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南新学之先行者——徐镜渠、徐用宾先生 金慎言

钟振荣

虞南新学之先行者——徐镜渠、徐用宾先生

        作者：金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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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南重镇下管，早先是十九都（今陈溪乡）、二十都（今下管镇）的心脏，山区百姓视之为“大地方”。这不仅是因为下管有一千多户人家、五十多家商铺，是两都山货的集散地，主要在于其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下管历代出过许多进士、举人，更有“秀才可以打篱笆”之说。千年的文化积淀，耕读传家的世风连绵，使下管至民国初期有小学教员40余人，这些教师中，论操守、才干及对地方教育的贡献，当首推徐镜渠、徐用宾两位先生，他们不仅在下管地区，在上虞教育界也声望卓著。

徐镜渠、徐用宾虽饱受旧学，但能接受新思潮，紧跟时代潮流，为交通闭塞的下管带来缕缕春风。下管民国初期的学校教育走在上虞的前列，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使管溪两岸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当时徐镜渠任听泉小学校长，徐用宾任方山小学校长，他们积极呼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不但在校内宣讲“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屈辱于西方列強签具卖国条约的丧权辱国，也传播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反帝游行示威的消息。在两位校长组织下，并得到周边学校的响应，他们打起橫幅上街游行。队伍沿西河岸大街直上，经橫街，至大宗祠，师生们手拿小旗，高呼“劝我同胞、毋忘国耻”、“打倒日本，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当游行队伍到达广场时，徐镜渠向群众演讲巴黎和会上章宗祥、陆宗與的卖国行径，揭露段琪瑞政府的卖国罪行。他当场咬破手指，在一块白布上血书 “劝我同胞，勿买日货”八个大字（注1），围观群众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打倒日寇，抵制日货！”师生们散发了自办的油印小报《管溪声》（注2）。

游行后派代表去各商铺巡视，逼使日货下柜。当年举着小旗，参加过示威游行的徐懋庸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徐用宾为首的一批小学教师，就在校内并到社会上进行宣传。我开始知道欧洲大战、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大事，也听到了袁世凯、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等卖国贼的姓名……”（注3）通过这些活动，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上，埋下了反帝、強国的种子，使民众了解国内外形势，更使一些封建守旧者看到了新生力量的强大，有所震慑，为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1919年，以徐镜渠，徐用宾为首的下管小教界有一个共识：拯救危亡的祖国，必先开启民智，让老百姓从信神拜佛的愚昧中走出来。他俩为普及乡村教学奔走呼号，首先在听泉小学、方山小学开办“平民夜校”（注4），凡愿意读书的青少年，均可免费来夜校就读，还赠送课本《千字文》，夜校里点上汽灯，专门安排老师上课，除了文化课，还教珠算及一般数学知识，并进行反日宣传。这是上虞最早的农民业余教育。“平民夜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停办。

徐镜渠、徐用宾敢于破除宗族的陈规陋习，毅然招收东夹笆和西夹笆两个“惰民”集居点的惰民子弟上学，跟徐氏子弟一视同仁。徐用宾还动员庵里的小尼姑上方山小学读书（注5）。他们恪守“教育救国”的理念，认为国弱至此，非办好学校以图自强不可。在他俩所主持的听泉、方山及稍后的鹿溪等小学，除学习国民小学课本外，尽量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创办油印小报《管溪声》（注6），开办图书馆。

据《徐懋庸回忆录》记载：“油印的《管溪声》介绍新思想，批判下管社会的不良现象。办图书馆——由许多小学教师把家藏的书借出，集中在“方山小学”的一间屋子里，并由学校和某些个人订了一批报刊，有《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新青年》以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儿童世界》、《小朋友》等等，让人们借阅。”

徐懋庸还说，“我虽然只有八九岁，却在老师分派下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如印刷平民夜校的教材和《管溪声》，分发《管溪声》，管理图书馆的书报等，在这些活动中，我自己也得到了不少知识，我一直利用到1925年为止。这个图书馆的书，包括属于经、史、子、集四部古书，古今中外小说，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到胡适等人‘新思潮’著作。”

