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近代爱乡楷模——王佐 金慎言

钟振荣

缅怀近代爱乡楷模——王佐

        金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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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至今，民间出丧送行队伍之长莫过于1936年10月，鲁迅去世那一回。据了解，当时送殡者数达六七千人，浩浩荡荡，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少有的大出丧。而在1931年5月，上虞县城（今丰惠镇）王佐的出殡盛况也类似于鲁迅。出丧之日全城商铺牌门紧闭，市民扶老携幼，自穿孝服，手持清香，前来送行，城郊农民赶来送行者也络绎不绝，十里长街，长幡飘拂，哀恸大地，沿途百姓摆设香案，搭起牌坊，夹道奠祭，迎送灵柩过村。为什么一个清朝的举人老爷，一个民国穿鞋坐轿的绅士，在他走完人生的最后日子里，居然有这么多当官的、经商的、做工的、种田的，虔诚地自发前来送行？因为亡者王佐生前干着造福桑梓、惠泽后世的大事。

王佐（1853年－1931年）字寄庼，浙江上虞丰惠镇人。祖籍上虞县城北王婆岭。1889年王佐中清朝光绪已丑恩科举人，跟张元济、汪康年、蔡元培为同科，他虽没有朋辈的显赫官爵，但一生致力于教育，造福于上虞百姓，建树斐然。辛亥元老蔡元培赞他为“东南砥柱，学界泰斗”。



在清代，上虞的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书院和私塾。当时虞城有“经正书院”，地方有望族承办的私塾，供本家族子弟上学读书，不仅受教育者人数少，而且所授知识也保守陈旧。王佐为上虞教谕时，站在中国历史教育的前沿，致力施行他“国弱至此，非广兴各种学堂，讲求切实有用之学，自图自强不可”的宏伟目标，提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在1898年，他促成由陈春澜捐助在丰惠“经正书院”内开办的上虞算学堂（又名算学馆），提倡学习自然科学，可谓上虞“新学”之滥殇。时值维新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东瀛，数学堂也受守旧派冷嘲热讽，但王佐仍坚持科学救亡的方向。

民国元年（1912年），王佐、胡庆阶（胡愈之父）一拍即合，在官立县学堂基础上，办起上虞第一所高等小学校。王、胡以“仁学”为主旨，延聘上海理化专科学校毕业的数位爱国青年教师，讲授自然科学。王佐勉励学生说：“新科学的基础是数学，要学科学必先学此”。高等小学为虞城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胡愈之、吴觉农、叶天底、王一飞等都就读于此。在王佐的倡导下，上虞境内国民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据《上虞教育志》载：民国元年，共103所，在校学生4282人。

上虞民间流传着“王佐一跪值千金”的说法，讲的就是王佐拜膝下无子的巨商陈春澜为父之事，究竟有否跪拜，尚且不论。可在苦海里泡大，在上海十里洋场拼搏最终跃变成腰缠万贯的上海银行界巨头陈春澜，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商人特有的敏锐眼光，断定王佐是“仁爱”之人，对王佐的信任与厚爱，“不是儿子，胜似儿子”。虞城算学堂、义务小学、高等小学等哪一件不是王佐开口，陈公付款，件件“有求必应”吗？可以这样说：“没有王佐，就没有春晖”。在春晖建校“计划书”签字的当年，1919年陈公仙逝，而春晖校址还未敲定，同时橫山学堂原址，陈氏子孙要另作他用，希望另择校址。此时王佐义无反顾，毅然捐献西徐岙王氏祖地，并购近旁民田，使“春晖中学”立足于白马湖畔“邑胜境之冠”的新址建校。而新落成的“春晖中学”，名师云集，成了傲骨凛然、挺立如松的大教育家经亨颐开创“新学”的试验田，赢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

王佐在教育上功勋卓著，关心民生、关爱百姓也有口皆碑。宣统三年（1911年〉，王佐任由陈春澜创办的春泽垦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管辖“春泽”旗下章镇、西溪湖、大同殖业银行三家公司。王佐深知陈公是位急公好义，“修桥铺路造凉亭”、“赈济救灾”的大善人。可以这样说，“陈公授人鱼”，而王佐促使陈公向“授人于渔”转化。王佐在购买大浸、隔山两畈低洼的烂泥田和积年荒坡时，以提高收购价格施惠于民，雇用大量农民，筑南堡、牛步长埂、挖河道、造大闸，增加民工劳动工资，超出常规数倍，且每日现付到人，“以工代赈”，既提高农民筑埂、挖河的积极性，解决了“度荒”的实际困难，也加速了工程进展速度。当改造工程基本就绪后，把原先一片犹如芦苇荡，野鸭栖身之地的大浸、隔山两畈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农田。在农民租田的节骨点上，王佐定“三七分成”，即春泽公司得三成，佃户得七成（低时市场价2—3成）。“春泽公司”还有租牛的优惠：公司买牛出租，不收出租费，以繁殖小牛各半分成为报酬，千方百计让农民有田种，能种田，种好田，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王佐确似古人冯谖为孟尝君“市义”，使陈春澜公“义”溢章镇，百姓敬为神明，香烛供奉。

