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赌博新经济

钟振荣

投机赌博新经济

作者：王小强

作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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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领域的任何发展，就其后果的震撼力和不为人所了解而言，没有什么能与国际间巨大而不可预测的金融资本流动相媲美。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健康运行从未像今天这样依赖于美国股票市场的表现。……从经济面来看，通货膨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无所不在的计算机应用，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全球化等等方兴未艾，有关新经济时代来临和新生产力模式的议论甚嚣尘上。

一辈子写文章，嚼墨喷纸，煮字疗饥。时常愤世嫉俗，笔下夹带感情，写得热血沸腾。唯独这一次，2001~2002年，写《投机赌博新经济的挑战》，写得直出冷汗。一边写，脑海里不断冒出「察见渊鱼者不祥」这句话来。重新品尝马克思的名言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个中绝无丁点儿大义凛然的情怀。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自感受异化：主观上，多年习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演进的正面表述。说一千道一万，现在比过去进步，明天比今天更好。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岂会倒转？可是客观上，居然无法说服眼前文章展开的逻辑 — 我自己写下的文字！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让人感觉「瘆」得慌。该不是过分投入，走火入魔了？

赌博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它通常采取的都是欺诈的手段，甚至少有的几次诚实，也往往是在为欺诈提供支持。

曾几何时，点石成金的「财技」、资本市场、金融创新、虚拟泡沫、货币经济、信息革命、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知本家、高科技……，新概念层出不穷，新人物意气风发，汇聚成「新经济」的时代潮流，排山倒海，何其壮哉！而「赌博」是彻底猥琐的贬义。黄、赌、毒、黑，一个共生群落。「赌博」距离「犯罪」一步之遥，渗透了鲜明而强烈的价值取向，无论如何当不成科学分析的中性概念。说买卖股票撞大运，像赌博，类似赌博，拿赌博原理举例说明收益与风险相匹配，— 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指出新经济有新情况，现有理论、学说、理解跟不上，— 与时俱进，随波荡漾；一本正经论证光芒万丈的金融市场，本质逻辑不过是下注赌博，一时间，矮化、丑化、妖魔化多少钱权金字塔上的顶尖人物？— 刻薄歹毒至极。

一晃，四、五年时间过去。当笔者回过头来，重新修理、补充、展开、完善这些不听指挥的异化文字，继续找不出另外一个更中性、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定义。甚至「投机」，因为（概率）不直接包含「赔率」，只配捆绑做个陪衬。终于下决心，奉献给读者一张乌鸦嘴，决无赴汤蹈火的悲壮念头，衷心期盼抛砖引玉，诸位经济学家，能给出一个比「赌博」更合理、而且更合情、更加冠冕堂皇的概念。

敬请读者原谅，科技进步出足以毁灭人类的原子弹，也是人类本性使然。更何况，什么生产方式、社会型态，不可能长生不老。马克思早有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因为科技进步、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财富分配持续向少数人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多数人的收入增长赶不上生产率提高，不能同比例增加消费，不够钱买更多东西，结果必然是供给超过需求的经济危机 — 现在改叫「通货紧缩」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更是常识容易理解的浅显道理。市场经济进化到投机赌博，不过大大加快从而加剧、极端化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展开过程。时代潮流的悲剧特性和人类社会的巨大危险都在于，马克思提倡的共产主义遥遥无期，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升级换代，变本加厉走到头了。

《投机赌博新经济的挑战》曾印《香港传真》No.2002~13。现在全书六章（正文11万字、注释14万字）从当年小五万字的文章扩充而成。金融市场，货币经济，衍生工具，虚拟泡沫，看得见摸不着的真金白银，多少数学公式计量模型，说不明白，看不清楚。笔者不是金融专家，想用一般常识，理解「新经济」空手套白狼的玄机，只得又是旁征博引，着重藉助洋大人权威说话。拉旗作皮，多请几位垫背。

附录一是从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摘出的语录。金融大鳄现身说法，实践出真知，经济学不接受，却与本书的逻辑理解丝丝入扣，处处吻合，条条验证。80年代中，索罗斯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合作「中国改革基金会」，笔者有幸参与过一些接触、讨论。后经何维凌大力推荐，一本一本拜读索罗斯陆续撰写的鸿篇巨制，连续多年。索罗斯自诩波普的入室弟子，决非一般见钱眼开的「大款」。世界各地大把洒钱办基金会，是人们感恩戴德的一个方面。深厚的哲学修养，睿智的辩证思维，才是索罗斯一直不被世人理解、不被学术界承认的核心骄傲。当然，思辩的波普哲学，深奥的「测不准定理」，神圣的开放社会，被庸俗化成「投机赌博新经济」，简直等于往他老人家嘴里塞苍蝇。

另外，1997~2001年，承蒙王岐山、康典、钟光超多多关照，笔者在香港粤海集团当顾问。在亚洲金融风暴的风口浪尖，粤海金融控股研究部组织调查研究，兴办《香港传真》，结集出版《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类似随军记者战地采访，生猛活鲜，欢迎有兴趣读者参阅。

