家剖析美国的21世纪战略，分析为什么美国近年来，在产油或油气储量较大的地区发动连串颜色革命，不惜用军事手段搞乱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因为她想把21世纪的世界分成两半：美国为首的稳固中心和落后混乱的地区。“在这个模式中五角大楼的作用是，保障文明世界可以获得落后世界的资源，因为前者需要它们，而后者没有能力使用它们。……何况混乱地区对稳定国家来说将是贮藏自然资源的地方。”换句话说，就剩下这点
儿油气资源了，要么主要唯我所用，譬如美国精心呵护的几个古代酋长国；要么闹独立性，企图和他人“双赢”，我就说你不民主，把你搞乱，资源留给我日后可持续享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边界，原本都是帝国主义殖民，按照分而治之的原则划定的。家家都是种族﹑民族﹑宗教﹑部落﹑贫富矛盾重重，历史恩怨苦大仇深，铭心刻骨，想捏都捏不到一块儿。一个民主旗号，反对派，禁飞区，再不行出兵掀翻个强势政权，然后凯旋撤军，油气资源就储存起来了。

王小强：这个大环境贯穿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中国富翁数目超过美国了，有13亿人口垫底，少数人很快按照西方现成的模式现代化了，其实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多数人的现代化。最近习近平写了，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接下来，“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个方向，这个决心，令人振奋，令人鼓舞！这就回到《再造中国》这个问题上来了。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能源从哪里来？当然，油气资源，无论内外，和平方式能拿多少是多少。但是肯定不够，而且早晚用完，所以必须考虑创新发展方式，考虑（1）调水（2）种草了。在油气资源争夺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没有《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的跃迁》，中华民族振兴无望。问题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日子过得很舒服，没觉得西方模式有什么不好，你现在要调水，要种草，与国际惯例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不搭界，势必会有人不赞成，心存疑虑。道理非常简单，这是一条没有前人走过的路嘛。没有人走过，你凭什么说有路？这让人想起鲁迅关于“路”的名言来。

邓英淘：国际惯例有路呀！德国﹑日本后进崛起，争夺市场能源，一次两次世界大战，摔原子弹，可是记忆犹新哪！这不是一个谁看着谁发展高兴不高兴的问题。油气资源就剩那么多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温饱了，小康了，蹽蹶子奔现代化了，汽车销量第一了，石油进口第一了，非洲也好，中亚也好，也来油气资源分一杯羹了，我们的现代化原本没剩几年了，你再说“和平崛起”，北京成了“首堵”，明明白白十几亿人口也要用西方模式来消耗油气资源，不遏制你，我的好日子找谁去？如今《为石油而战》，已经越来越成为“遏制中国”的观点﹑言论﹑政策﹑措施的公开理由。别说走出去了，东海﹑南海的紧张局势，已经逼到咱家门口了。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多数人的现代化，史无前例，咱也得自己闯，大张旗鼓，奋力创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的跃迁。我在我的范围内，自己尝试新能源，我大象想方设法继续吃草，中不？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答应，不依不饶，硬要把一个藏水﹑一个新疆平原
分裂出去，硬要把我大象吃草的两条腿咬断，弄成七零八落，使中华民族无从立足，站都站不起来，那我就只能跟你拼命！

王小强：我对现在的形势很担忧。《投机赌博新经济》玩成脱缰野马，马失前蹄一跤摔得不轻，吓得人民币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不敢可兑换了。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没地方大把卷钱，美国经济趴窝，走不出来了。金融海啸到如今，已经“量化宽松”之三了。盖特纳心知肚明，他现在每天贴现的坏账，比当年雷曼兄弟的还差。即便如此，美联储没法直接给冰岛﹑希腊﹑西班牙的政府和银行发钱呀！而它们的坏账和美国金融企业的坏账全连着。美国制造业只剩17％，大部分是不让转移出去的高科技军工。只要不能大卖军火，股市暂时撑得再高，没法增加就业。她就是把转移出去的制造业再拿回来，重新生产彩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逼迫人民币升值再多，也没法跟Made in China竞争。Made in USA的优势是高科技军工产品。譬如2010年卖沙特，必须淘汰的武器，一单六百亿美元。媒体爱说增进双方理解。中美双方产业结构的“比较利益”还用理解？明摆着的，谁都看得见：只要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分裂成七块﹑八块，像阿拉伯分裂成许多主权国家，各家都靠买西方武器维系少数人的超级现代化，到那时候，美国就能像卖台湾军火一样，来到中国这块地方，调解纠纷，主持公道，七﹑八条“小龙”一方面继续血汗工厂，出口廉价日用百货，改善美国人民生活；一方面落实“台湾经验”，维护“地区”和平，争先恐后购买美国升级换代的淘汰军火；东亚GDP持续高速增长，美国的贸易逆差﹑失业率迎刃而解，美元债券评级得升到四A﹑五A﹑八A级了。

