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

钟振荣

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

——食物商品化、食物政治化以及食物帝国的形成和扩展

    作者：周 立 （转自中国三农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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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百年来，无孔不入的产业资本，主导了世界农业生产和食物体系，使食物失去了其本身的属性，不断地被商品化和政治化。在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的双重作用下，美国农民从食物消费中所得的利益分配，已经微乎其微。虽然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也带来了农民的内部分化，但作为一个整体，农民被挤压到了食物利益分配的边缘，这是美国推行所谓的现代农业必然出现的现象。这一资本主导型食物利益分配模式，通过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和国际化，逐渐扩充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使得各国本来相对独立的农业生产体系和食物经销体系，被简单的复制和模仿。

实际上，美国现代农业的主要标志——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与美国人少地多、资本充裕和国内能源价格低廉的基本国情和国家战略相适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任何模仿美国的资源条件、资本条件和能源条件。可是，伴随资本雇佣劳动体系的扩展，以及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的推进，美国的粮食体系和粮食政治逐渐结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世界系统，这一系统致力于使世界各国相对独立的食物体系，被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整合为一个单一的、以资本控制的食物体系。最终，产业资本又和国家政治相结合，合力营造出一个庞大的食物帝国。这一食物帝国，不仅通过市场扩张，还通过价值重塑和政治谈判，诱使甚至迫使各国模仿美国的农业模式与食物体系。

实际上，二战以来，世界各国已经陆陆续续在农业补贴、粮食援助、农产品自由贸易等食物帝国扩展方式下，因其农业生产体系和食物产销体系无法独立生存，而沦为这一食物帝国的附庸，从而丧失国家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粮食的主导权。自然，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都将由这一食物帝国支配。食物帝国远离自然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利益至上的食物产销方式，正在将全人类拖入能源不安全、粮食不安全、食品不安全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在近20年来，正在不自觉地成为食物帝国的附庸。认识这一食物帝国的面目，可以有助于认识中国急剧变化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变迁，及其与我们日用食粮的联系。努力实现三个替代，进行局部性的改良，可能会有助于延缓人类用食物自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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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文章的原副标题为“自由市场体系下已经无解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在写作后期改为现副标题。项目研究得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6BaZH01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7CJY063）资助。感谢黄宗智和温铁军两位教授，使得我美国一年的访问，及美国中北部的调查，得以实现。感谢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and Trading Policy，简称IATP），对我在美国中北部农场调查的细致安排。尤其感谢Jim Harkness和Claudia Nanninga，他们从调查研究到生活细节上，都给予了十分周到的照顾。感谢IATP研究人员，以及诸多为本地化食物体系努力的食物消费者、农业生产者以及NGO行动者，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扩展了我对食物体系的认识，都是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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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一、食物美元给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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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农民仅得到5％

实际上，伴随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的变迁，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越来越多，农民得到的食物价值，却越来越少。由图1.1（图缺）可见，以1970年不变美元计算，美国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在2000年超过了1970年的30％。但是，30年间增长的这30个百分点食物消费，不仅没有转化为农民的收益，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收益反而在大幅度下降。在2000年，美国农民获得的收益，不足1970年的80％。两相比较，差距扩大为50个百分点。这50个百分点的食物价值，到底去了哪里？

图1.1 美国食物支出与农民收入的剪刀差（1970-2000）

若我们研究一下食物价值的支付结构，可能就能将一双“看不见的手”，清晰地拉出来。由此，我们也会逐步理解，1950年代以来，美国一半以上的家庭农场走向破产兼并的原因。

图1.2 （图缺）美国的食物支出去了哪里? (1910－2020)

注：图中，有如下的说明文字：

小标题：“农民在食物美元中所占份额的不断下降（1910-1997），并预测到2020年。”

我们大部分的（实际上，几乎是全部的）食物花费，都并非给了农民。这意味着，伴随越来越多的金钱移入全球食物体系，农民所得到的金钱，却不断地受挤压而减少。加拿大Saskatchewan省农民，前加拿大国家农民联合会主席Nettie Wiebe说：“当全社会对食物的原材料生产大打折扣时，这只是对农民大打折扣，甚至视其毫无价值的第一步”。换言之，一个社会如果连农民都不尊重了，还会尊重他的食物吗？

