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

钟振荣

2.2 政府，以及食物的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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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本，不仅在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前，显示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娴熟的控制技巧。在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面前，他们同样伸出其强大的手，从而捕获了政府。而被资本绑架的政府，也在国家利益和民主包装的掩护下，力图推动食物的政治化，从而使得食物的本来面貌，变得更加的模糊不清。

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品。粮食很早就渗入了政治因素。在中国，早已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军事哲学，更有明成祖朱元璋“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以及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霸）”的政治哲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工程”，以及“无农不稳”、“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农产品公共物品性质认同，也早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在美国，食物作为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其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所谓的征粮派款、租税分成等方面，而是越出了疆界，成为国际间硬实力的一项标志。

这一标志的成立，先是以粮食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含蓄方式体现，后伴随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自由化，以更为清楚的国家间农产品贸易谈判与开放体现。

2.2.1 政治化的粮食援助

我们先看几则粮食援助和禁运的实例，去理解粮食政治的一部分——粮食援助这个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连德领导下的大众联合政府，却是致力于农业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连德下台后，美国的粮食援助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密秘战略的组成部分。

1973年，美国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的上涨，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其中92％来自美国，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但当 80年代末，苏联沿着美国指引的方向进行改革时，一位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结果苏联解体。

最近一次明显的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粮食援助的另一侧面，则不仅仅限于这样的短期事件，而是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进而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沦为美国附属国的奥秘。

比如，美国在兜售其农业生产体系和食物系统，同时使第三世界的食物系统变得与他们相似（在市场化和食物消费结构方面），也与其形成互补（在农业生产结构方面），其表现是，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又是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其原因，就是这些“最强大的国家将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粮食系统，由他们进行控制”。

可悲的是，多数被控制国家，既没有驱逐那些统治国家，也没有发明自己的解决办法，反而在刻意地模仿富裕国家的粮食生产系统与食物产供销体系。在美国产业资本的宣传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盲目学习下，美国的食物系统被塑造为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系统。

孰不知，美国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和食物生产能力，就足以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面包篮子”，都成为多余的“面包篮子”。《粮食政治入门》里面，就描述了美国如何成功地用粮食援助，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农民失业，沦为附属于美国消费需求的经济作物园工人，让这些国家的农业基因化、石油化、化学化和机械化，从而购买美国生产的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让这些国家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瓦解，使得人人成为产业化食品体系的消费者，用更高的价格，买取更低的营养。以致于带来了这些国家更多的问题：

（1）无现金储蓄。产粮农民不得不在收获季节廉价卖粮，而又要在该年后半以昂贵的价格购入，以度过饥荒。

（2）无粮食储蓄。甚至连谷种都被吃光，通常也不需要自留谷种了，因为都换成了食品集团提供的转基因种子，农耕牲畜也卖掉了。走向不断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欠债度日的恶性循环。

（3）无安全的土地所有权。商品化和饥荒，成为地主夺取佃农土地的机会。更多失地的农民，又意味着更高的租佃价格和更低的雇佣工资。

（4）无工作机会。虽然粮价可能上涨，但对失去生产资料的佃农而言，这不再意味着收益，而是成本。他们必须买粮，由此竞争十分稀少的工作机会，产生工资的探底竞争。

（5）无家可归。当自己祖祖辈辈耕作的土地，已经与自己无关，甚至连糊口的雇佣机会都没有时，农民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贫民窟的一员。于是，上演着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悲剧。

上述问题，带来的是对美国更多的依附，从糊口的粮食，到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整个农业产业体系，都变成了美国的原料提供者和农业投入品消费者，而原本自给自足的食品体系，则换成了昂贵的，由美国提供的产业化食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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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2.2.1 政治化的农产品自由贸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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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的食物集团，当然不满足于只挤压本国的农民、受援助国家的农民，它还要进一步扩张其疆界，将捕获的手，伸向世界各国，伸向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

作为一个文明发展的基础，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建立了一个立足自主的食物体系。所以，当工业品、投资品全球化大行其道时，食物体系较少涉足。当然，这不符合食物集团的经济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于是，食物集团的商人，和美国政客们一起，致力于推动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于1990年代成功地将其纳入GATT和WTO体系。

