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蒙古和基督教

钟振荣

超删24：关于蒙古和基督教

   刘 仰   一个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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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注：这部分删除的内容显得支离破碎，也只能这样了。）

据说这个男婴出生时，手里抓着一块血，后人将这块血说成是宝石般的模样，其实，婴儿出生手心有血，很可能就是来自母亲的胎血。但后人还是将它解释成这个男婴未来将掌握生杀大权。

金世宗是金国几位皇帝中唯一的“明君”，号称“小尧舜”。关于金世宗有两条互相矛盾的记载。一是说金世宗每三年一次向蒙古发兵，剿杀人口，谓之“减丁”。另一是说，在金世宗之前金人就对蒙古人实行三年一剿的“减丁”，并将蒙古男子的拇指砍掉，谓之“蒿指”。在冷兵器时代，拇指非常重要。在今天，失去拇指也属于中度残废，在那时，失去拇指自然当不了兵。后一条记载还说，金世宗当了皇帝后，宽恕了蒙古人的旧罪，最终不再实行“三年一剿”和“蒿指”的减丁政策，致使蒙古的人口开始繁盛。关于金世宗对待蒙古人政策的后一条记载更可信些，金世宗在位29年，可能逐步取消了对蒙古人的“减丁”政策。但“小尧舜”肯定不会意识到，它的这个政策改变，对于世界历史意味着什么。

也是这一年，中亚国家花剌子模国王派了一个使团来到蒙古，成吉思汗在给花剌子模国王的回信中说：“我深愿与君修好，我之视君，犹爱子也。君当知我已征服中国，我国战士如蚁之众，财物如银矿之丰，实无须觊觎他人领土，所冀彼此臣民之间，得以互市，则为利想正同也。”此时的成吉思汗似乎没有强烈的领土扩张欲望，只想做生意发财。但成吉思汗将花剌子模国王称为“爱子”，惹怒了对方。3年后，成吉思汗派出400多人的商队，500峰骆驼载满金银、毛皮前往花剌子模，结果被花剌子模国王将货物没收，所有商人全部处死。愤怒的成吉思汗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这一年，南宋无大事，擅权的宰相史弥远已经在宰相位子上坐了20年，还一手策划换了一个皇帝，他还要再坐6年。在此之前，南宋与蒙古的直接军事交锋不多，规模也不大，这一年，一支蒙军侵入四川劫掠，遭遇抵抗，因成吉思汗突然死亡，蒙军退回。成吉思汗死后，蒙古贵族纷纷回到草原，讨论大汗继位问题，欧洲压力减轻。第二年，1228年，欧洲发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再次夺回耶路撒冷。

蒙古确实有不少基督教徒。早在西历5世纪时，东罗马帝国大主教聂斯托利创建“聂斯托利教派”，因与基督教的正统相违背，聂斯托利被斥为异端，革职流放。其追随者逃亡东方。因为，往西去，进了欧洲，他们也是异端，只有宽容的东方能够容纳他们。西历7世纪的时候，一部分聂斯托利派信徒来到中国，在唐朝，他们被称为景教。他们在的传播主要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不太涉足的偏远地区，蒙古人中确实有不少景教徒。随着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景教徒开始跃跃欲试，试图与欧洲教会再次发生联系，一方面是对欧洲教会的“信仰表白”，另一方面是想借助蒙古人的力量，实现“宗教自由”，免除自己延续了800多年的“异端”称号。确实，蒙古人对各种宗教都没有歧视。欧洲教会接到模棱两可的信息还是大喜过望，他们认为，如果蒙古人是基督徒，那就是兄弟，正好可以联手打击伊斯兰教，完成十字军东征的“未尽事业”。历史考证指出，第三位蒙古大汗贵由，很可能是景教徒，至少，他的宫廷里有不少景教徒的高官。贵由在给罗马教皇的回信中写到：“你在来信中称，我等应该领洗，成为基督教徒，我们对此仅给以简单之回答：我们不解，为何我们必须如此。……你们认为，只有你们西方人是基督教徒，并且蔑视他人。但是，你们怎样知道天主究竟将加恩于谁人乎？……倘若你们渴望和平，希望把你们之幸福托付给我们，你教皇应该立即亲率诸基督教显贵前来朝见，缔结和平，仅在此时我们才能知道，你们确实渴望与吾人讲和。”由于同蒙古大汗已经接上头，欧洲基督徒放心了不少。此前，十字军一度夺回了耶路撒冷，后又被穆斯林夺回，于是，1248年，欧洲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贵由在位时间仅三年，42岁暴病而亡，有人怀疑是被其他蒙古贵族暗杀。此后，世界局势发生重大改变。