另外，2000~2002年，承蒙王岐山邀请、董宏安排，笔者和剑桥大学Peter Nolan教授四次到广州、北京、香港、恩平、汕头、深圳，了解广东省化解金融危机「三步走」。「事后诸葛亮」的调研报告一压多年，2007年收入《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出版。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经香港蔓延广东，挤兑此起彼伏，恐慌四处传播，党中央把王岐山从建设银行行长任上调来，广国投破产、粤海重组、一举关闭八百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刀阔斧《砍树救林》，简直就是「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在广东的一场实弹演习！推荐有兴趣读者参阅。

几年时间过去，重新改写这些文字，更新替换一些新的统计数据和数据，当时提出的问题和分析问题的逻辑，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加现实、更加严重、更加紧迫了。譬如，2002年推断，通货扩张到极限，全球「通货紧缩」得一派萧条，逻辑出路必然是「和平发展主题变奏」，美国政府用战争威胁发展军工，刺激经济。不曾想，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没完没了的「反恐」战争，穷兵黩武，当收立效，把冷战结束的财政盈余重新打成巨额赤字，美国经济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了。譬如，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中国硕果仅存，全世界最后一块未被金融危机洗劫过的处女地。2002年担心把香港建成人民币离岸中心，为「等待中国的金融危机」，挤开一道后门。不曾想，2006年大陆外汇储备上万亿美元，全球第一，史无前例，不用旁敲侧击，专制政府「操控汇率」，成为全球「贸易失衡」的众矢之的，人民币被迫持续升值，游资热钱下注屯兵，逗得散户蜂拥跟进，只要入市就赚钱的「前戏」拉开帷幕。五年前文章里「等待中国的金融危机」一节，改成本书「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一章了。

衷心感谢金观涛为本书作序。遥想1985年，笔者和白南风初涉学术的一本调查研究，金观涛大加欣赏，黄世仁催租一样逼稿，刘青峰擅改书名《富饶的贫困》，印「走向未来」丛书广为流传，甚至在香港得到好评。2001年夏天，聊天中听笔者侃「赌博新经济」，文章没有写完，夫妇俩硬抢走一万多字，印《21世纪》。笔者有幸结识贤伉俪近30年，政见、学术、人生，往来切磋，同异相参。相信金观涛（甚至不是经济学家）的序言，定能激发更多读者，有兴趣了解高深莫测的当代金融，深入虎穴，浅出人间，得出人人得以置喙的常识判断。

感谢梁晓、舒欣蓓、石丽萍帮忙查找数据，制作图表。感谢廖炜费尽心机，设计封面书里。尤其感谢梁晓，过去参与香港金融风暴和粤海重组的调查研究，这次不仅做许多助理工作，而且参与逻辑环节的推敲和讨论。衷心感谢杨莹、杨宏、李玉娥，认真、细致的编辑、校对、排版。

最后拉一段虎皮感谢自己。学术价值云泥霄壤，研究角度天涯海角，作者的心情是一样的呢。

本书之作，对于作者是个长时期的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设作者努力不虚，则大部分读者读此书时，想必会有同感。书中所含思想，虽然表达方式甚为复杂，实在是异常简单，应当人所共知。我们大多数是在旧说下熏陶出来的。旧说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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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投机赌博新经济的挑战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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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是与物质生产没有关系的金钱交易，而股票交易虽然在形式上类似于赌博，但仍被看作投资，其前提是：股票与真实的物质生产相联系。但如果金融交易与物质生产的联系越来越弱，那么它是否也越来越接近纯粹的赌博游戏呢？目前金融投资业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正是，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与企业经营的好坏，越来越失去了直接关系，已经发生了从投资到投机的性质转变。可以说，一个全球性的赌博新经济正在难以抑制地膨胀，这对经济理论以及各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赌场”：赌博资本主义

过去的资本家购买企业产权，通过企业分红实现资产增值，当然关心企业经营。无论是在内部董事会用手投票，还是在外部股票市场用脚投票，表达的都是对企业经营的意见。如今的投资者购买企业产权，图的是贱买贵卖股票实现资产增值。1999年，微软以4,012亿美元的市值，超过所有老字号军工、石油、汽车大企业集团，独占鳌头，成为天下第一大企业。与40万职工、年产上千万辆汽车的通用汽车公司相比，谁看不出微软市值高估的真实谎言呢？只要股票价格看涨，照样有人买进。只要有人买进，股票价格照样看涨。一年时间里，微软市值上升95%！

1997年夏天，香港红筹增资扩股，光大的几支股票价格涨到分红派息的三千多倍，怎么解释也挨不着企业经营的边。2001年3月，美国股市暴跌，一周时间，纳斯达克和道琼斯股票缩水近两万亿美元。五个工作日玩完两个中国的GDP总额，怎么说也和企业经营没有关系。2001年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美国50名最大富豪资产缩水440亿美元。盖茨（Bill Gates）一人就蒸发了72亿美元。这算是招谁惹谁了？