食物美元（food dollar）衡量食物消费者支出的每一个单位的美元，最终流向了哪里，主要用来衡量食物价值的利益分配。图1.2表明了消费者支付的食物美元的流向结构。

由图可见，1910年至今，美国的农业投入份额（最下面阴影部分，input share），大体在10-20%之间波动，这部分投入为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等生产性投入，代表消费者为食物的初始生产成本，所付出的价值。但食物的市场份额（最上面阴影部分，marketing share），却由1910年的45％左右，一路上升，在1997年达到75％左右。而一直作为食物生产者代表的农民（中间部分，farm share），1910年还能获得近40％的食物价值，到1997年，下降到8％。根据美国农业部、部分研究和有机谷提供的资料，2006年下降到5％左右，而此时市场份额部分已经高达81％！由于美国的农业投入品供应商和食品加工商，通常隶属一家大公司，或有联盟关系（本文在2.1中会详述），被产前成本和产后价格两把钳子夹在中间的农民，在食物价值的分配结构中，所占份额只能不断地降低。资本化食品体系对农民的挤压，由此可见一斑。

在每一个食物美元中，农民仅能获得5分钱的份额！这样的结果，让人不可思议，但也颇为无奈。而且，从趋势看，农民在食物份额中所占比重，还在一步步收窄。以致于舒尔茨语境下的美国理性小农，可能因为逆向淘汰机制，不断地因为经济考虑而破产、转业，或者兼并其他农场，从而数量不断减少；而恰亚诺夫和斯科特语境下的小农家庭农场，则不断地退守一隅，勉力维持生存，因为留给他们的食物价值，是很清楚的农民家庭生存成本，当家庭生存成本都难以维系时，他们不得不加入了卖出农场，逃离农村的行列。

实际上，如果我们看恰亚诺夫、斯科特和黄宗智对苏联、东南亚和中国农民的实证研究，就会知道，小农家庭农场的生命力，因其仅仅维持消费所需的经营目标和独特的经济核算机制，比产业化农场要顽强得多，但在美国，他们却因经济因素无法解释的原因，被打败了，直至无法生存，相继被逐出市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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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庭农场破产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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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贸易条件和政策支持都有利于产业化农场，巨额农业补贴也一个子儿不拉地全部流入产业化农场（1.5会详述），使得经营产业化农场几乎没有财务风险，也使得产业化农场能够长期地在市场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的情况下继续扩大生产。这样，小规模家庭农场无力维系，被迫步入大规模的破产兼并行列。可见图1.3（图缺）。

图1.3 美国农地规模、农场数量与农场平均规模（1930-2006）

由图1.3可见，自1950年以来，美国的农地规模大体稳定，略有下降，由1950年的12亿英亩，下降到2006年的9.3亿英亩，是中国农地规模的3.1倍（但美国8种商品化农作物播种面积一直相对稳定，在2.5亿英亩左右，约合中国亩15.2亿亩），但农场数量却由1935年最高峰的681万家，下降到1950年的565万家，再下降到2006年的209万家，目前农场数量不足1935年的31％，1950年的37％。1935年以来，470多万家农场破产兼并，而主要农作物耕作面积并没有减少，是因为兼并主要在商品化作物之间进行的。由此，带动了美国农场平均规模一路上升，由1950年的213英亩，上升到2006年的446英亩，平均规模扩大了一倍多。这样，美国小型家庭农场，在政府（商品粮政策）和商业资本（控制食品生产和经销价格）的双重挤压下，在商品化的种植业中，已经无法生存，只能破产兼并，或转作其他农作。作为被产业化，被资本化农业和食品体系定义的农民家庭农场，不得不走上了“要么变大，要么走人”和“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别无选择的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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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要么变大，要么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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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绝大部分并没有留在农民手里？

美国的主流研究者，给出了一个经典解释：由于面临“要么变大，要么走人”的强大市场压力，只有大农场才能提高效率，原因在于大农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运作，所以，他们取代了小农场。仅从经济意义考虑，这似乎不错。规模经济可以让大型拖拉机能够覆盖更多耕作面积。更大规模，还意味着购买上的规模经济，以及经济投入，比如贷款上的议价能力。卫星定位的联合收割机以及其他设备投入等，使得耕作越来越趋向典型的资本密集型。

