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望路 金慎言

钟振荣

回头望路　金慎言

　　当红日西垂，淡淡的红光洒满长者山的时候，山脚下，丰惠镇小校门口的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攒动，不远处轿车、电瓶车、三轮车静静错杂地停放着。面对这些接孩子的家长们，我驻足静思，被半个多世纪的沉重车轮，碾磨的支离破碎的儿时求学画面，模糊不清地浮现在脑海里……

　　1945年，祖母牵着我的手，上村国民小学，给穿长衫、留长须的先生鞠躬后，我就坐到一排一年级的位置上。当祖母跟先生告别时，我哭了，但不敢跨出座位，去追祖母。傍晚放学时，我却满心欢喜，背一个小手巾对折的手缝书包，内放薄薄的两本书、一枝铅笔、两枝一大一小的毛笔及几页白纸，一块三四两的“砚瓦”是存放在教室里的，书包很轻，不足一斤。一到台门口，“娘娘——娘娘（奶奶）——”，像采着一朵甜蜜的荔枝花。

　　上学的路，跟台门、道地、步头、弄堂、石弹路联在一起，总计全长约200米。雨天，戴一顶大笠帽，赤脚去学校，先生备一块公用的揩脚布，揩燥穿上鞋，学生是不准赤脚的。冬至后，山区霜白如雪，才开始穿袜子。冬日的雨雪天，大家都绑两块毛竹爿于布鞋上，俗称“木的笃”，像踩高跷一样，“的笃、的笃”如临平地。学校后门外，有一处用毛竹把山泉引进来的自来水装置，俗称顺勺头，是公公家洗衣、洗菜、打水、淘米的地方，也是同学们春夏秋冬饮水之处，平日喝冷水，冬日嚼冰棍。

　　读书很轻松。大人出畈，学生到校。一进门，摊开课本就读书。说是读书，实在是练嗓子。短短的课文，早已滚瓜烂熟，但大家还是摇头晃脑地大声喊，先生神色威严，手拿“教枋”（打手心的教具），来回巡视。当先生走近时，更用力地读，“ 书声琅琅干云霄”。

　　写字，马虎不得，全用毛笔写。先生说：“字定终身！”打手心最多在写字上：点、横、撇、捺，缺一，打一下，很痛。一年級，描红字纸，二年级，写影格，就是照着先生的字描，三、四年级照字帖临摹。上交后，先生批阅，好的圈红蛋，每天带回家，长年保存。先生多圈一个红蛋，胜过吃一个鸡蛋，我常以多一个红圈而自豪。语文作业：抄词、造句、作文都用小楷写，一般不打手心，错了重写。算术也用小楷做。其他，书背不出，关夜学；算术做错，打手心；打架、讨相骂，面壁思过。

　　1949年，时局动荡，村小学停办，教书的父亲也赋闲在家，家境骤然拮据起来。唯一值钱的还有数担“土纸”，但市价暴跌，父亲忍痛出售，也难以为继，常无隔宿之粮。悬岩的外公闻此消息，心急如焚，叫十七八岁的二舅来我家里，负责田里、地里、山里。父亲不会农活，做起收旧书、废纸的生意，堂屋里堆满各种各样的书籍。这一年，我迷上了古代征战的书：《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等，白天看，晚上在美孚灯下，跟二舅一起读。我恨张士贵冒功，为樊梨花大义灭亲而喝彩！

　　1951年下半年，已是解放“土改”后，我们初小毕业者约十多人，去岭南阮庄的徐家祠堂里读高小，离家约四公里。早上，我们常常两三人结伴而行，肩上斜背一个小书包，手拎一只田螺篮，内放一只大碗盛饭，饭边焐上干菜或腌笋，上面覆一只小碗，到校第一步工作，就是把冷饭放到厨房的指定位置上，中午，由厨房蒸热再吃。