股票价格与股息分红，特别是80年代以后，几乎毫无联系。买股票，是为了高价卖出去。故事的真伪与企业经营的好坏一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股票价格的变化。需要判断的不是故事的真实程度，而是推测别人对故事的可能反应，然后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买进或者卖出。股票价格波动脱离企业真实效益越远，股票买卖与纯粹赌博的距离越近。这时候，企业不需要持续经营，只要拥有筹码可供交易。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莱（Maurice Allais）大声惊呼：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赌场，赌场里边横排竖排，摆满了赌桌。

金融市场向投机赌博大踏步地演化，发轫于1972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之间汇率浮动，大大增加了物质生产在不同地区和时间的不确定性，从而大大增加了期货、特别是外汇期货、不同币种的利率指数等套期保值金融衍生产品的需求。与此同时，发行美元不再需要25%的黄金保证，各国纸币对美元浮动，全世界的纸币发行，像断了线的风筝，可以不受牵制地无限满足金融产品交易的货币需求。结果是各国之间自顾自的货币发行越多，企业经营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风险越高，对金融交易的需求越大，各国之间自顾自的货币发行越多……。金融交易与物质生产的分离渐行渐远。

80年代以来，股市价格的陡峭增长，呈一条仰面朝天的直线。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994年初3,600点，1999年突破11,000点。五年时间翻了两倍多，股市价格总涨幅超过200%。同期，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加拿大的股价都翻了一番。在亚洲，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在南美，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一个赛一个，你追我赶地猛蹿。股票价格涨得猛，是因为股票买卖赌得欢。1982-9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周转率，即一年时间内所有卖出股票的股数与全部股票股数之比值，从42%上升到78%。投资高科技的纳斯达克市场，股票周转率从1990年的88%上升到1999年的221%4！真的是热火朝天。中国大陆，后起之秀，更邪乎。1996年，上海和深圳股市股票周转率分别达到591%和902% ！企业所有权一年时间平均换手6-10次，股东哪里有工夫操心企业经营？产权理论、私有化、股份制改革，引进股东改善国有企业经营，又从何谈起呢？

值得琢磨的是，这两条热火朝天的曲线，标识着一个看不到头的疯狂进程。2001年，美联储一年时间11次降息，降息幅度高达73%，达到40年以来的最低点，已经是实际负利率了。不仅美国如此，日本早就实行了多年的实际负利率，欧洲中央银行跟着四次减息，英国银行跟着七次减息，连中国大陆都跟着十次降息，居民储蓄短期存款名义利率几乎为零。这样短的时间里，眼看着全世界都要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零利率时代，居然没有一点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加的通货都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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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帖子已被 钟振荣 在 2008-5-3 15:36:39 编辑过］

钟振荣

得诺贝尔奖的米勒（Merton H. Miller）一头雾水：

“近些年来，美国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2%左右，经济实际增长率大致为3.5%，根据货币数量学说，应该得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8-9%左右。显然，这个结果与我们的实际感受相差甚远。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古老的货币数量学说在甚么地方出了问题？”


　　还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夏斌看得清楚：

“新增货币大多通过合规的或种种‘非合规’的途径流入股市。……一方面是货币供应不断增加，同业拆借利率相应逐步下降、银行资金充裕、信贷恢复微弱增长、股市连创新高、证券保证金持续攀升；但另一方面物价依然下跌、固定资产投资疲软、就业压力继续增加。

与固定资产投资不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0年我国股市人气极其旺盛，当年新增开户近1,400户，流通市值增加近8,000亿元（约增97.3%），证券交易保证金从年初的663.36亿，逐步最高增长到7月底的5,706.24亿；银行资金大量拆向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仅证券公司就净融入3,989亿），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市的趋势十分明显。据人民银行对全国5,000家大中企业监测显示，1999年1月至2000年9月，企业短期投资余额月增长率高达31%，其中90%投资于证券，而同期企业总资产平均增长率仅为6.7%。1999年到2000年企业通过股票市场筹资，年增长率由12%高涨为123%，而股市筹资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却由11%降至5.9%。”

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发明创新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从无到有1,400多种。全球外汇日交易量，1995年1.2万亿美元，1998年1.9万亿，2001年三万亿8！金融市场货币交易的急剧扩大，产生深不见底的货币需求，黑洞般吞噬持续增加的货币供应。新印出来的钞票，不买东西只买钱，汇成滚滚时代潮流，蜂拥而入各类资本市场赌场。

耐人寻味的是，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设计原理都是从降低风险出发的。台湾称它们“避险基金”。怎么就让索罗斯（George Soros）“逼良为赌”，演化成金融危机里兴风作浪的凶猛巨鳄？避险基金从管理风险的微观理性出发，演化成金融危机的宏观结果，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有趣现象。这里，“对冲”是核心概念。为了规避风险，将不同品种在不同时间、地点交易的可能收益和损失“对冲”，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奢望一笔投资的全胜，而且由计算机程序精密计算，真的是要多稳健有多稳健。所以能够从银行和证券公司借到大笔资金。