可悲的是，如果说市场﹑互惠﹑科层三种机制的匹配都是各种力量较量的选择结果，现在无论国外国内，与国际惯例接轨，继续选择市场﹑科层为主导的力量，比你邓老汉躺在医院里，说话没人听，力量大得太多了！

邓英淘：选择成这样的可能是会有的。他们会想搞出这么一个，推翻共产党，分裂中国。可他那是一厢情愿，他做不到！就像互惠机制，咱们很难想象，奥斯特罗姆书里举了那么多案例，如果先拿块布把答案挡住，只把搭便车﹑产权不清晰等等难题摆出来，然后问：这些难题，老百姓会怎么解决呀？如果是咱们吴敬琏，一定毫不犹豫地抢答：按市场，按股份……。可是，把布一拿开，一看，嗯？傻眼了，人家搞了成百上千年，还是互惠机制，激励奖惩的各种制度安排，设计精巧，效率奇高。所以我说奥斯特罗姆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发明了什么原理，人家是拿“活物”实证，深入鲜活的调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毛泽东思想有五条公理，是站得住脚的。

一是“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这是毛泽东的所有观。有了这个所有观，就有第二条：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是毛泽东的效率观。第三条：人多了出圣人。注意了，这里说的圣人，不是消极企盼尧舜之君，而且包括治水的大禹—林一山，治沙的愚公—石光银﹑牛玉琴，撞掉美国飞机的王伟，上太空的杨立伟……。有人说中国爱出汉奸，其实更是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雷锋﹑王杰……，几千万烈士抛头洒血前赴后继！“六亿神州尽舜尧”，就
是第四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好汉。第五条：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说过，老虎会吃人，怎么是纸的？现在不是老说国民党抗日死了多少将军吗？当然不是被纸老虎吓死的，是死打硬拼壮烈牺牲的。可是，为什么一路败北溃不成军呢？两﹑三万关东军打几十万东北军，如虎驱羊，因为大日本皇军武器装备精良嘛，连后来轰炸华北的许多飞机，都是缴获张学良的。把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有了前四条，再强大的敌人，小米加步枪就干掉了。所以我说，只要有了这五条公理，他们那些战略，如意算盘，都是痴心妄想。

王小强：我当然赞成你，可如今第一条就是私有化，广大工农，包括当代愚公—石光银﹑牛玉琴，理论上﹑概念上﹑现实中全成“弱势群体”了，所以纸老虎又成真老虎了。

邓英淘：你说的现实，必须面对，不能回避。但我还是爱说“形格势禁”，形势比人强。曾国藩说人生成事，一靠激，二靠逼，大多都是靠逼出来的，没退路了，搞不下去了。少数人作威作福的现代化，在中国“公天下”文化传统这块地方，不可能长治久安，万寿无疆。上次我和你说过有一本法国人的书，还得找，他说的是，在人人都能写会算的当代……

王小强：不用找他说的了。如今，非洲大饥荒，每天饿死多少人，看着彩色电视，看着猫狗罐头广告，减肥药﹑减肥手术广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您让我手里攥着手机饿死，个别心气儿高的，精神头大的，不认命的，容易铤而走险，所谓“民欲与之皆亡”也。肚子饿得头昏眼花，谁分得清你穿的是什么制服？最莫名其妙的是媒体总说伊斯兰的自杀炸弹，图的是升天堂有72个处女伺候。怎么不想想，一家
企业连续十几位跳楼的民工，反正一死，万一风云际会，有机缘凑一块儿，开个碰头会，结果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消停了。

邓英淘：这就是最基本的“形格势禁”。不把多数人的现代化安排好，少数人现代化了，也不得安生。市场﹑科层﹑互惠三种机制，说到底，是如何处理﹑摆平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关系。互惠机制更是这样。譬如企业效率最大化，必须全体员工都包括进来。但是，有一条限制性的东西，就是当官的﹑当领导的以身作则。虽然分配时，你得到的比别人多。比如蒙德拉贡，原来实行的差别是三比一，最高领导拿得比较少，后来放宽到五比一，因为竞争很激烈，经常有“猎头公司”挖他们墙角。靠什么挖掘出黄金法则的最高效率呢？有一个无名氏定理，就是讲领导者，假设所有效率都算出来了，按边际你应该分十份，然后其他人再分。但是有可能，这样分配，均衡就打破了，团队激励就瓦解了。必须有这么一个人，我情愿分九份，不拿第十份， 另外的是大家的，才能实现团队激励。