提出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似乎是为了如下世俗理想：一国可以通过贸易途径，部分或全部解决该国的粮食供应问题，而且世界粮食生产的巨大潜力，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性。

但上述结论的成立，暗含着这样两个假设：

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粮食市场体系，并且一国粮食贸易量对世界粮食供求的变化有足够的弹性；

二是粮食贸易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只接受国际上贸易规则的制约，而不受国与国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

但从实际情况看，上述两个假设并不成立。

就前一个假设来讲，所谓“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就后一个假设来讲，粮食贸易或援助时常作为大国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预别国内政。曾是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愿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

政治家所关心的国家利益，与食物集团关心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个地方农业与食品体系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浪潮。这在WTO议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GATT和WTO谈判中，农业可能是最具政治敏感性的领域。农业公司寻求在大众食物、基因资源和农业上的寡头垄断地位，在政府以及全球、地区贸易协定中施加影响，创造让美国倾销其高补贴农产品的基本条件。于是他们通过游说政府，使得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是他们的公司派出人员。比如，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直接与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家食品集团——Cargill的执行总裁的推动有关。正是他代表公司利益，却出任美国的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美国农业首席谈判代表，极力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得农产品自由贸易成为现实。

在WTO农产品自由贸易的框架下，各国要想保持其独立的农业与食物体系，几乎不再可能。这一案例，反映了粮食商品化和政治化的绝佳结合，也使得世界食物体系都在这两股力量的合力围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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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2.2.2 捕获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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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政府是以公共部门的形象出现的。其干预应该是朝向促进社会公正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方向的。但是，由于政府及政治家也是一个有自身利益的理性人，管制者很容易被其权力租金诱惑，而被被管制者“捕获”，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一过程中，管制制度能够带来租金并因此成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对象，管制者则根据自身的效用决定管制所服务的利益集团，管制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家创造租金和攫取租金的工具。

因此，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就不再有理想意义上的政府，也没有理想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只有利益集团。管制者依据其自身利益的计算，决定其服务的利益集团。在管制理论的鼻祖Stigler提出捕获理论之后，后来的一些极端的捕获理论更加认为：政治家利用管制创造租金，并通过竞选捐赠，选票，贿赂来攫取这些租金。“存在这么多特许权与管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赋予官员们否定它们的权力，然后以提供特许权为回报来换取贿赂”。这个理论强调了管制对政治家和官僚的利益，即使当产业会由于管制而利益受损，管制依然会存在。

对农业和食物体系的管制权力，同样带来了政府租金的扩大。以美国两党所接受的政治献金为例，可以看出农业政策和食物政策的转变，有背后的“捕获政府”因素。政府也由扼杀本国和世界他国可持续农业和健康食品体系的帮凶，走到了主谋的位置上。见表2.6（表缺）。

表2.6 美国农业公司的政治献金（2005）

由表2.6可见，除1家公司只对一党捐献外，其他95％的公司，对两党都捐献，使得任何一党执政，其利益都能确保。有9家，即接近一半公司，对两党的捐献大体平衡（在50%的上下20％幅度内），可见，这些公司并无明显的政治倾向，只是为了公司利益而捐献。这些“公开的秘密”的进一步公开，并不能阻挡政治家与食品企业家的联合，使得“捕获”理论描述的“管制－被管制”关系，可能还不足以形容将食物政治化和商品化的两股力量，“精英联盟”这种主动的结盟，才能解释。“精英剥夺大众”，不仅在所谓的专制主义国家如此，在标榜民主和自由样板的美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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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2.2.3 补贴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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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商品化和食物政治化两股力量在美国作用的结果，使得美国高额补贴粮价和低价倾销粮食，成为一个长期现象。图2.2（图缺）描述了各主要农产品向世界倾销的比例变化。

图2.2 美国主要农产品的倾销比例（1990-2003）

由图2.2可见，美国出售到世界市场上的农产品均低于成本价，而且在1996年新一轮粮食补贴政策后，比重大幅度上升。倾销比例最低的大豆，达到了12％，而最高的棉花，则高达48％。

