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时的跳舞经历

钟振荣

我小学时的跳舞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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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即将到了，那是儿童们的节日，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节日。小孩子谁不喜欢玩，天真活泼，正是接受新思想、感受新世界的大好时光，所以，回想起来，我最喜欢的是春游与六一儿童节，那是最好玩的日子。读书，喜欢体育课与劳动课，那也是玩的。再次，喜欢音乐课与图画课，唱唱、画画，那也是很好玩的。

读小学的时候，班主任老师说，六一儿童节马上要到了，班里要表演节目，请会唱歌、表演的同学们举手、参加。我想想自己唱歌不太好，也没跳过舞，更多的是怕羞，所以没有举手参加。没举手的放学回家，举手的留下表演节目。

我在小时候，三天两头到对面的崧厦大会堂去看电影。那个时候，卖票不仅仅是为了抓收入，更多的是为了抓政治、抓思想。所以，电影票的定价很低，一般是几分钱一场电影。当然，大会堂里没有坐位，椅子、凳子是自带的。那时候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张票，大人可以带一个小孩，到了检票口，门口两边装了铁栏，中间一人多宽的通道，小孩站在大人跟着，慢慢向检票口走去，到了门口，大人递票给检票员，小孩、大人就进去了。我们街上的小孩，基本上都是不买票看电影的。

大会堂里的电影看多了，耳濡目染，京剧电影里英雄人物的唱腔都学会了，一般都能装着样子唱几句，似乎也声情并茂。有一天，我母亲在摆摊，我站在大街的南货店门口唱了起来，唱着唱着，还瞪圆了眼睛，装着手势，气韵悠长，彷佛是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我人小喉咙响的唱腔，吸引了店里、店外的大人好奇地向我看来，并发出了笑声，是表扬呢？还是真的好笑！我也不知道。看到这么多大人看我，我感到难为情，马上低下头，向母亲的摊位走去。因为怕难为情，所以以后在店门口没有再唱了。

傍晚放学了，反正回家也没事，我与几个同学感到好奇，便在学校的操场上玩耍。当年的崧厦镇小，就是现在崧厦幼儿园的地方。当年的崧厦幼儿园，就是崧厦永锡弄里的俞家祠堂。当年崧厦镇小的操场，是开放式的，是操场也是路，人们可以自由地从操场通行，门口也没有什么保安。当年的门卫都是老年人，如果让年纪轻轻的人坐在门口，大家都会感到奇怪的！年纪轻轻的不去干活，坐在这里干什么？当年的政治清明，那里是现在可以比的！不象现在，年纪轻轻的都站在门口，满头白发的都在田里。

我们几个同学商量，要不要去看看他们是怎样表演的，大家都说好。于是我们轻手轻脚，就象电影里搞特务活动一样，向教室的窗门口溜过去。结果大失所望，窗门关着，虽然窗门是玻璃的，一扇窗有三块玻璃，但为了防止学生开小差，最下面的一块是花玻璃，不透视，看不见。

看不见，只好听，听里面好象有唱的声音，但声音不是很大。听到一位男同学在唱歌，也是唱京剧，大概也与我一样电影看多了，他是唱杨子荣，不过不象电影里那样高亢激昂。原来，教室里在开始搞选拔，让每个同学都表演过来，表演好的，留下；表演不过关的，就淘汰了。毕竟，是要代表班级的节目，是马虎不得的，也不是一举手就算合格的。

最后留下的，是女同学多，男同学少，那位唱杨子荣的男同学，也被淘汰了，可能这位同学胆子欠大，声音欠响亮，与原唱腔差距有点大了。我暗自庆幸，自己没举手要求表演，否则说不定也是淘汰的命运。

从此之后，班里哪几位同学擅长表演，老师就有数了，以后就不用再举手选拔了。我们只要等到六月一号，提着凳，排着队，从学校出来，穿过长长的白果弄，到崧厦大会堂去看表演。

崧厦大会堂，以前开过一个当店，俗称“朝南当”，后来做过崧厦区公所，再后来是大会堂，几十年来，一直是崧厦文艺宣传的阵地。到现在，虽然崧厦的高楼林立，但大会堂仍然还是在这里。

年年表演年年变，有一年，居然轮到我也表演了。这一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学校表现的内容又不一样了。以前是个人表演，现在要求集体表演了。集体表演，男同学一组，女同学一组，每组八个人。男同学选八个，女同学选八个。选的结果，男同学组里，我居然也被选进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文艺表演。

以前学校的节目，都是自编自导的，老师请来了两位读中学的学生，一位男同学，一位女同学，来做我们节目排演的编导。排演是在教室里，把课桌都搬到教室的后边，把课桌、凳子叠起来，尽量空出大半间教室，作为十几个人的表演场地。

