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的学说

钟振荣

杨朱的学说



    先说杨朱是何许人？有的说杨朱是战国初魏国人，有的说杨朱是老子的弟子。说杨朱是老子弟子的理由是：在《庄子》的<应帝王>与<寓言>篇中，有阳子居问道于老子的故事。有的学者认为：古代“阳”与“杨”通假，“阳子居”是“杨朱”的转音，所以就认为阳子居就是杨朱。 又因为《庄子》<山木>篇中有一个人物叫“阳子”，而杨朱又称“杨子”，所以又认为阳子就是杨朱。因此，通过学者的考证，杨朱就变得既多名又多事了。

    老子是春秋人，杨朱既然拜了老子为师，这样一来，杨朱也就成了春秋人。杨朱是生在战国？还是长在春秋？也就变得多疑了。而《庄子》书中，常“杨、墨”并称，如<胠箧>篇云：“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庄子并不称“杨”为“阳”，故认定《庄子》书的“阳子”即是“杨子”，“阳子居”就是“杨朱”，证据尝不充分。

    再说杨朱宣传何学？有的书上说：杨朱主张“贵生”、“重己”，“全真葆性，不以物累形。”杨朱确实“重己”，但并不“贵生”，更不“全真葆性”。其理由何在？且听下回分解。

    有人把杨朱的学说列为道家，可能是因为《列子》中有一卷＜杨朱＞的缘故。因为《列子》属于道书，而＜杨朱＞又在道书之中，所以就误以为杨朱是道家了。其实，杨朱的学说不但受到庄子的指责，而且与＜老子＞也大相径庭。老子主张以“道德”为依归，而杨朱的学说并非如此。

    杨朱的学说早已星散，好在《列子》收录＜杨朱＞一卷，虽不能窥其全豹，但也可以一叶而知秋，故权以＜杨朱＞为据而论之。杨朱学说中最有名的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其具体原文如下：

    “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不禹不以一身而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一段分析起来很有意思，杨朱的辩才也有此可见一斑。先看第一句，杨朱说：“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为何“不以一毫利物”呢？因为伯成子高“舍国而隐耕”。既“舍国而隐耕”，又不参与世事，也不与人交往，自耕自作，自食其力，自然也就无从利人了。

    伯成子高的事迹与泰伯很相似，泰伯也是“舍国而隐耕”，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民无得而称”有二种解释，一种解释为：百姓对于泰伯的道德，无法用恰当言词来称赞。另一种解释为：百姓虽然没有从泰伯身上得到利益，但仍然十分称赞泰伯的道德。这二种解释虽然略有不同，但称赞泰伯“弃天下如敝屣”这一点，还是相同的。那么，杨朱从这件事中推断出了什么结论呢？

    杨朱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大家注意杨朱在此用了“障眼法”，把“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偷换成了“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很显然这二句话的意思大差其远。如果以财富地位比喻“毫毛”的话，那么，伯成子高“舍国而隐耕”，能说是“一毛不拔”嘛？其实正好相反。古人道德高尚的事，到了杨朱口中，居然全然翻转，真可谓口舌如刀，言辩而伪。难怪庄子要钳杨朱之口了。

    且说杨朱以古人伯成子高“舍国而隐耕”，推论出“古之人损一毫而利天，不与也。”显然不妥。但以伯成子高“舍国而隐耕”，推论出“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到也合乎道家“弃天下如敝屣”的风格。那么，杨朱真提倡“舍国而隐耕”，清廉而自守嘛？却又不然。

    何以见得？杨朱说：“原宪窭于鲁，子贡殖于卫。原宪之窭损生，子贡之殖累生。然则窭亦不可，殖亦不可。”

    “窭”音“据”，指贫穷。“殖”是货殖，指经商。杨朱说：原宪在鲁国受穷，子贡在卫国经商。原宪贫穷有损于身体，子贡经商有累于身体。所以贫穷也不行，经商也不行。

    原宪与子贡都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而富裕，原宪清高而贫穷。原宪隐耕而贫穷，贫穷确实不利于养身，但富贵不可以妄求，不安贫又当奈何？子贡经商以脱贫，经商确实有累于身体，但衣食不自天降，不经商衣食何来？且原宪迹近于伯成子高，伯成子高“舍国而隐耕”，原宪也“隐耕”。为何说原宪也隐耕？因为原宪不仕不殖，清廉自守，衣食从何而来？故推断其由耕作而来。原宪贫穷有损于身，隐耕有累于身，伯成子高也一样，隐耕有累于身，清贫有损于身。另外，庄子的处境也与原宪相近似，安贫而乐道。庄子不以为忧，而杨朱却以为非。由此可见，杨朱之学与道家相差远矣！