此时新任大汗蒙哥的母亲是景教徒，蒙哥本人也倾向景教，因此，也有可能，蒙哥念同是基督教信仰，而放松了对欧洲的攻击。如果是这样，说明罗马教皇的使节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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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超删26：超利益政治的片段

   刘 仰   一个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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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利益政治的概念下，我们有时候应该从反面来理解腐败问题。对于利益政治来说，由于政治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因此，很多腐败是公开而合法的制度化腐败，政治为利益服务的理念掩盖了很多本该属于腐败的行为。比方说美国的金融危机，私人金融寡头造成全社会的巨大损失，政府居然不惩罚他们，还要花巨资去拯救他们，理由也相当冠冕堂皇：如果不救他们，整个社会更加糟糕。要放在超利益政治的氛围中，用民众的钱去拯救少数私人金融寡头，那不叫腐败叫什么？对于超利益政治来说，由于要求“天下为公”，任何谋私利的现象都像是眼中揉不得沙子。所以，超利益政治环境中，或者说在受中国古代超利益政治传统影响的普通中国民众那里，腐败更显眼，甚至显得更多，它的真正危害在于腐败的大面积化，到那时，只有换血或革命。

利益集团政治的腐败是深层的，更多是非表面化的，它的真正危害在于无可救药。超利益政治如果出现严重偏差导致换血革命，可以使政治再回到“超利益”的道路上。而利益集团政治如果陷入困境而导致革命，只是利益集团的相互替代，因此，它常常是一个文明的终结。恰如“胡虏无百年之运”所说，政权“超利益性”这一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利益集团得势，可能只是运气而已。古代社会中国以外的一些“明君”，经常被冠以“宽容”的品德，例如对于宗教的宽容，事实上，这就是局部的“超利益性”。之所以那些“明君”未能长久，是因为他们所体现的政权“超利益性”常常只是出于个人修养，而非像中国一样，是政治理念下的一整套制度和手段。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只是循环。运用超利益政治的概念来分析，所谓中国古代政治的循环，其实是一个文明的高级阶段，超利益政治的理念基本形成，但还在发育成熟过程中。每一次循环都是让超利益政治更加健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没有类似的循环，只能说明他们还停留在利益集团政治的低文明水平上，历史的进程只是换汤不换药地换一个利益集团主导而已。所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论，正是利益集团相互替代的过程。

在超利益政治概念下，我们还应该正确对待“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小政府大社会”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理论，但是，缺乏超利益的理念，“小政府”也难以公平、公正，大社会想要公正，也因被利益集团控制而难以实现。在以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社会，利益集团政治不改变，观念不更新，“小政府大社会”就等于是经济领域的藩镇割据，对于民众，依然是灾难。所以，美国金融危机后，提出变革的奥巴马才要求加强政府的权力，但因遭到各种反对而未能顺利实施。中国的超利益政治看起来像是“大政府”，实际上也是错觉。超利益政治更向往“小政府”，但是，它对社会自治是有要求的。以藩镇割据来类比，超利益政治要求社会自治的权利更加分散化，就好比土地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分散到绝大多数人手中。它造成的结果是，中央政权由于不需要对抗利益集团的割据势力，因而无需太大。相反，由于社会权利非常分散，即便不是很大的政府权力，比较之下也显得很大。因此，超利益政治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重要前提是，必须防止私人垄断。换句话说，“大社会”不能等同于“大公司”。现代西方社会，防止私人化的军事垄断还比较容易做到，防止经济领域的私人垄断完全做不到，防止政治的私人垄断未必做得到。欧洲民主制度下大量出现的家族化政治，就是政治权利由少数私人垄断的典型。从美国到英国，从印度到日本，都如此。本质上，500强、跨国公司之类都是经济领域的藩镇势力，从而也构成了利益集团政治的基础。中国的未来要改变西方人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现代工业经济条件下的垄断经济的藩镇割据。只有避免这种情况，政权的超利益性才能真正实现，才能“内圣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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