问题的关键在于，规避风险的多个篮子之间，是光速沟通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不仅为物质生产者规避风险提供了套期保值的机会，而且为投机赌博提供了多样化组合的选择。所谓只赚不赔的投资“梦幻组合”，指导思想是不冒大的风险，贪图蝇头微利，将不同金融市场上不同金融产品之间瞬时发生的些微利差，以光速吃干喝尽。严格地说，不管甚么性质的基金，即便是生产者自己套期保值，通过金融交易赚钱，都不是物质生产，均属不劳而获。进了赌场，就是赌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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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二、经济学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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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立足于两个基本假设：第一，稀缺；第二，理性。自私的人为追求利益而交换有限的商品。在这个基础上，上下交叉的供给需求曲线，在产品数量（横轴）上，随价格变动（纵轴）而自求平衡。因为供给曲线在价格维度是上行的，一旦生产条件给定，要增加供给，就得增加投入，随着边际成本增加而产品价格上升，需求减少，市场均衡。这时候，衡量价格变动的货币，外在于供给需求曲线原理图。根据对物质生产的分析，新古典在宏观经济层面，强烈抗议凯恩斯（John M. Keynes）主张的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唯一的经济职能，就是根据经济增长的一定比例，提供稳定的货币供应。

（甲）宏观经济学的困惑

不期然而然的是，新古典取得胜利没过多久，外在于供给需求曲线的货币，自己成为商品交换的主角。金融市场，货币经济，货币本身成为经济了。然而，具有挑战意义的问题是，货币一旦与黄金脱钩，理论上就不再是稀缺的商品。可以说，货币经济的大发展，使越来越大份额的货币，在功能上变成投机赌博的筹码了。

根据托宾（James Tobin）的“财富效应”理论，股市红火，鼓励消费，促进繁荣。汇率浮动以后，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国内产业的竞争力由于货币贬值而增加，等于“把失业出口到国外”，结果“必然会导致贬值竞争”。遏制贬值竞争的唯一约束是通货膨胀。一旦有金融市场吸纳货币，免除了通货膨胀的后顾之忧，国内的“财富效应”，国际的汇率斗法，加上一起又一起货币贬值的金融危机，三个方面推动着世界各国货币发行直线上升。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滥觞于美国的新古典，是高举货币供应学派的旗帜全面复辟的。新自由主义的祖师爷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用实证数据模型战胜凯恩斯提倡的政府干预，荣获诺贝尔奖，斩钉截铁的结论是：除了承诺固定数量的货币供应增长，政府对市场的任何干预均属多余。西方经济学主流从此倡导数学化、模型化、技术化的“没有理论的数量分析”。不曾想，时过境迁，如今是新古典自己找不到、并且正式放弃货币供应量与实际物质生产之间的数量关系了。连中国大陆的中央银行，都正式提出放弃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指标。原因是越来越多的货币不买东西只买钱，变成赌场里的筹码。过去降低利率，刺激投资。经济学把投资与消费定义成“最终需求”，因为投资直接意味着添置机器设备、兴建土木工程、雇佣职工发薪领赏，从而刺激物价，推动经济增长。如今，原本花钱买东西的投资，在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变成不买东西只买钱的投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都是金融市场，顾名思义，本来就是钱生钱的货币经济。“新增的货币在证券保证金和企业、居民活期存款帐号之间来回运动，必然不会转化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

根据IMF的统计，从1990-97年，采用管理汇率的国家由23个增加到48个；采用完全自由浮动汇率的国家由25个增加到51个。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中国大陆多年引进外资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民币尚未完全可兑换。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改革开放，势必迫使马哈蒂尔（Mahathir Bin Mohamad）回头是岸，势必迫使中国大陆、印度次大陆、北韩半岛、古巴飞地的这币那币早晚与国际惯例接轨。

让新古典们手足无措的是，大撒把式的一路降息，名义利率已经接近零了。增加货币供应的手段，眼看努到了极限，市面上仍然通货紧缩得一派萧条。印刷机当然可以多印钱，在公开市场上买回国债，增加货币供应，甚至政府直接印现钞当财政支出。可是，印出来的基础货币，只有经过银行系统的运作，才能进入经济体系循环周转。存款不付利息，甚至收保管费，都可以想像。但是，商业银行放贷时总不能说：“我借你一百元，不仅不要利息，倒找你十块钱。”古怪的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对这样的逻辑前景，一直哑口无言。

宏观经济调控，货币财政两大手段。70年代，钱买钱的外汇市场日交易额不到三千亿美元，全年不过上百万亿美元规模。对应当时不到30万亿美元的GDP，经济活动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十分敏感。刺激景气，货币手段：美国利率调整需要精确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稍不留意，就通货膨胀。财政手段：凯恩斯讲话，政府花钱挖坑填土，都能刺激有效需求。如今，外汇交易眼看到了上千万亿美元的规模，另外还有急遽膨胀的股市和楼市，对应不到40万亿的GDP，利率降到零都跟不上投机赌博的货币需求，政府在百亿、千亿级别上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相比之下，自然成了杯水车薪。货币、财政两大手段，随着股市、楼市、钱市的急遽膨胀而急遽萎缩。货币需求由货币供应量和流通速度构成。当格林斯潘把全世界货币都带到零利率的水平，货币供应量就增加到极限了，政府的宏观调节就彻底没招了。经济还能不能重新火起来，走出中央银行已经竭尽全力却仍然通货紧缩的萧条，就只能看股市、钱市、楼市的交易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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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乙）微观经济学的困惑