但是，规模经济并不意味着大农场效率更高，更不意味着大农场比小农场更有利于生态多样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消费健康，恰亚诺夫（1925）以及后来的许多基于实证调查的研究者，如斯科特（1976）、黄宗智（1985；1990）都已经证明了，追求利润的产业化大农场，在生存能力上，远远比不上追求消费资料满足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美国的数据也显示，小农场才具有相对更低的生产成本。大农场之所以挤出小农场，不是在于其经济效率高，而在于其能够承受更低的边际利润。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并不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但可以以更低的价格销售。这样，当食品加工商压低价格时，大农场仍然因其规模巨大，有足够的利润额可以生存，而小农场则因为利润额（不是利润率）太低，无法对其生产活动进行补偿，甚至无法维持家庭生活所需，从而不断步入破产和兼并路途。大农场则不断地兼并其他农场以扩大规模，从而能以更大的耕作面积维持和提高其利润额，同时，也能争取到更多的政府补贴（下文中的表1.2还会对此分析）。所以，虽然大农场与小农场相比，可以有更好的议价能力，更优惠的贷款利率，但由此产生的好处，并不由大农场占有，而被食物加工商拿去了。而且，农民、农村社区、生态环境，并没有从消费者的食物支付中，得到任何好处。

在美国，由于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所驱使，被政府补贴政策误导和产业资本控制的农业，走上了基因农业、石油农业、化学农业的道路，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生物与作物的多样性的丧失，资本投入与能源消耗的增加和环境破坏的加剧，从而从可持续农业模式，转变为自杀式农业耕作模式。但是，近50年来，这种模式带来了价格低廉的粮食价格，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廉价食品体系，从而以其咄咄逼人的竞争力，将全球其他地区的农业耕作（尤其是大宗农产品的耕作和规模化养殖），逼上了同一辆战车，使得美国大农场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现代农业的样板，被不断地模仿和复制。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和食品体系，也从此走上了不可持续的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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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由常平仓，到农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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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农业的规模化种植和产业化经营，与其“人少地多”的基本国情密切相关。世界上除了极少数国情类似的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模仿这一模式的基本资源条件。但为何世界上许多国家，又似乎别无选择地加入这一不顾本国国情，不可持续的模仿之路呢？问题还需要继续揭示：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有感于农业作为私人物品经营对国计民生的灾难，开始介入农业生产。当时最主要的标志是逐步建立农业常平仓制度以稳定农产品价格、提供农业信贷、稳定农地规模和粮食产量。农业常平仓制度的一个核心机制是“低吸高抛”的粮食储备体系，使得粮食价格平滑化，也为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政赢余。这项制度，使得农民的种植，有稳定的收入预期，自然使得粮食的年产量，可以稳定在一个大体均衡的水平上。农产品的加工体系、城市居民的消费体系，也可以维系在一个稳定的数量和价格上。

这样一个以价格收入支持为主要手段的农业常平仓制度，自然得到了农民、消费者的普遍欢迎，也直接促进了美国的农业进步。但是，从粮食储备制度中尝到好处的少数粮食寡头，并不仅仅满足于这样的制度。在他们多年的动员和游说下，粮食储备制度受到怀疑，自1996年起，新的农业法案实行，以农业补贴制度代替了粮食储备制度。政府不再通过粮食储备抛补去纠正粮食市场扭曲，而是简单地支付粮食加工商收购价和农民维持农场可持续的价格差。市场价格高，则减少补贴；市场价格低，则增加补贴。这给食物集团扩大其利润边界，压低粮食价格并挤占补贴，大开了方便之门。

事实上，农业补贴制度的出台，使得粮食寡头得到低价格粮食的几乎所有收益，也将每年的粮食补贴尽数收入囊中，并且建立了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食物竞争力——廉价粮食基础上的廉价食物体系。于是，他们继续在国内和国外扩张自己的疆域，营造一个由他们所控制的单一食物体系，逐渐形成一个食物帝国。这一帝国，以少数几个食物集团为核心，以市场扩张、粮食援助和政治游说为基本手段，不断将全球农业生产和食物经销体系，纳入其版图，从而使得各国的农业生产和食物经销体系，都在控制之下。这一强大资本，由逐渐扭曲食物利益的分配结构，到逐渐扭曲食物加工结构和贸易体系。同时，也扭曲了消费者营养体系，使得公共健康体系受到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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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扭曲，以及被定义了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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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将视野聚焦到消费者这里，看看支付了越来越多食物价值的消费者，是否得到了满意的食品？