表2.7（表略）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农产品生产的支持（2004）

资料来源：http://www.reason.com/news/show/36207.html


表2.7显示，不仅美国如此，世界10个提供农产品生产支持的主要经济体，政府用包括补贴在内的各种方式，对农场提供生产支持，支持总额达到了2795亿美元，总补贴份额占农场收入的比重达30％。主要农业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框架下，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生产竞争；要么让出农产品市场，由这些国家提供低价格粮食和一整套食物体系。由此，产生对粮食生产国的全面依赖。2006年底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依赖性。

于是问题产生了：一个经济体愿意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销售其产品，对于购买者本来应该是个福音，因为他们甚至可以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购买到便宜的商品，出售者愿意补贴全世界，让他去补贴好了！世界各国为何非但不去感恩，反而要用“倾销”的字眼儿声讨呢？如果站在理性人的角度看，事情就容易理解多了。如果没有食品大亨的全球商业利益，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全球政治利益和政治家的个人前途考虑，一个号称以自由、民主、平等立国的国家，为何要采用这种不公平的自由贸易手段呢？为何要通过WTO的强制机制，硬把自己的廉价货品“补贴”给全世界呢？

但愿本文在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分析，能够有助于理解美国向全世界倾销其粮食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能够向读者显明农产品自由贸易背后的利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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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3.1.2 美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还远远没有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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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强大的粮食产能，一直在储备状态。近20年来，美国主要粮食作物的耕作面积，一直在15亿中国亩左右，由于政府补贴休耕，美国还有大约1/3的土地处于休耕状态。1930年代以来，伴随稳定粮食价格、控制农地数量等政策的实施，美国近1/4耕地退耕退牧，很容易再复原为耕地。而且，美国的农作，历来只是一熟制，合理密植技术也远远没有像中国这样得到淋漓尽致的利用。所以，保守估计，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短期内提高30％-50%的粮食产量。而从10年以上的长期看，提高100％的粮食产量，也并非难事。目前情况下，美国早已经拥有了摧垮绝大多数国家粮食生产体系的实力。而再加大产量，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已在WTO规制之下的传统农业大国，亦将无法幸免。对于食物帝国的营造者而言：鱼已经进了网了，何时收网，只是一个等待时机的问题了。

所以，中国的食物数量和质量危机何时大规模到来，主要不由中国来决定，因为中国已经被食物帝国所掳掠，已经放弃了食物自主权。中国人的食物命运，将主要由食物帝国来决定。不仅中国如此，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可能都无法幸免。

一个单一食品体系的形成，一个食品帝国的崛起。伴随着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的不断推进，在不断的延伸和发展。当单一食物帝国奠定基础后，谁还能不惟食物帝国的马首是瞻？！

3.1.3 重新认识中国的涉农政策

在食物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多数国家可能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俯首称臣，参与这一食物帝国的建造了。可能，中国也不例外。

199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地在迎合这一帝国的建造过程：

我们不断地在推行农业产业化，不断地复制农业补贴“扶富”政策，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所谓农业龙头企业，而后者实质上是剥夺农业和农民的工具；

我们不断地推行粮食市场化，让本为国计民生必需品和国家公共物品——粮食，成为私人物品，致使其数量越来越不足，质量越来越低劣；

我们在农产品国家贸易谈判中不断地让步，最终让食物帝国兵不血刃地进入中国市场；

我们不断地推动食物快餐化、汉堡化，使得我们传统的食品成为消费羞耻，而洋食品成为时尚，以致传统老字号也不得不走上了过度包装、过度加工、过度营销的洋路子；

我们不断地崇拜农业科技，崇拜科学，崇拜基因技术，认为科技能解决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却不知早已陷入科学主义的泥沼；

我们不断地要求农民种粮，实行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让最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国家公共物品，却拒绝给予起码的补贴与支持；

我们在国家层面不断地强调粮食安全与农地保护，而地方层面则不断地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减少粮食耕作，并将大量农地转为工业和城市用地……

更可悲的，是我们可能不断地将农村当作市场经济的试验场，当作政治民主的表演场，将饮食父母的来源，当作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些所谓现代化的附庸甚至负担。以致于粮食生产体系和食品安全体系的发展方向，在疾速向食物帝国要求的方向前进。