    杨朱说：“其可焉在？曰：可在乐生，可在逸生。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生者不殖。”这话是说：“要怎样才行呢？要生活快乐才行，要身体安逸才好。所以，善于享乐者不贫穷，善于安逸者不经商。说得到不错！但问题是：善于享乐者不贫穷，财从何来？善于安逸者不经商，食从何来？莫非会天上掉下来不成？

    上回说到杨朱提倡不事劳作，安逸享受，与老子提倡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相违背。因此，要把杨朱归入道家，恐怕很困难。要把杨朱说成是老子的弟子，恐怕也很困难。

    或许有人会说：杨朱所说的“乐”，是指“安贫乐道”的“乐”，而不是“贪图享乐”的“乐”。杨朱所说的“逸”，是指“身劳心逸”的“逸”，而不是“贪图安逸”的“逸”。如此理解，粗看也通，但细究并非如此。因为杨朱说：“窭亦不可，殖亦不可。”贫也不可，劳也不可，分明是指身贫与身劳皆不可。杨朱又说：“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不窭”就是不贫穷。“不殖”是指不劳作。“不窭”、“不殖”分明又指不可身贫与身劳。所以可知杨朱提倡的安逸享受，与道家提倡的精神修养是大有区别的。

    因此，杨学的漏洞也就显现出来，杨朱一面说：“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那应该自耕自作，自食其力才对。一面又说：“子贡之殖累生”，“殖亦不可。”又应该不事耕作，不食其力才对。既曰不取于人，又要不事劳作，不知享受安逸的衣食酒肉从何而来？

    所以杨学因此产生的矛盾，也就因此产生了流弊。纵心所欲而不事劳作，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后果呢？孟子亲历其危害，那就是：“仁义充塞”，“人将相食”。也就是造成了社会不顾道德，巧取豪夺的风气，其后果是多么严重啊！

    由上可知，杨朱的学说自成水火，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可见杨朱所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不过是徒逞口辩而已，不但难以实行，而且连杨朱自己也难以做到。不象墨子的理论，墨子是亲自实践而且做到的。杨朱则不然，说“人人不损一毫”，不过是不以一毫利人的借口，并非自己也不去损人一毫。

    要想不损人一毫，就得要清廉自守，而要想衣食无忧，就得要不辞辛劳。既想着安逸，又想着享乐，结局不外乎二：一、饥寒而死。二、巧取豪夺。能够忍饥挨饿，必为清廉之士，而为清廉之士，必不享乐安逸。然而清廉贫寒，又非杨朱所乐闻。杨朱说：“伯夷非亡（音无）欲，矜清之邮，以放饿死。”“清贞之误善若此”。再加上杨朱对原宪的评价，“原宪之窭损生”，可见其不赞清贫。那既要安逸，又不穷困，还要享乐，衣食何来？想来路也只有一条了。

    以上为杨朱的二段言论，花了这么多的笔墨分析，不但我手累，还害得大家跟着眼累。在杨朱看来：手累、眼累皆损于身，不如享受安逸，就此罢了。








［此帖子已被 松下山人 在 2005-8-12 16:32:37 编辑过］

钟振荣

这是一篇三年前的帖子，现在居然在网上还搜索得到。如今再读，反觉无此思辨矣。

大春

学者要立“本”，“本立”才能“道生”。所以很赞叹《三字经》。里面有一段指导我们修学的方法：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
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
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
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彀梁。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

经既明，方读子。学习首先学习经典，学通了经典，以之作为基础，才不会乱、才不会邪。若本末倒置，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钟振荣

                           杨朱的学说·补   

                                         松下山人

    杨朱说：“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谓至至者也。”

    “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这段很容易理解，意思是说：人非无情之物，并非不食烟火，人要饮食以养身，资衣以御以寒，资舟车以行远，人一定要靠其他物质得以养生。

    如何得到养生所需呢？杨朱说：“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杨朱认为应该“任智而不恃力”，用智得到所需来养生，是上策；用力侵物得到所需，为下策。杨朱推崇“任智”，老子反对“任智”，因此难以把杨朱归类道家。