我们表演的节目名称，现在忘记了，但是内容还是记住的，是关于打倒“四人帮”的，表演的情节当中，我们要喊“打倒”这四个人的名字。我们的表演的道具是两只手拿着纸花，喊的时候是一起一伏，抑扬顿挫，很有气势，也很好看。“打倒王洪文！”右脚在台板上一蹬，双手同时向上一举；“打倒张春桥！”左脚向台上一蹬，同时双手向下一压；“打倒江青！”又右脚一蹬，双手向上；“打倒姚文元！”左脚向下一蹬，双手向下一压。整个表演一气呵成，上下起伏，有声有势，非常好看。

有一年过年，我到叶家埭的大阿伯家里过年，表演过这几个动作，她觉得很好看，还要我再表演一下看看。

当然，这个节目表演有十几分钟，当中的穿插表演花样很多的，怎么从后台的两边出去，男女同学又各分成两组，女同学组先出去，出去了表演一番后，在舞台中央摆一个互相拥着半蹲的造型，这时候男同学再从后台两边举着双手奔出去，在女同学后身举着花朵，摆出另一个造型。摆一会造型，接着解散造型，表演另一种舞姿。中间表演的过程，有聚有散有穿插，有时候男同学组在前面，女同学组在后面；有时候女同学组在前面，男同学组在后面。最后我们是举着双手、抖着花朵、排队慢慢后退退入后台的。

给我们排演的大哥、大姐说，这个演员选得不好？老师问：为什么？他俩说：男同学个子矮，女同学个子长，女同学在前面表演的时候，男同学在后面就看不到了。

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读小学的时候，男同学基本上都是小个子，摇摇长长的没有。女同学高挑一点的还有。

表演为了舞台形象，每个人要求穿统一服装，身上要穿红衣裳，脚上要穿白跑鞋，裤子要绿球裤。这几样东西，我家一样都没有，我家没有白跑鞋，要去借；没有绿色的球裤，要去借，球裤现在又叫运动裤。这就要麻烦我母亲与姐姐去借，借来的球裤，有我两条腿的长度，所以要一半向里先系到大腿上，这样放下来才不会拖到地上。裤腰太宽，也要用皮筋弹住。

经过不断地排练，我们的努力合作精神，终于使节目日趋完善。六一儿童节那天表演，我们在脸上还扑了红红的粉色，于是，兴致勃勃，整整齐齐排着队伍出发啦！向白果弄、向牛市街、向龙翔弄走去。我母亲知道我今天要表演，等在牛市街的龙翔弄路口，她很快在人群中认出了我，看到我这一身打扮，母亲看了很高兴，她说我介漂亮咯！

在崧厦大会堂里的演出是成功的。后来，这个节目被选送到了上虞，老师告诉我们，要到百官去表演了，我们听了是既紧张又兴奋。

——闲话文革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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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我小学时的跳舞经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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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参加了第一次文艺表演之后，接下去又参加了好几次，一次是集体快板说唱，我们人小手小，做得快板是小型的竹板，竹板中间钻两个洞，用橡皮筋穿过，一块套在右手的大拇指上，一块套在食指上，两个指头一开一合，快板“啪、啪、啪”清脆的声音就出来了，右手打快板，空着的左手也不闲着，用来表演动作，配上脚步姿势，用来形象地表达说唱中的意思。

领说有两个同学，站在前面，一男一女，个子捡高的。其中有两个动作，我还记着，男同学说“看哪！”把手一挥，指向前方，脚向前跨出一步，意思是向前看。接着女同学说，女同学说完，又听男同学说“听哪！”左手一提，放在耳边，装作听的样子，左脚也向前跨出一步，成弓步。接着又是女同学说。

说完引子，两人退回列队，则我们大家一起说，边拍竹板边表演，说得头头是道，那是我们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的。

看看表演容易，但排练起来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同学缺少灵活度，动作硬手硬脚，就需要经常纠正，经常练习。有一位同学连踏步走也反手别脚，教了好几回才学会。这一些练习，对我们从小学会身体协调很有好处。

还有一个节目，有打大鼓的，打大鼓的是一位男同学，瘦瘦长长的，长得很清秀，也很有才气，我们快板组的节目，老师叫他负责，叫这位同学单独编排动作。这位同学还很快都想出来了，这句快板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装什么样的动作。个别动作欠妥的地方，老师为他作了修改。这个同学后来读书读到外面去了，三十多年来再也没有见过面。

打大鼓的味道吸引了我，牛皮包的大鼓，我们叫“铜鼓”，“铜、铜、铜！”那个敲起来有味道啊！整个教室都是鼓声，而且还能传出很远很远！但是我们不怕烦、不怕吵，就怕没有东西玩。

趁那位同学不打时，我就走过去也打起来，我们打的节奏很简单，只有七记半，一只手拿一根鼓棒，先在鼓边敲两下，“嗒、嗒”，接着在鼓上敲起来，“啶嗵、啶嗵、啶嗵、啶！”我很快就学会了，但是意犹未尽，经常喜欢打！如果小时候叫我们复杂一点的节奏，我想我们也会很快就学会了。