在陈春澜逝世后的第8年，即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西溪湖沿湖十八堡四五百村民集聚“三官庙”，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收回被“春泽公司”占有的“西溪湖管理权”。因为“春泽公司”植桑养鱼，使沿湖农民灌溉水源严重不足，触犯了农民切身利益。王佐听闻此事后，不顾75岁高龄，亲临现场，告慰民众，当场约见西溪湖水利会代表郑师泉、葛金炎、周晓楼、赵廷鳌等，说：“陈公（陈春澜）办公司的初衷是让利于民，不与民争利，虽陈公千古，我一定会准照陈公宗旨办事，你们搞个计划书出来，一定按百姓意愿办！”群愤事件很快平息，“春泽公司”退出西溪湖，损失惨重。在西溪湖水利会章程首页《协议书》中写道：“春泽代表能顾念公益，推诚相与”，说的就是王佐让利予民的一件事。

王佐关心民瘼，致力于水利事业。曹娥江下游江堤失修，每年雨季或遇大潮汛，常致江水泛滥，乡民受灾。王佐目睹过“光绪廿五年，大水齐屋沿”，人亡家淹的悲惨情景。民国三年（1914年），王佐主持梁湖沙湖塘改造工程，改土塘为石堤，又增修无量闸左右护闸，基本上根除了这一带洪涝之灾。从马亚振先生的《镇海庵与王佐、陈春澜》一文中获知：“1915年中秋，数十年未遇的飓风、大潮袭击虞北，濒临杭州湾的三汇乡，江堤溃决，潮水汹涌，房舍、牲畜、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无以为生，正当水深民危之时，王佐亲临现场考察，并商请陈春澜先生出资，以工代赈，突击抢修海塘，当地人民得以恢复生计。为回报王、陈两位先生之鸿德，立碑纪念，并立二人肖像于当地保江安民的祠庙——镇海庵之中，世代香烛供奉。”为王佐立像类似情况，在上虞其他地方也有发现。范寿康在挽联中赞王佐“先邑人之忧而忧，后邑人之乐而乐，口碑载道足千秋”，确非溢美之句。

王佐虽身为“老爷”，思想与时俱进，行动着实维新，拥护辛亥革命，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尔后追求民主，支持革命。民国十三年（1924年），王佐为义务小学校长，因胡愈之、吴觉农推荐，聘任在上海国语专门学校就读的徐用宾、徐镜渠来义务小学任教，他俩均为中共党员，于是义务小学成了上虞在大革命时期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也是上虞早期革命运动的重要活动地。当时的义务小学，已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秘密传阅列宁著作，也有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第一个上虞党组织独立支部诞生后，在王佐的支持下，义务小学也成为独立支部的活动中心。1927年1月，又以该校为指挥所，由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成立的上虞临时县党部发起，在丰惠运动场召开了全县各界群众大会，声援北伐军。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国民党右派派王正亭进驻义务小学，抓捕中国共产党党员，王佐设法掩护中共党员钱念先、徐用宾、张子缙等安全脱险。

更值得添上一笔的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12月，孙传芳手下的周荫人部兵败福建，2万多败兵自临海、嵊县撤退到章镇、丰惠等地，占用大批民房，并奸淫掳掠，上虞县城民众十分恐慌，青壮年纷纷逃往后陈、梁弄等地。周荫人部团长孟照裕赴县署提出“如无大洋5万，就要兵洗县城”。上虞县知事郭星五急忙求王佐出面调停。当时王佐已74岁高龄，大病初愈，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而春泽公司总共仅有1万多块大洋，王佐会同章镇自治委员叶武恒等人出面筹资，自己忙去绍兴通过蔡元培借款，将五万大洋交孟照裕后，败兵方才撤离上虞。事后，县知事郭星五在上虞县署东边的判池旁立碑纪念王佐。

王佐爱乡也爱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浙江省因“拒款运动”而成立了“浙江保路会”，王佐被推选为副会长，领导浙江绅商，为维护祖国主权而斗争。王佐说：“木腐虫生，以借为夺，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后赢得“沪杭甬铁路”浙江段由浙江铁路公司承办的结果，并“拒用洋款”，逼使清廷将“1908年3月，批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向英国借款150万英镑”移至开封、徐州铁路使用。浙江的拒款保路运动对促进全国保路运动的到来及催生辛亥革命起了很大作用。

王佐虽身处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保守、革新的冲撞时刻，但他存心公正，办事公平，急乡人之所急，甘为虞人作后盾；他崇尚科学，与时俱进，留泽后世，造福百姓，一生的丰功伟业，岂能是区区小文所能承载？只是挂一漏万。著名乡贤胡国枢老先生说：王佐是20世纪初的古人，却在21世纪仍然活着，还会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