货币与贵金属脱钩，当成商品在市场交换。供给需求自动平衡的经济学原理，在微观层面上也文不对题了。譬如，在金融市场上拿美元买日元，美元和日元都是随便敞开印的。印一张一块钱的钞票与印一张100元的钞票，印一张美元与印一张日元，追究其生产成本之差异，毫无意义。决定买卖的唯一依据是，对美联储和大藏省印刷机印刷速度的推测。不幸的是，决定美联储和大藏省印刷机印刷速度的唯一依据是，“市场”对美联储和大藏省印刷机印刷速度的推测。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价格上升往往会使需求减少，供给增加。股票市场就不是这样。价格上升会增强购买者的紧张心理，反之，价格下降则会降低购买者的紧张心理，从而导致从众行为的出现。……当股价开始下跌时，跌势会助长跌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理性预期采取行动反而是不理性的。

早在1988年，索罗斯第一本著作出版，标榜所谓“反射性”致富哲理。说的是市场价格由市场参与者所左右。如果你看涨（或看跌），只要坚定不移大手买进（或卖出），越是奋不顾身，义无反顾，不惜倾家荡产，越是能够用实际行动说服、影响其他唯恐错过发财机会的投机者纷纷跟进，结果往往能够如愿以偿，心想事成。在凯恩斯年代，货币发行以贵金属为最终依据，国际国内金融管制，货币经济尚处从属物质生产的初级阶段。金融市场具有投机者难以左右的客观性。所以，投机哲学以推测他人的推测为主。索罗斯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随着钱买钱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选奖”推测的层次，从现货到期货、到指数、到指数期货、到期权、到期权指数，逐级上升，直到米勒断言：“有足够多的理由可以证明，近来股票市场才是指数期货和期权交易的衍生物。”因为“衍生产品市场已从传统的股票交易所那里取代了在股票定价中的重要地位。不仅美国如此，而且近年来建立了指数衍生市场的其他许多国家中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汇率浮动，买卖自由，迫使各国货币发行者中央银行成为牌桌上的对手，从而使投机哲学可以实现“超越指数”的理论升华，变成点石成金的“金融炼金术”。本来在赌场里，有人赢是因为有人输，有人赚多少钱是因为有人赔多少钱。赌场的整体收益为零。自从中央银行坐上牌桌，赌博就成为经济了。

回头看图2，期货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暴涨，与各种货币发行的频繁变动相对应。从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各国一次又一次货币形态的金融危机，不是货币贬值、股市崩溃，就是股市崩溃、货币贬值。可怜的中央银行，一次又一次主动、被动地开动印刷机，推动货币经济增长“曲”线扶摇直上，仰面朝天！

西方清高的学术界主流，一直没有正式接纳索罗斯实践结合理论的真知灼见。直到2000年，耶鲁大学正牌经济学教授希勒（Robert Schiller）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成为畅销书，用“庞氏骗局”描述投机赌博滚雪球式地繁荣昌盛。所谓“庞氏骗局”，就是沈太福、邓斌集资案。只要新“圈”进来的钱，足够支付前一拨钱承诺的高额回报，游戏就可以永无止境的玩下去。有意义的是，书中提出“自发的庞氏骗局”。

骗局最终总要被戳穿。一旦圈钱进来的速度赶不上付钱出去的速度，美国20年代的“庞氏骗局”也好，中国90年代的“沈氏骗局”也好，牛皮风光得再邪乎，到头来，难逃牢狱之苦、血光之灾。但是，这是结果。逻辑上，即便是万众一心自欺欺人，谁都不相信股市可以永远“牛”下去，泡沫最终肯定破裂。货币与黄金脱钩之后，是甚么制约着股市必然不能永远“牛”下去呢？能够看到的最终制约是，“虚拟经济”对真实物质生产发生破坏作用。当物质生产难以为继的时候，投机赌博就玩不下去了。1996-99年，阿尔巴尼亚七宗“庞氏骗局”，同时积聚2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GDP的30%。结果是抢劫银行商店，焚烧建设物，大规模社会动乱，军队开枪镇压，“一些造事者被杀”，总理辞职，内阁解散。这时候，无论是“庞氏骗局”还是“索氏骗局”，受骗上当也好，自欺欺人也好，肯定都得穿帮。遗憾的是，这也是结果，不是论据。根据供给需求随价格波动自动平衡的市场原理，给不出直接的逻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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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丙）政治经济学的困惑

新经济、知识经济的核心概念是“知本家”。需要强调指出，今天人们喜闻乐见的知识经济，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传统表述不同，同样经历了从凯恩斯“选美变选奖”升华到索罗斯“反射性原理”的本质飞跃。传统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需要物质生产（或服务）的转换，才能转化成为社会生产力，才能创造财富。所以，改革实践中，总是存在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新经济里的“知本家”是一夜之间可以“变”成的。借助各种金融市场的货币认同，不用大费周张地与物质生产（或服务）相结合，或者只要不成比例地结合一点点，一种知识、一个主意，就能凭空创造匪夷所思的市场价值，直接大把赚钱。