无疑，中国在参与这一食物帝国的建造。我们可能也意图从中分一杯羹。可惜，食物利益的分配比率，不是按你的业绩，不是按你的规模，不是按你的忠诚度确定的。如果你在这场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中，不是强大资本的最终拥有者，不是强大生产经销体系的控制者，你注定是个输家，你的地位注定被强者所定义，你的利益注定变成强者的施舍，就像农民从整个食物体系中分到的汤水越来越稀一样。

3.1.4 重新认识我们的日用食粮

如果食物像汽车、CD、电影一样，是有弹性的消费品，按照经济规律，将其全面开放和市场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由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由于食物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所以，把食物提高到比国防更高的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地位，并不过分。由于食物的来源，是神创自然的慷慨赐予，把食物提高到人类感恩，人天和谐主要标志的地位，也不过分。如果我们读一下人类文明史，读一下人类学的著作，可以看到食物在神人沟通、文化形成、社会交往中的基础性作用。可惜，食物的属性，早已经扭曲，不再被人认识。基本属性丧失的，不仅是粮食、土地，连万物之灵的人，都早已被商品化，而且无人质疑。连流动性很强，供应最充分，最不易被人划分产权和占用的水、空气、阳光等等，也一步步在人类共同私欲的主导下，基本上已经商品化了。

让我们学习《食物是不同的》这本书的一个片段吧：“食物是不同的。它不仅仅是货物或商品。食物意味着农作，而农作又意味着农村生计、传统和文化，意味着是保持还是破坏，意味着农村图景。农作意味着农村社会、农业历史。在多数情况下，农村意味着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文化遗产的宝库。食物能给我们欢乐，让我们品尝好坏。当然，食物既让我们受益，也可能让我们品尝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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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帖子已被 钟振荣 在 2008-5-13 16:26:41 编辑过］

钟振荣

3.2 改变它？（一场消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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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物帝国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形成和拓展其疆域的时候，想要逃脱被其控制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我们只能局部地、改良性地推出一些替代方案，让意图自救的小范围农业生产者、消费者，和局部区域，能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能以一场消费革命的开展，进行一些改良性的努力。使得自己生产的、食用的食物，尽可能是健康的。使得乡村生活和传统文化，还有继续生存的空间。悲观一些说，使得人类利用食物自杀的历程，还可以延缓一些。

在这一点，我们需要向美国的实践者学习。为应对产业化农业及其食品体系负面效果的挑战，美国中北部的中小家庭农场、城市消费者以及地方政府，已经摸索了一整套替代体系，这一套体系，以消费文化革命为精神内涵，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为实际行动，意图实现三个替代：

以消费天然食品替代消费人工（产业化）食品；

以公平贸易方式替代自由贸易方式；

以本地化食物体系替代全球化食物体系。

这一替代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

1.消费文化革命：发动“慢餐”运动，推动公平贸易，以替代快餐和自由贸易；

2.促进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形成：促成农业生产者、食品消费者、NGO组织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以本地化食品和有机食品，来替代产业化食品体系和工业化食品。

这些方式包括：

（1）推动本地可持续农业发展；

（2）推动社区支援农业（CSA）；

（3）推动农民直接销售（农民市场或路边市场）；

（4）推动纵向一体化的农民合作化和农产品价值增值；

（5）推动消费合作运动，建立和发展合作社食品超市；

（6）推动公平贸易实践，促进城乡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的和谐相处。

关于这些方式，笔者将在另外一篇调查报告《农业产业化后美国的农场自救——美国中北部可持续农业调查与案例分析》中，详细论述。

本文艰难地写作了三个月，但仍然没有能够提出成形的方案可以解决现实问题。本文描绘了一个不容乐观的全球食物图景，力图，但仍很不完善地描述了一个食物世界系统的形成，也提出了可能的解释。但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如何采取一些改良性的措施，留待今后关心农业和食品问题的人士共同探索。

笔者非常感恩的是，是神一路引领笔者在美国的调查，以及本文的写作，向笔者解释笔者所看到的美国农业和食物体系中发生的一切，以及可能的影响。笔者由此也知道了这个世界是如何的悖逆和无望。从而，只将指望寄托在弥赛亚的再来之上。

2007年12月29日 初稿

2008年1月14日 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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