我们可从徐懋庸的记述中，窥见当时的老师们对教育的敬业精神以及他们高屋建瓴的教育理念，使这些贫穷的山区孩子从小接受新思想、新科学，开阔了视野，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镜渠先生一生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收养难童”。据《上虞县志》记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鬼子大举侵略中国，百姓惨遭苦难。学校关闭，儿童失学；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小孩流落街头；有不少家庭养不起孩子，任其外出讨饭。徐镜渠就在下管办起了“儿童福利院”，收养了流落街头的二十多个受难孩子，供这些孩子衣、食、住，给他们读书，学习文化，又教戏排练，组织演出，参加社会活动。日本鬼子侵占了上虞丰惠后，下管遭受日本飞机骚扰，徐镜渠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将福利院搬至小燕窠。（注7）”

徐镜渠犹如严寒风雪里的苍松翠柏，是孩子们的依靠，又是孩子们的榜样，他的崇高人格，深深地刻印在孩子们饱受苦难的幼小心灵里，这些“难童”长大后，一个个都成为了社会的有用之才。徐镜渠故世后，墓葬小燕窠，多年来，每逢清明节，那些当年的“难童”，如今两鬓斑白的老者，千里迢迢、携子唤女来到小燕窠为徐镜渠扫墓，并在他的墓前立“导师徐镜渠先生之墓”的墓碑，填一铲黄土，献一束鲜花，深深的作揖，默默地祈祷，表达他们对恩师无限的崇敬和感恩之情。

徐用宾先生一生做过许多惠泽桑梓的大事，大文学家徐懋庸的脫颖而出，无不倾注着用宾先生的汗水。高小毕业的徐懋庸，家庭贫困，无力升学，跟着做纱筛匠的父亲，在大岚山顶走村串户的绷纱筛。1922年春，徐用宾校长聘任13岁的徐懋庸为鹿溪小学教员。1923年夏季，徐用宾带着他参加经享颐在春晖中学组织的一个暑期学习班。1924年徐用宾带他到宁波去参观实行道尔制的学校。同年秋季，徐用宾把“上海国语师范学校”的讲义寄给徐懋庸，叫他自学（注8）。

徐懋庸在《回忆录》中写道：“徐用宾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使自已进步的人，同时也很关心我的进步。”《徐懋庸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使我爱好魯迅作品而激起反抗精神的是他（老师徐叔侃），促使我进取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则是1926年发展到上虞的那个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运动。”这个领路人就是他的老师中共地下党员徐用宾。

徐镜渠、徐用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注9）。1924年受胡愈之、吴觉农推荐，他俩来虞城义务小学任教。于是义务小学成了上虞在大革命时期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也是上虞早期革命运动的重要活动地。1926年12月，成立中国国民党上虞县临时县党部、执行委员有张子缙（常务委员），叶天底、徐用宾、徐镜渠、徐子良、宋崇文、朱云台等7人（注10）。1927年，上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国民党右派派王正亭进驻义务小学，抓捕共产党员，在校长王佐设法掩护下，徐镜渠、徐用宾、张子缙等安全脱险（注11）。

据《下管镇志》记载，徐用宾晚年干了一件大事，即于1946年协助著名乡贤徐哲荪创办下管图书馆（注12），徐用宾是主事者。图书馆屹立于管溪西岸，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是一座独立封闭典雅的庭院，正屋为五间高大的木结构楼屋，左右各侧屋三间，是一幢走马楼式的图书馆，有藏书10000多冊《注13》，阅览室桌椅齐全，舒适明亮，是当时虞南最大的图书馆。遗憾的是，图书馆建成后，政局动荡，民不聊生，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至1949年解放，阅览室的旧桌板凳被搬至下管区校，全馆图书散佚。

徐镜渠墓眠下管镇小燕窠，徐用宾于1951年病逝下管家中。他俩是虞南山区新学的先行者，他们所追求的“开启民智”“教育救国”等理念己为当今人们听接受，并在积极努力实行，且成效卓著，先生地下有灵，亦感欣慰吧！

参考篇目：

《徐懋庸回忆录》，注1、2、3、4、5、6、7、8。

《上虞县志》大事记，注9、10、11。

《下管镇志》注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