除了鼓，一组锣鼓乐器的配置，另外还有锣、钗、钹、小磬锣，一共是五样，我们其他四个人每人捡一样，鼓打七下，锣是敲四下的，这一套乐器也是配合表演唱的，说几句，表演一下，再敲几下。这个节目也是蛮好玩的，表演的内容与台词都忘记了。

那个时候是全民大娱乐时代，物质生活贫乏一点，精神生物还是蛮丰富的。我们学校组织表演，镇里的各单位也组织表演，这真是：小人大人齐上阵。

连我父亲也轮到要表演了，父亲在家里一说，我们都笑死了，因为从来没见过他上台表演过，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父亲厂里表演的也是快板书，那是大的真正的快板，我们叫“嚓板”。两块竹板用线穿住，右手握住一块竹板，用大拇指提住竹板的连线，用手有节奏地一晃一晃，竹板就会一开一合，发出有节奏的“啪、啪、啪”的声音。

表现的内容，也是配合当前形势的，快板的调子，是浙江民间歌谣，每句的唱词之前，都有一句：“哎咯呤噔唷！”

我父亲到了晚年，就备了一付快板，一节毛竹老头，一只手打快板，一只手敲竹节，一面开着录音机，里面放越剧，他跟着节奏敲打，居然也配合密切，有板有眼，许多街上路过的老人，要进来坐一会儿，听他“得嗒，得嗒”敲打，抽抽烟，聊聊天。

再说我们有个节目在崧厦表演得好，被选拔到了县里，要到百官去表演了。这个节目所以好，与请来的两位大哥、大姐编导是分不开的，他们放弃了休息，尽义务为我们编排台型、舞姿，看得出他们也有艺术的天赋。

很可惜他们的天赋，在社会上没有机会发挥出来，他们都是崧厦人，大姐住在永锡弄里，大哥在崧厦锁厂工作，高高的个子，我对他印象很深。他很可能早就忘记了曾经有过“编导”的身份，看到我是平淡的目光，我看到他依旧是尊敬的目光。

后来改革开放了，崧厦的锁厂也与许多厂一样倒灶了，这位大哥也跟着下岗了，后来我很少看到他了。

在给我们编排舞台造型的时候，就体现出了男女审美观的不同，大姐认为两只手放在颏下比较美观，大哥认为双手展开比较大方。两个人一起互相讨商，老师跟着一起比较总结。总之，大姐是女同学舞姿的编导，大哥是男同学舞姿的编导。两人合作成果，使我有机会到百官去演出了。

父母听到我要到百官去演出，那真是非常高兴！该准备的准备，该嘱咐的嘱咐，我自然一一应承着。把放着粮票与钱的口袋，用别针别好，防恐不小心掉了，那就没饭吃，要饿肚子了。再说，那个时候的粮票与钱值，我知道父母赚不容易，多带的粮票与钱，真的不能掉了。

到了百官，我们跟着老师，一转两转，转到一个大院里，里面到处都是人，各镇上来的学生，都有老师带队的。我们在这里就餐，我小心地拿出粮票、钞票，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

那时候食堂卖饭，是不称分量的，是用杓舀的，二两一杓，四两一杓，到底有几个杓，当时也没留心。我看着别人买饭，一步一步向前，手里拿着粮票在想，四两饭好象太多，省一点，就买二两吧！等到我买时，我就买了二两，二两是小小的一杓，象一个馒头一样大，只是稍为高一点，放大一只大碗里，这点饭就显得少了。

我端着菜、饭来到桌边，望眼看去，只见满大厅的桌都坐满了人，多数人都是不认识的。我走到一张桌边，捡了一个空位坐下，低头开始吃饭。吃了一半，有一位同桌的乡村女教师问我，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是从崧厦镇小来的。她问我饭太少了，会不会饿？我说够了，不会饿的。女教师说只吃这么一点，一定会饿的。说着把她碗里的饭用筷子拨了许多给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接下去就是轮流表演，我们因为已经排演熟练了，所以虽然看到台下人很多，但是表演的时候，只专心表演，紧张什么的，好象在心里都没有。表演很成功，台下一片掌声！

回到家里，我把在百官的经历告诉了父母。很多年之后，父亲仍然问我：有没有碰到过那位给我饭吃的老师？我很遗憾地说：没有！因为我没有问这位老师的姓名，对于这位老师的形象也只有点影子，只记得她脸长得圆圆的，面色红红的，很健康丰满的一位老师。但父亲还记着这件小事，认为要好好谢谢她！

我父亲经常对我说：“自己给别人的好处，要忘记；别人给自己的好处，要记住。”母亲则经常给我讲戏文，她最痛恨“忘恩负义”的人。

当年不太觉得父母言传的重要，现在回想起来，父母对自己的言传身教是很重要的。

［此帖子已被 钟振荣 在 2014-5-25 21:22:25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