王小强：你的意思是说，无论企事业单位﹑国家﹑社会，即便互惠机制，实现黄金法则的效率最大化，对领导者﹑干部，有特殊要求。按劳分配，贡献大可以多得，但必须适可而止，因为有一个阈值，一个度，过了这个阈值﹑这个度，X效率就不一样了。

邓英淘：对呀，激励无非是正的和负的，正激励就是奖，负激励就是罚嘛，是不是？无名氏定理证明了这点。然后我就想，他们总说大家都有理性，谁愿意少拿多付出呀？我说那多了，像岳家军就是这样。中国人讲所谓仁人志士，孟子的另一句名言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老孟说的是两句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无恒心。”是一句，还有第二句呢！然后你去看看，几十人团体里，绝对有雷锋，而且不止一个。所以，互惠机制的约束条件，经
济学不成立，在实际生活中多了，几乎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王小强：说到这儿，问题就成了一家庭﹑一团体﹑一地方﹑一国家，有什么办法﹑机制﹑制度安排，不断能使这样的“士”，愿意为多数人服务，能够体现多数人利益的人，位居各级领导岗位。

邓英淘：这是今天关系到我们红色政权能否继续的根本问题。我认为毛泽东曾经想实现三个飞跃：第一个工业化的飞跃，实现了。这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30年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从温饱到小康的物质基础。毛泽东他们那一代人，推翻三座大山，民族独立，没收官僚资本加156个大项目，在一个不可思议的短时间里建成国有为主的工业体系，自主搞出两弹一星，第一个飞跃实现了。第二个，改朝换代的周期率也被他打破了；再一个就是多数人的统治，这个飞跃他没来得及完成。

王小强：好像后头这两个可以合一块儿。只有多数人的统治能够实现，长治久安，周期率才算真正打破。现在腐败蔓延，很多方面非常严重，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所以才有你扑腾了小30年，调水，种草，即便有人听得有道理也不干，因为想干也干不成。西部大开发，口号振天响。新疆维族跑广东打工，打架闹出事来。今天重读你20多年前一段话，令人百感交集，至堪浩叹！

目前，中国在物质限制和“消费示范”的双重压力下推造现代化的造程，面临着深刻的选择。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种可能的图景：第一，始终徘徊在高度现代化的门口；第二，由于选择了缺乏远见的、被动地应付眼前事变的政策，在近中期内继续沿袭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但在不远的将来又不得不做出仓促而急剧的调整，并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第三，从现在起就开始准备，逐步做出适应性的富有远见的调整。

中国能够成功地实现第三种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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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八、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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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强：互惠机制的许多典型再好，南街村﹑华西村等等，类似当年的大寨，无名氏定理“惟士为能”，必须一位高度自觉的强人领导。再下来，接班人就成了问题。放大了说，朝鲜的“金三代”，古巴的亲兄弟，形式上无论什么政体，有没有选举，总得一个强人大权独揽。我们党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也屡犯重大错误。当今世界的民主潮流，在中国过去和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动乱和国家分裂，最典型莫过于生活水平曾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南斯拉夫。但是，民主不简单是一个西方化的潮流问题，也是一个权力需要制衡和监督的极大现实问题。如今，贪官污吏割韭菜一样越贪越猛，广大民众和社会舆论强烈呼唤民主。多数人的现代化，不能没有政制体制改革保驾护航，因为这又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必须像当年推翻三座大山一样，发动﹑团结多数人共同奋斗，才有可能成功。

邓英淘：我对政治改革的理解，可以概括成20个字：“坚持名 分﹑员主固基﹑期限责任﹑系权制衡﹑两体互动”。

王小强：理解。毛泽东强调过《资治通鉴》为什么从三家分晋开始？即便有些地方有人挂羊头卖狗肉，名实不符，名分一动摇，违规胡来合法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城头变换大王旗了。

邓英淘：你说的是一般道理。我说的（一）“坚持名分”就是理直气壮地坚持红旗不倒。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了，取得伟大成就，也有过重大失误，犯过重大错误，人民群众付出过巨大代价。如果与国际惯例接轨，57年人家就提出过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凭什么你共产党没完没了？我们不答应，为什么？有人说共产党执政是靠日本侵略，没有经过民主选举，不合法。28年武装斗争，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等几千万烈士献出生命，人民群众推小车送军粮，抬担架，救伤员，不比一张选票份量更重，更能说明问题？