“知本家”主导的知识经济，新就新在不受价值规律束缚，自然不存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罪恶。索罗斯除了办公室秘书，总共没有雇佣几个人，剥削谁的剩余价值了？微软几千亿美元的市值，是市场评估的结果，怎么能说成是盖茨雇佣的那几个软件程序员创造的剩余价值？

投机赌博古已有之，本来不是创造价值的物质生产过程。赌徒之间平等下注，回报与风险相对应，谁也不用劳动，自然不存在谁剥削谁的是非。投机赌博只分配财富，不创造财富，逻辑上不容易变换出新的经济规则。然而，美元与黄金脱钩，在货币发行上，割断了纸币与金银物质生产相联系的脐带，割断了货币与价值的最后一线物质联系。纸币交换的货币需求，从此可以像赌场里的筹码一样，由各国中央银行的印刷机不受限制地无限供给。美元与黄金脱钩的目的是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的汇率浮动，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追求的目标就是打破不同货币之间的稳定联系，汇率浮动的实践结果自然是，金融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钱买钱、钱生钱的金融市场大发展，全球货币供应量像断线的气球扶摇直上，货币经济急剧膨胀，成为不受价值规律束缚、犯不着劳神剥削工人的投机赌博新经济。

1970年以后，左右世界经济的力量已不再是商品及劳务的交易（实际需求交易），而是已经大大地转移到了金融领域的交易。换句话说，这一现象有力地说明了货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因素。这是全世界开始的金融自由化以后特别明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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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三、美元霸权与赌博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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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一体化，化得最彻底的是光速流动的金融市场。最公平的投机赌博，结果并不公平。如今，美国有四至五千亿美元索罗斯式的投资基金，满世界横冲直撞，惹是生非；另有五至六万亿美元的各种共同基金，风驰电掣，如影随形。前者是“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用心想事成的赌徒自信制造事端，兴风作浪。后者玩的是“梦幻组合”，计算机模型自动操纵的“程序交易”，全天候监控所有市场的每一处角落，一有风吹草动，光速调动的大笔资金瞬间云集，推波助澜。有政治意义的是，这两种功能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高科技怪兽，客观上具有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性质。

甚么是“无缝的鸡蛋”？南美债务危机之后，巴西、墨西哥靠借钱发展民族工业的痴心妄想，被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休克疗法”彻底治愈了。“债转股”的产业重组，把陷入困境的国产汽车变成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财务脱困与产品销路同时解决，并且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强调经济独立的“依附理论”变成明日黄花，从此无人问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南韩标新立异的“东亚模式”，被戴上“裙带资本主义”的帽子。政府干预和产权不清的交叉持股，成为痛改前非的主要内容。跨国公司参与“债转股”的产业重组，在金融领域全面展开，在制造产业循序渐进。显而易见，无论是南美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秘鲁，东欧的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波兰、匈牙利，东亚的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日本，统统都是“有缝的鸡蛋”，而且是谁家的政府干预越多，经济越不自由化，发生金融危机的“缝”越大，灾难越是积重难返。古怪的是，1992年，索罗斯们横冲直撞芬兰马克、西班牙比塞塔、葡萄牙埃斯库、比利时法郎、荷兰盾、丹麦克朗、瑞典克朗、意大利里拉、法国法郎、英国英镑、德国马克，简直像黄鼠狼跳进鸡窝里，一个个鸡飞蛋打，四散而逃，经济学家们从来没有察觉这些国家体制上有甚么弊病。世纪交接，一个欧元笼罩过去，就甚么毛病也没有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总结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可是，检讨的深刻程度，不应当超出一个简单的假设太远：倘若全世界都用美元，压根就不会有货币形态的金融危机。

日本经济世界第二大，拥有强大的制造业生产系统，决非泰国一般凭空泡沫，风飘水浮。日本经济从狂热沸腾的颠峰跌入泡沫破裂的深渊，值得认真反省。美元与黄金脱钩，解放美元，汇率浮动，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冲着日元和马克去的。二战结束以后，从帮助日本恢复经济的目的出发，美国占领军的“道奇改革”，制订了一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几十年一贯制地执行下来，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今天市场调节状态下一美元兑130日元的汇率相比，积累了日元低估60%的强大势能。换言之，放开外汇管制，汇率从360调整到120的反覆拉锯，美日两国利率水平从两位数降到零，实践的是一场货币印刷速度的较量，意味着天文数字的货币发行。

1985年，西方五国《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兑美元的汇价从240陡升到120，导致日本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出口主导型经济损失惨重。198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从1985年的6.6%下降到3.8%。一年时间，日本仅汇率损失三万五千亿日元。为了减轻日元升值对经济的压力，大藏省急忙采取“金融缓和”政策，连续下调贴现率。早在1987年，日本就是2.5%的“超低利率”了。增加货币供应量，你贬我也贬，至少不能升得太高，是日本对抗美元贬值的一贯伎俩。