睁眼一看，情况十分不乐观：伴随食物消费的增多，一个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怪现象出现了，穷人越来越肥，富人越来越瘦；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在飞快地变高变胖，发育提前；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步先发国家的后尘，其国民同样患上了肥胖症……

为什么穷人、穷国家和刚走向富裕的阶层和他们的孩子，都变成了胖子，而真正的富人，却体态正常或消瘦，似乎显得比穷人更加营养不良呢？是谁让我们“打肿脸”，充起了胖子呢？实际上，正是农作体系的失衡，带来了食物加工体系的失衡，从而带来了消费者营养结构的失衡。

表面看，美国人的餐桌在丰富，中国人的餐桌在丰富，世界上正在发展中的各国国民，餐桌都在丰富。越来越多的各类品牌的食品，摆上了商场的货架，让我们感到琳琅满目，甚至目不暇接。在电视、杂志、报纸等各个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营养广告、营养专家建议，以及一波又一波的饮食潮流，在冲击着人们的胃肠和心灵；“情调”、“格调”、“风尚”、“品位”等等定义，让一个又一个的消费者，落入了表面上追求个性化，最后却是脑袋被格式化和标准化的陷阱。一个又一个的消费者，削尖了脑袋要迎合被产业资本定义的格调和风尚，却又一个又一个地掏空了钱包，却落入了不健康、不自然之中。世人就是如此的可笑，而又是如此的可怜！我们可以由图1.4（图缺）的广告支出看出。

由图1.4可见，美国农业部3.33亿美元的营养教育预算，与食物与饮料公司的“营养教育”相比，少的可怜，仅是百事可乐一家公司（12亿美元）的27.8％，是食物集团（66亿美元）的5％。消费者被谁教育，被谁洗脑，由此一目了然。

实际上，在产业资本控制的食品体系下，所有商品和宣传的出资人，正如《粮食政治入门》的作者早在1982年所指出的，基本上是“目中无人”。出于利益的缘故，他们眼中只有“消费者”。如果猫狗在消费他们的商品，那么作为“消费者”的猫狗，必然比自给自足体系下的“人”（比如极少参与食物市场交换的自耕农），更值得他们敬重。事实也是如此，被主人疼爱的猫狗，常常比人更像“消费者”，所以更得出资人的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2.1中会以一个例子更为详细的描述）。实际上，再进一层，“消费者”在他们眼中，也不算什么，他们算计的只是“消费者的口袋”。为了让消费者掏口袋，就不得不对消费者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文化价值观重塑。于是，广告宣传、文化渗透、品位塑造、格调提升等等，让经过洗脑的消费者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为表面上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背后却是满足他们的利益而消费。

我们将以农产品价格结构的扭曲，来说明一下按配方喂养消费者，以及消费者罹患肥胖症的背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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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造成扭曲的农业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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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农业是惟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人的作用只是播种、田间管理和收割，却不能使作物生长。因为空气、阳光、雨水等作物生长的条件，直至种子本身，都不是人所能创造和控制的。所以，人必须与神创的自然相和谐，才能得到农作的收成。作为天天经历神的恩典，最明白自然之道的农民、渔民，牧民等农作者，自古以来，都最具有敬虔的本心，也能过着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活。在美国的一年，笔者看到，就一个社会群体而言，也只有农民们能普遍敬畏神，坚持每个主日去教堂礼拜。但是，伴随“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在农业政策上的作用，人造的农作和食物体系，在系统地向自然挑战，在系统地劫夺神的荣耀，系统地劫夺农夫的劳作，并使人天和谐的规律，被打破了。

让我们以农业补贴政策出发，来说明一个人造的世界食物系统的形成：

实际上，正是美国的对商品化农产品实施的补贴政策，一直在推低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最终，形成了一套人工的食物生产、加工与消费结构：