    如果这“物”指动物，按“任智”取物的上策，则以网捕鸟是一法，机械捕兽也是一法。如果按“恃力”取物的下策，则捕鱼是一法，打猎也是一法。然用以力取物则太劳，以智取物又太少。物少则清贫，清贫非杨朱所乐闻；太劳则累身，累身又非杨朱所乐闻。可见这“任智而不恃力”，并非用于之渔猎；而鸟、兽、鱼、兔之物，也难尽杨朱之所欲。

    因此，杨朱就要为其“拔毛理论”提供依据了。杨朱说：“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

    杨朱说：身体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生了，就不得不保全这个身体；万物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有了，就不得不损害这些物类。因为身体是生命的主体，而万物是养生的根本，虽然要保全生命，但身体还是要衰亡的；虽然不去损害他物，他物也是不能长久生存的。

    到此，杨朱学说的漏洞越来越大，虽然言辞巧妙，好象道家，但毕竟不同于道家。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而杨朱视“俭”如敌。一面说：“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好象是反对侵夺。一面又说：“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又要动手拔毛了。

    “俭”既不守，“慈”亦不存。巧取为贵，豪夺难免。“存我为贵”，“人将相食”。天下动荡，战国风云。

    杨朱还有一段尧舜不如桀纣的妙论，今约录于下：

    杨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周公“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惧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

    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

    桀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 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从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荡者也。纣亦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诛，此天民之放纵者也。

    彼二凶也，生有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矣。”

    这篇文章写得确实很好，如对孔子历尽曲折的描述，非常简明详尽。但文章虽好，问题却很大。在杨朱看来，桀纣虽然遗臭万年，但比四圣流芳千古要值得。杨朱说四圣“苦以至终”也是死，桀纣“乐以至终”也是死，死了“虽毁之不知， 虽称之弗知，”与土块无异。桀纣“生有纵欲之欢”，而四圣“戚戚然以至于死”。四圣得名誉之虚，不如桀纣得享乐之实。杨朱这般善恶不分，提倡享乐，难怪孟子要骂他：“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也难怪庄子要钳他的口，省得他再害人。

    在《列子－杨朱》篇中，有一篇借“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的对话，写得十分有趣，可以说是古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今录如下：

    “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 其目奈何？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 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 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凡此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这篇文章写得极妙！可能现代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还写不出这样的文采来。文中说：“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只有“意之所为者放逸”，而得以行，才符合“人性”和“个性”。符合人性与个性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只有“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这样熙熙然以至于死，才是享受生命。能够这样享受生命，即使只能享受一日就死，或者享受一月就死，都是值得的。俗话说：“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大概就属于这种哲学。

    其实，这段话当然不是管仲对晏子说的，因为司马迁说：“管仲卒”，“后百有余年而有晏子焉”。管仲与晏子相差百有余年，二人自然不会相与对话。且管仲提倡“仁、义、廉、耻，国之四维。”而“恣意之所欲行”，常常会不顾廉耻，不顾仁义。不顾廉耻，不顾仁义，则四维绝。四维绝则国灭。管晏问对与《管子》之道相差甚远，其非管子之论，由此可知。其说与杨朱一鼻孔出气，列入《杨朱》，引为同流，且也相宜。

    杨朱之道“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杨朱称“意之所为者放逸”，赞“生有纵欲之欢”。然纵欲必资于财，资财以纵其欲，其取天下必多。取天下之多，而言：“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岂非欺人。且放逸必失其所业，失业而纵其所欲，所损于人必多。损人之多，而曰：“人人不损一毫”，其可得乎？损人以利己，乱国之道，而曰：“天下治矣”。岂非欺世。

    由此，又可知杨学离道家益已远矣！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而杨学则尚：“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可谓与道家“反其道而行之”矣。

    杨朱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房屋豪富，衣服鲜美，佳肴陈列，妻美妾娇，这确实是逍遥如仙的生活，也是大多数人所梦魅以求的。但问题是：耳目之欲要娱，口鼻之欲要享，身意之欲要纵，财从何来？是勤劳致富，还是巧取豪夺？子贡勤劳以致富，杨朱却不赞同。勤劳不可，又将奈何？“邪说诬人”之责，其可免乎？“人将相食”之患，其可免乎？

    由此，又可知杨朱之学与老子相差殊远，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老子说众人熙熙然贪图享受，好象品尝美味一般高兴，好象登临春台一样适意。而我却淡泊以自处，象婴儿之未孩，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贪求纵欲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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