然而，持续低利率，有“逼良为赌”的嫌疑。旧日的日本，老百姓的高额储蓄，通过银行为企业生产项目贷款转化为投资。60年代以后，日本就再没有成立新的普通银行了。老银行长命百岁，老百姓一百个放心。存款利率上限由政府管制，从未发生“高息拦储”。加上政府办的邮政储蓄，号称“第二财政”。不曾担惊受怕，不用费心劳神，是日本长期保持高储蓄率的必要条件。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国外日元持续升值，国内利率持续降低，一系列“住房商品化”的西化、美化改革浪潮，迫使百姓不得不考虑“储蓄保值”。普通百姓不可能像银行放贷那样，对企业投资项目作出技术分析。百姓投资，只能是进入股市、楼市和钱市投机。“日本出现了全民炒股热”，由此奠定了企业通过股市、债市直接融资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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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日本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靠制造业物质生产，而不是靠金融投机成长壮大的。50-80年代，整整30年的历史证明，日本企业制度的创新，比西方企业制度更适合制造业物质生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产企业发扬团队精神，在政府和银行的支持下，长期忍受比西方低得多的利润和股份分红，使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上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不幸的是，更适合物质生产的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投机赌博新经济。汇率固定、利率控制、金融分业和外汇管制，是物质生产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80年代以后，当这些条件被一一改革开放之后，刚刚想说“不”的日本，不仅一败涂地，而且一蹶不振。

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本，与国际金融惯例接轨，尚且玩成了残废，其他弱小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就更值得认真掂量自己的斤两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口号，自动蕴涵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改革含义。随着所有国家主动、被动地参与接轨，全球经济一体化越发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经济一体化当中，“金融资本享有优越的地位，因为资本较其他生产要素更具流动性，而金融资本则比其他形式的资本更具流动性。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已经削弱了单个国家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能力，因为它可以轻易地转移到其他地方”。所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展最快的，是全球金融资本流动一体化。谁对资本实现这管制、那征税，不仅外国资本不往谁那里去，而且本国资本也会想方设法离家出走。所以，金融自由化，成为经济体制与国际惯例接轨首当其冲的改革内容。市场经济，价格调节。金融市场买卖的商品是货币，货币的价格是利率和汇率。所以，与国际惯例接轨，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放开利率和汇率。只要价格放开，混业经营和衍生工具自然是挡也挡不住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美国经济学家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深化金融促进经济的“金融深化论”：

发展中国家必须有效消除金融压抑现象……金融当局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放弃对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利率和汇率正确反映资金和外汇的供求情况；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发展各种类型的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水平，从而实现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所有这些经济学分析，自然闭口不提美元与黄金脱钩。另一个故意回避的基本事实是，无论接轨的愿望多么强烈，经济体制、法律环境、政治制度，方方面面，全方位接轨，有两条轨是永远接不上的。第一，人民不能自由流动；第二，货币得自己发行。或者说，由于国际惯例不承认人民有选择居住和工作地点的基本人权，所以货币得自己印。阿根廷不得不放弃连系汇率制度，说明即便是美国的后院，自愿放弃中央银行都不行。这就把通货膨胀和失业相交的菲利普斯曲线，留给了各国货币发行当局。只要不同国家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经济政策上有所体现，计算机程序控制的光速交易就有利可图，专业惹是生非的索罗斯们就有机可乘。

如今，美国三大股市18万亿美元，占世界股市28万亿美元总额的64$。1997年，香港股市紧排在纽约、东京、芝加哥、伦敦和纳斯达克之后，世界第六大，总市值六千亿美元。其中真正流通的，不过四千亿港币。如今，全球外汇市场每天交易三万亿美元。1995年，香港外汇市场世界第五大，每天交易900亿美元。要命的是外汇交易里，大部分是美元，余下是马克、日元、英镑。港币直接参与的外汇交易，仅占5.6%，不到50亿美元的规模。索罗斯们调度几十、上百亿美元，要想冲击美国股市或美元，蚍蜉撼树，谈何容易？充其量，不过在一些板块上呼风唤雨。相反，同样规模的美元拿到香港来，冲击每天只有50亿美元交易额的港币，根据货币局制度下港币需求增加利率自动升高的机制，一天就把隔夜拆借利率抽高到300厘，等于不借了。等着拆借头寸周转股票买卖的，顿时陷入“卡脖子旱”，要想活命，就只有忍痛“卖青苗”，壮士断腕出手股票了。同样的道理，几十、上百亿美元冲到比香港市场容量更小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就好比大象跳进池塘里，很容易搅得翻天覆地，形成货币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这个意义上说，除了硕大无朋的美元，又有那个鸡蛋没有缝呢？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中国大陆人民币不完全可兑换。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源源不断，尚未敞开短期投机大进大出的门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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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结论是清楚的：第一，货币规模不够大，扫除金融市场货币交易的管制障碍，与国际惯例接轨，等于引进爆发金融危机的机制。第二，美元一家独大，怎么玩，也只有美元玩残小货币的结局。不管是谁赚钱，美国的索罗斯也好，中国的罗索斯也好，占便宜的都是美元美国。第三，美元贬值，谁不跟着贬谁倒楣。一路贬下去的结果是，货币经济急剧膨胀。黄金储备一去不返，是因为再也无法与庞大的纸币印刷相对应。货币发行的外汇储备，不得不更依赖美元和美元资产，反过来强化美元的主导地位。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除了马来西亚重新外汇管制，其他国家和地区，虽然多对短期资本流动施加种种技术性限制措施，改革开放的体制基本没变，时时处于“亚洲第二次金融风暴”的威胁。为此，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积极倡导成立600-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立即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任何基金的成立，都会影响IMF在世界经济出现经济状态时所能发挥的主导作用。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Strobe Tablott）说：美国无法信服‘亚洲货币基金’能让本地区国家在金融危机时可支付需要的经援；我们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适当机构，是跨国区域性的及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交给新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因为问题本身影响深远，超越了亚太地区的疆界”。当日本在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再度提出“亚洲货币基金”，反对最激烈的是美国和全力推动欧元的德国。德国财长认为：“如果亚洲地区建立这样的基金，无疑会破坏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