（政府）商品粮补贴→（农业）商品粮生产→（公司）低商品粮价格→（公司）低价格食品加工原料→（消费者）低食物消费结构和消费分野

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政府一直在提高对农业的直接补贴。这一补贴，主要针对20种重要的商品化农产品（见表1.1）。

小麦

玉米

高粱

大豆

燕麦

棉花

大米

羊毛

油菜籽

玉米

花生

马海毛

甜菜

长条甜菜

糖

鹰嘴豆

蜂蜜

干豆

大麦

小扁豆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ATP）Farm Bill(2007)。

http://www.agobservatory.org/library.cfm?refid=97623

在这20种商品化的农产品种，8种主要农作物（玉米、大豆、小麦、高粱、大麦、燕麦、棉花和大米），约占美国74％的农作面积，也得到了每年大约70％-80％的政府补贴。产于商品粮生产的农民，计算补贴的公式很复杂，取决于基本耕作面积（base acreage）、市场营销协助贷款（marketing assistance loans）、贷款不足的支付（loan deficiency payments）、分拆支付（decoupled payments）以及反周期支付（countercyclical payments）。商品粮市价高，则政府补贴就低，市价低，则政府就支付高额补贴。这使得政府每年的补贴额，可能有大幅度的变化。比如，2005年的补贴额为243亿美元，而2006年则为165亿美元。

在1995-2002年间，美国提供了114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年平均142.5亿美元。补贴中，80％流入到农民和农作公司，12.5%是“水土保持项目”（conservation programs），另外7％用于自然灾害救助方面。但是，这些补贴的分配结构极不均衡，最大的1％农场，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万美元的补贴，最大的20％的农场，平均得到近1万美元的补贴。但多数中小农场补贴甚少，甚至没有任何补贴。见表1.2（表略）。

补贴状况的迥异，使得美国农场早已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产业化农场不断扩大种植规模，以保持竞争优势和得到更多补贴。小规模家庭农场则几乎悉数被逐出商品化农产品的种植领域，只能在无补贴的其他农作物上生产，并依赖地区性贸易体系，以维系生存。

在2002年，美国还通过了一个新的农业法案，叫做“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Farm Se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该法案将美国基本农业补贴体系再延长10年，预计补贴总额高达1900亿美元。这样，主要商品化农产品的价格，还将进一步推低。

由图1.4（图缺）可见，美国对商品化的农产品的补贴，在1990-1996年间，一直在1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1996年美国推出新一轮农业政策（Farm Bill）后，加大了农业补贴，1998年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但是这200亿美元的补贴，表面上是进入了农民的口袋里，实际上，农民的农场收入，在近些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图1.4 美国的农业补贴和农场净收入（1990-2000）

实际上，1996年新一轮农业政策实施后，美国农场的全国净收入，由一度的540亿美元，下降到不足500亿美元。表面看，1999年以来，政府补贴已经连年超过农场总收入40％以上，其中农产品信贷公司的农产品支付每年大约就有165亿美元，等于美国农场主现金净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USDA，2004），来自政府补贴。但实际上，农民并没有从不断上涨的农业补贴中，得到任何实惠。

那么，每年补贴的这200亿美元，到底给谁拿去了呢？

结合图1.2和图1.4，我们可以轻易地做出基本判断，是上游的农业投入部门，和下游的农产品储运、加工和销售部门，拿走了几乎全部的补贴。也就是说，控制上游和下游的食物集团，又拿走了全部的农业补贴。

这样的逻辑是：由于大量农业补贴落在商品化农产品上，直接推低了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于是，大量新的食品工业投资，直接建立在这些农产品上，从而使得美国慢慢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食物帝国。食物帝国主要由一些食品联合体组成，他们通过政治献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经济控制和大量的广告宣传，已经捕获了政府、市场和消费者，从而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地位，以致于这样的利益分配结构已经固化，并从其美国大本营，不断伸出巨掌，在捕获列国。关于公司捕获，在2.2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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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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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司，以及食物的商品化