王小强：在这点上，杨松林说得好。坚持共产党继续执政，因为只有共产党的党旗是镰刀锤头，每一个党员入党，都必须宣誓为多数人服务。如果今天有哪一个党，也标榜多数人的现代化，谋求均富，党旗也是镰刀锤头，那好呀，轮流执政吧，那不就是共产党吗？所以，政治改革的目的，是看谁为人民服务服务得更好。

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人们自然产生“颜色革命”的担心，求稳怕乱。然而，改革开放30年，发展市场经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各种利益阶层必然要通过各种形式，顽强表达改革上层建筑的政治诉求。国际大环境，国内小环境，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共同富裕而努力奋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消极﹑被动﹑妥协﹑防御性的修修补补，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与时俱进，积极﹑主动﹑进取地开展政治改革。

邓英淘：发扬民主的政治改革，首先应当以党内民主为主轴。道理很简单，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的核心力量。核心力量不改革，除了被推翻，重新变成少数人作威作福，从哪里动起来？共产党的改革，“坚持名分”，为人民服务的纲领不变。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怎能不受影响，产生腐败并不奇怪。要害的问题是缺乏权力制衡，尤其是涉及发展方式﹑道路选择﹑执政方针这样的大是大非，如何保证为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坚持这个大方向不动摇，必须探索建立健全有监督﹑有制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安排。

既然多数人的现代化是大方向，政治改革的核心自然是发扬大多数党员的民主。非此不能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我把它称作（二）“员主固基”。我给你复印的这篇文章，就是专门介绍〈国外政党是如何维护党员主体地位的〉，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各种政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趋势。发展市场经济，整天和金钱﹑资本家打交道，势必出现贪污腐败。但是，应当看到，金钱美女可以腐蚀一小撮掌握权力的干部，腐蚀不了八千万党员。你没有那么多钱嘛！如果真的八千万党员统统都被金钱美女腐蚀了，均富的社会目标，也就实现得八九不离十了。反过来说，道理也一样，社会主义阵营瓦解20年了，信仰危机确实严重，如果中国整个都是贪官污吏当家，共产党早完蛋了。红旗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行行业业，都有共产党员在第一线，和人民群众一道，坚持韧性的持续奋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每天都会介绍一个典型，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到处都碰到这样的干部和党员。这就是鲁迅说的，有埋头苦干的，有拼命硬干的，有为民请命的，有舍身求法的，他们是支撑中国的脊梁。发扬党内民主，就是要发扬多数党员的民主，中国脊梁的民主，让他们有发言权﹑监督权﹑决策权。有人会说，凭什么先给党员这样的特权？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面对镰刀锤头宣过誓。你只要宣誓为多数人的现代化，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也可以有“员主”权利。根据这个誓言，五年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应当开成民主的大会；代表大会代表按地区，逐步扩大基层党员选举的比例，逐步减少上级指派；重大路线是非和方针政策，利用当代发达的信息技术，不用集中开会，完全可以率先试行实名制的全体党员公投！时代不同了。电视﹑手机﹑互联网，普及到这样，过去无法想象。先进生产
力的代表，更应当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治改革，其实不断取得重要成果，譬如逐步实现了（三）“期限责任”，制度上废除了终身制，主要领导不超过两届，各级干部按年龄到点退休，等等。这些重要成果，需要补充完善，尤其是随着人均寿命提高，“到点退休”以后的大批干部，如何继续积极参与决策研讨和监督执行，这方面，过去的顾问委员会，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党内的发育契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能建设，也是值得探索的途径。坚持
“期限责任”不动摇，围绕这些已经取得的成果，需要建立﹑健全法制化的参政﹑议政和监督行使权力的制度。

（四）“系权制衡”是借鉴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经验，党内有派，三权分立。有一本书叫《自民党战国史》，很值得看。党的总裁﹑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三权分立，分别由三个派系领袖通过党内选举和协商产生。毛泽东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即便都是宣誓效忠多数人的现代化，大方向一致，在很多问题上，必然会有人激进一点，有人保守一点，有人持中间态度。日本自民党总裁出任政府首相执政，负责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总务会长负责党务；政调会长负责方向路线的研究和把握。三个关键性岗位，分别由党内左中右三派领袖担任。有了执政“期限责任”的基础，党内有派，三权分立，可以实现有效的权力制衡，通过派系更迭，不断自动纠偏，形成既有互动﹑监督﹑制衡，又能“轮流执政”的稳定结构。