　　我们上学走小路，从上苏庵背后爬上岭，翻过许家岭，到阮庄。这是一段茅草山路，泥性，陡而滑。我小时，身体羸弱，常笨鸟先飞，出门很早。一天，在一条田塍路的叉口处，被狩猎者的“赤脚弓”弶住了，扑倒在地，田螺篮滾到小坑里，嚎啕大哭。后灿松赶到，割断绳子，才把脚拔了出来。清明过后，我们都赤脚走路，等到过阮庄石埠时，脚往溪水里一浸，再在裤脚里一擦，穿上布鞋。久而久之，脚皮厚了，反而加快了走路的速度。冬日雨天，戴一顶大笠帽，布鞋外面包一层毛竹箬壳，再穿上稻草草鞋。但防水性能不很好，鞋底常常湿了，穿上袜子，也不怎么冷。

　　岭南学校傍山依水，历史悠久，景色宜人。五个老师，待学生都很和气，彻底废除了打手心、罚立璧的法西斯教育。而课本骤然增多，除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地理这些文化课外，体育、音乐、美术也按部就班。高喊的读书声、背课文、写毛笔字远比初小少了，但班级中暗暗地涌动着竞争的激情，课外我们都在偷偷地用功着。做算术有人开始用“蘸水钢笔”，但我们太平山的几位学友，仍然用毛笔小楷。第一学期，我有幸成为少先队员。入队宣誓时，我穿着一件借来的、盖住脚背的白布衫，至今记忆犹新。

　　1952年暑假后，父亲举家搬迁到他任教的丁宅乡前枫村，校址在上舍岭下的前枫庙里。孤伶伶的一座破庙，菩萨早被民兵敲倒了，几个高墩犹在，父亲把我的床，铺在大殿的东侧。母亲疼我，很不放心，但不敢反对父亲。

　　一天，父亲给我备了一个条子，叫我独自去丁宅下祠堂读六年级。当时我的装备大有改进：两层的花布新书包，一身新装（旧货摊里买来的旧衣染的），穿鞋着袜，拎一只小饭盒。雨天也有雨伞和一双元宝套鞋。丁宅确是大地方、大学校，有篮球场、图书箱，六年级一个班级，就有五十多个学生，且一半以上的同学有钢笔，学生有钢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一天早晨，下雨，我毫无畏惧，张伞急行。穿过“甘露亭”，风突然大起来。风一吹，雨条就斜，我紧握伞柄，或左或右地抵当着横扫的雨。当走到十亩塘外坎时，一阵疾风从背后吹来，伞翻斗了，我转过身逆风一挡，油纸撕裂，伞骨都倒了下来，我平生第一次领教了“阳畈”的风，那么地狂暴、猛烈。在风雨中，一个刚离开大山的孩子，依恋地想起老家抵御风鬼雨魔的高山、竹海和松林。后来，我仍戴大笠帽前行。

　　前枫庙邻近无玩伴，只有一个脚跛的朝土哥，住在两间泥墙屋里。他待我很好，教我拉二胡，假日无事，我和他一起在庙后背开荒种地。1953年暑假，外公来家，母亲和我陪外公在校后面，看我整理的一块小菜地：几株番茄，青的、黄的、微红的挂满了枝头，两三支南瓜干粗叶大，把一个坟堆遮蔽的严严实实。外公拉着我的手，捏着我厚实的手心，粗而短壮的手指说：“会务农好！锄头口，养千口。”母亲连忙说：“阿言已经考进“县中”，“丁小”只考进伢言一个。”外公笑了。的确，这是我12年读书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

　　突然，铃声响起，我循声望去，队列整齐的一班班学生，背着高高凸起的大书包，向校门口走来，广场沸腾了……

　　啊，现在的孩子真幸福……

　　我的孙女、孙子，戴着眼镜，穿着名牌，老伴却当成两盆花。我多次批评儿子、媳妇，他们仍小车接送，家教不绝，乐此不疲。我却担心，有时有说不出的“可怕”，假如像我……

　　我1959年，春晖中学高中部毕业，说实在，不是我虛度年华，据传跟整风反右，父亲“南冠”有关，我名落孙山外。我倒真心感谢“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我有觉悟，“跟父亲划清界线！”有劳动能力，重返虞南老家，肩担手锄，开山种地。二十一岁的我肩起断了栋粱的家，娶妻生子，延绵宗氏。

　　歌德说：“人到底是在温柔的菩提树下成长，还是在刚毅的橡树下成长，情况不同，就会变成一种不同的人。”我相信，您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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