在美国食物结构巨大变迁的背后，站着为数不多的食物巨人——食品集团。这些食品集团，不断地游说政府，对消费者洗脑，对农业生产者施压，去推动食物的商品化，并从每个消费者的嘴里，聚敛着巨额的财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完成之后，他们再进一步通过游说政府，控制市场和更为深入的消费者洗脑，将食物商品化后的贸易范围不断扩充到全地区、全国、全自由贸易区，直至全球。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食物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食物巨人，再看一下这些食物巨人如何强强联合，从而实现由生产投入到食物零售等食物链条各个环节的无缝联合。以全面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

2.1.1 食物帝国背后的食物巨人

在行业竞争力研究中，常用四公司市场占有率（即最大的四家公司占全部市场份额的比重），来衡量一个行业的集中度。实际上，这也是垄断度的指标。资料显示，农业食品领域的行业集中度，大到了其他行业难以匹敌的地步。见表2.1。

牛肉包装

84％

猪肉包装

64％

猪肉生产

49％

烤子鸡生产

56％

火鸡生产

51％

饲料加工

34％

面粉加工

63％

豆油压榨

80％

资料来源：http://ase.tufts.edu/gdae/Pubs/wp/05-07RealWinnersUSAg.pdf

表2.1向我们显示了部分农业食品的集中度。可以看到，销售的肉类集中度，基本上都超过了一半，牛肉包装，竟然达到了84％。面粉加工与豆油压榨，集中度达到了六七成，连技术含量不高，投入成本不高，本应十分分散的牲畜饲料加工，也达到了34％。在似乎琳琅满目的食品背后，几乎每一类食品，都是由几个食物巨人生产出来的！

而且，各类农业食品的集中度，近几十年来，都在迅速的走向集中。比如，牛肉包装四公司集中度在1990年为72％，1995年为76％，2000年为81％，2005年为83.5%。这四大公司是Tyson，2004年每日屠宰36000头；Cargill，28300头；Swift& Co.,16759头；National Beef Packing Co.，13000头。火鸡生产的四公司市场集中度在1988年为31％，1992年为35％，1996年为40％，2000年为45％，2006年则达到了55％。这四大公司是Butterball LLC，14.2亿只；Hormel Foods (Jennie-O Turkey Store)，12.7亿只；Cargill，9.6亿只；Sara Lee，2.6亿只。豆油压榨的四公司市场集中度在1977年为54％，1982年为61％，1987年为71％，2002年为80％。前四大公司为ADM、Bunge、Cargill和Ag Processing Inc.，其中前三大公司就达到了71％。

食物集团的手，不仅停留在加工环节。还进一步伸向投入环节。使得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多种生产性投入，都一步步走向集中。我们以种子为例，看生产投入环节的集中度。见表2.2。

表2.2 世界10大种子公司的销售额（2004）

公司

2004年种子销售额

（百万美元）

1.Monsanto(美国)+Seminis(2005年3月被Monsanto收购)

2803

2.Dupont/Pioneer（美国）

2600

3.Syngenta（瑞士）

1239

4.Groupe Limagrain（法国）

1044

5.KWS AG（德国）

622

6.Land O’ Lakes（美国）

538

7.Sakata（日本）

416

8.Bayer Crop Science（德国）

387

9.Taikii（日本）

366

10.DLF-Trifollum（丹麦）

320


资料来源：ETC集团通讯，2005年9-10月，第90期。

表2.3 Monsanto公司的种子全球市场份额

玉米

大豆

豆类

黄瓜

辣椒

甜椒

西红柿

洋葱

41%

25%

31%

38%

34%

29%

23%

25%


资料来源：ETC集团通讯，2005年9-10月，第90期。

表2.2和2.3则表示了在产前投入的主要环节——种子的垄断程度。孟山都（Monsanto）等大公司，对种子的垄断，导致了仅有少数经过他们转基因处理的种子，才能得到大面积种植，而自然界里的几百上千种同类型的种子，则被排斥在规模种植之外。从而，使得人类的食物，从最初的原材料开始，就走向单一化。比如，孟山都一家公司，竟能控制世界主要谷物和蔬菜种子23％-41％的市场份额，销售额2004年达28亿元。实际上，若再计入杜邦（Dupont）公司，两家公司控制世界多种种子份额就达到一半以上。对种子和农产品收购、加工的垄断，使得他们的行为，无异于系统的生物灭绝。当一种又一种的农作物种子，被他们收入博物馆，而市场上仅有几种他们推广的，不具有留种能力的人工种子时。不仅是农作多样性丧失，居民餐桌和营养结构多样性的丧失，更加是人类从食物上更加脱离自然，从而使得各个国家、民族、人民以及文化等，都进一步被食物王国掌控，从而不再具有自生能力，只能沦为资本和强国的服膺。