既然多数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需要探索﹑试验和反复实践的创新事业，历史进程中，路线﹑方针﹑政策上，必然产生不同意见。战争年代，党内斗争时常具有极端环境压迫下的特殊残酷性，伤害了不少一心为党的好党员。和平执政，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妖魔化共产党的今天，必须深刻汲取过去的沉痛教训，彻底改变动辄扣上“反党”帽子错误做法，真正允许﹑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正面承认人以群分，承认党内不同倾向和派系的客观存在，实事求是，开展有纪律约束的正常的党内斗争。

（五）“两体互动”指的是党内民主逐步展开，发扬光大，必然产生巨大而广泛的社会影响，极大改变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势必越来越走向名符其实。同样道理，面对严重的两极分化，广大工农成为“弱势群体”，保障劳动者权益，工会﹑农会的改革和建立，已成当务之急。真正为工人农民说话的工会﹑农会，集中体现新时代，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发动党内政治改革，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加上香港一国两制和台湾统一，政体与国体之间，必然产生一系列的错综复杂的交叉互动。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探索和驾驭这些挑战，都属于建立健全多数人现代化社会制度的创新进程。

王小强：难怪你反复看了八遍，敢把南老师78万字的《论语别裁》按主题分类改编成12万字的《中国传统文化导读》。一个权系制衡，一个轮流执政，哇，又让人不禁联想到中医“治未病”的哲学—治病不如养生，随环境﹑节气变化，不断随时调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相生必须相克，相克才能相生。

邓英淘：不仅中国文化，西方控制论研究得很清楚，一个系统如果只有正反馈，领导人爱听什么，底下人报告什么，领导人越相信自己对，自己能……，结果只有越走越远，加速崩溃！

总而言之，我的想法是，要想“坚持名分”，红旗不倒，必须积极进取，展开一个“名在实归”的“中兴”进程，奋进多数人的现代化，引领中国率先走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谷底。发扬党内民主，高举民主大旗的方向一以贯之，“坚持名分﹑员主固基﹑期限责任﹑系权制衡﹑两体互动”，相互之间交叉互动，紧密联系，这是我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一种理解，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要想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要想坚持红旗不倒，核心力量必须充分自信﹑大刀阔斧地政治改革。当然，风险很大。但是，要有信心。核心是“坚持名分”和“员主固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还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要能够大胆发动全体党员，巩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基础，政治改革就能像过去所有成功的经验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依靠八千万党员的政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3亿中国人民，实
现多数人的现代化的制度保证。

王小强：电视剧《刘罗锅》一首歌词唱的好：天地之间一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八千万宣誓效忠镰刀锤头的共产党员就是秤砣。在涉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这样的大是大非，值得党员公投，直接拿秤砣来称！

邓英淘：需要强调指出，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也不是理想主义追求公平正义，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取向，而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直白从而非常艰难的选择。奥斯特罗姆说过，“制度经济学家假设，制度安排的绩效取决于要解决问题的特定类型。”多数人的现代化，史无前例。十几亿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地球油气资源承受不起。所以，（1）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2）发展方式和（3）经济体制﹑政制体制乃至政体﹑国体，始终三位一体，必须从最基本的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意义上，统筹考虑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今，“全世界大约有15亿多人（约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还没有用上电或者任何矿物燃料”。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条超越西方经典的﹑多数人的现代化道路能够走通，如今世界70亿﹑2050年上百亿人口，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就可以有一个不需要再次世界大战，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因地制宜，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方向了。

王小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和份量了。没有免费的午餐。从80年代初你提出“三体问题”到今天，实现现代化，人均消耗能源，美国11吨标准煤﹑日本六吨﹑中国1980年0.6→2005年1.7吨，98 这道简单的算数题，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费尽心机小30年时间，先知先觉走到了形格势禁！不是欣羡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吗？社会民主党也信恩格斯主义。按你的三种机制“钩兑”配比，互惠机制的比重﹑浓度比“以民为本”的香港政府多多了，真正值得认真学习 — 瑞典政府郑重宣布2020年建成无油国家！如今首都公交和政府车全用生物燃料或沼气了。2007年，欧洲可再生能源委员会和绿色和平组织预计，到2050年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将通过可再生能源来满足。美国金融海啸以来，党中央已经反复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斗胆冒叫一声：倘若中国从现在开始也认真算算大账，调水＋种草，用实际行动郑重承诺2050年油气资源基本自给，至少不继续增加进口，和平崛起，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就有希望了！

旧的发展方式和工业化之路是以点块聚集的不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它是从减弱生物圈质能循环中获“利”，这是少数人发达和现代化之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条死路。新的发展方式和工业化之路则要从加强生物圈质能循还中获利，它是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为基础，是中国及世界大多数人发达和现代化之路，此乃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或可谓之。

（说明：备注及引用书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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