甚么是西方认可的“国际金融秩序”？一场接一场的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秩序”；美元独霸，是“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比“亚洲货币基金”走得更远的欧元，是“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1997年12月，国际金融秩序们终于允许亚洲成立一个没有固定数额、提供短期信贷的“亚洲备用信贷设施”，虽然贷款安排必须根据IMF的标准，毕竟可以不由IMF直接管理了。但是，谁能够说得出来，从这个“亚洲备用信贷设施”，到规模足够抵御索罗斯冲击的货币联盟，还有多么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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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 （转载）

《投机赌博新经济》之第五章  王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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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墨西哥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开放的市场，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乐园。90年代初，国际清算银行评估「墨西哥的对外赤字与宏观、微观经济基础，无论用何种标准衡量都是健康的。」墨西哥被普遍视为「第三世界新兴市场中的样板」。「很多观察家误认为，墨西哥不久就可以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在美国获得的利率与在墨西哥获得利率存在着差别。因此，在1994年有可能在纽约以5～6％的利率借钱，而投资于墨西哥获得的利率则达到了12～14％。在1990～1993年间，流入墨西哥的投资达到了910亿美元，是所有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的五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二是证券投资，而且这其中的大部分投资于墨西哥的股票市场，启动了股票价格的飞涨。在三年时间中，以美元计算的墨西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涨了436％。

1993年，海外投资者购买了墨西哥50％的股票和25％的政府债券。「投入证券和货币市场的投机性投资，已占当年外资流入总额的一半以上。」美国投资墨西哥450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两百亿。墨西哥股票价格暴涨63％。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生效，美国政府补贴的农产品出口所向披靡，墨西哥农牧业横遭摧残。接着，恰帕斯洲农民起义，题目不是饿饭，是要求「分享繁荣」，「不患寡而患不均」。接着，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遇刺身亡。接着，美国提高利率，促使部分外资回流。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墨西哥政府贬值比索，外资加剧抽逃。「索罗斯等投机者又趁火打劫，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卖比索」。墨西哥政府耗尽几百亿美元外汇储备，拦不住外资抛空、股市崩盘、货币贬值，「龙舌酒效应」蔓延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

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高速发展，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娼盛（追涨），外资抛空带来金融危机（杀跌），这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三部曲，成为当代所有「新兴市场」无一例外的宿命。「攻击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意味着任何不稳定因素 — 经济的、金融的、政治的 — 都可能事后在一国的货币上反映出来。」金融危机防不胜防。

表～6：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1975～1997年

危机类别

发生国

危机次数

平均直接损失占GDP比重（％）

平均间接损失占GDP比重（％）

货币危机

工业化国家

42

3.1

5.6

新兴市场国家

116

4.8

7.6

货币崩溃

工业化国家

13

5.0

8.0

新兴市场国家

42

7.9

10.7

银行危机

工业化国家

12

10.2

15.2

新兴市场国家

42

12.1

14.0

货币与银行危机

工业化国家

6

15.6

17.6

新兴市场国家

16

13.6

18.8


原表注：危机平均直接损失，是指危机发生后，直到GDP增长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这段时间内，GDP实际水平与无危机时预测的GDP水平之差；危机平均间接损失，是指危机平均直接损失，加上其它可能的产出损失。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8年第5、11期（叶初升：《国际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第283页）。

表～6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75～1997年，世界各国发生金融危机289起，平均每年13起。工业化国家73起，新兴市场国家216起。后者是前者的三倍。「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最近发生了货币危机，这些危机很明显与迅速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有关。」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大型危机连年不断。1989～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1992～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解体，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2000～2001年美国股市崩盘，2001年土耳其金融危机，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国是最后一块没有被金融危机洗劫过的处女地。

就全球金融不稳这一具体问题来讲，罗伯特·鲁宾1998年提出有必要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框架之后，引发了一场短暂而严肃的创造性思考浪潮。但随着1999～2000年大多数东亚经济体实现快速而强劲的复苏，这股国际金融制度改革浪潮逐渐偃旗息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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