表2.4（表略）全球十大食物零售商（2002-2006）

资料来源：  http://www.nfu.org/wp-content/2007-heffernanreport.pdf
即使到了食物的销售环节，仍然在大公司的控制之下。由表2.4可见，在全球十大食物零售商中，美国占了一半，其中，沃尔玛（Wal-Mart）又是遥遥领先的。
表2.5（表略）美国前五大食物零售商（千美元，％）
数据来源： http://www.nfu.org/wp-content/2007-heffernanreport.pdf
表2.5则进一步显明美国前五大食物零售商的零售额和市场占有率变化。总体而言，大的食物公司销售增幅很大，市场占有率在不断提升。除第五大公司Ahold外，其他四大公司增长迅速，而且，越大的公司，增幅越大。若从更长时期的历史数据看，零售额的集中，是十分迅速的。在1997年，前五大公司的零售额市场占有率为24％，2001年提高到38％，2004年为46％，2006年则达到48％。
这样，由大公司控制的各个食物环节，不断对农业生产者形成合围包抄，致使食物利益的分配结构越来越不利于农业生产者，也不利于消费者。最终，形成了资本化农业对食物链条的全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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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对食物链条的全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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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美元分配结构的转换，与食物生产链条的高度集中相伴随，从种子、除草剂的购买，到农场融资以及零售，都是如此。例如，美国的一个公司的发言人说，Philip Morris和Nabisco的合并，会拿走美国食物美元的近10％价值。而在加拿大，3家公司，控制了超过70％的化肥销售；5家银行，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农业信贷；2家公司，控制了超过70％的牛肉包装；5家公司，支配了食物的零售。这么高的垄断，使得涉农企业，可以轻易地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农民以投入品，而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

更为严重的是，高垄断及其不断的集中和发展，在进一步扩张其利润空间。农民、消费者甚至政府，越来越无法选择，只能接受食品公司开出的菜单！

密苏里大学的农业社会学家Bill Heffernan说，通过不同的食物生产者之间的兼并、接管、联盟等方式，产生了更为集中的食品产业集团，这些集团现在通过“无缝的纵向联合，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比如，以Monsanto和Cargill建立伙伴关系为例，他们控制了种子、化肥、农药、农场信贷、谷物收购、谷物加工、牲畜饲料、牲畜生产与宰杀，以及许多著名的产业化食品品牌。对Cargill这样的公司来说，这样的联合使他们极大加强了对成本的控制，从而产生显著收益。

但对于一个种植玉米的农民来说，他别无选择。想购买种子？如果Cargill公司是方圆一百英里范围内的惟一的农资和储运公司，他又只卖几种Monsanto生产的，专用于其压榨、储运或饲料加工的玉米种子，你就只能买这几种。你如果不种Monsanto的种子，你就找不到一个能卖出你玉米的市场。

需要种子贷款？你得去Cargill拥有的Ellsworth银行，你得告诉他们你用来买Monsanto的种子，Cargill的Saskferco牌化肥。一旦玉米成熟，如果你不接受Cargill所说的收购价，你就只能拿这些玉米去喂你的猪了！即使喂了猪，你想卖高一点儿的肉价，对不起，只有Cargill的Excel公司买你的猪肉。你若要继续躲开Cargill，脱离伤心的乡村生活，移民到城市去。你就成为了那60％的被破产兼并的失败农民中的一员。

但即使你逃难到城市里，仍然摆脱不了他们的控制：你买的玉米片，是Cargill提供的面粉生产的，其他的食物，都与Cargill有关，因为本地不接受Cargill指定生产方式的农民，都像你一样破产移民了，你吃不到本地的粗燕麦了，你只能买工业化玉米片，而主要的工业化玉米片，都是由Cargill生产或供货的。货架上的大品牌玉米片，价格似乎都是那么高，因为这些公司，总可以让市场供不应求。

Heffernan警告说，伴随食品联合体纵向一体化的巩固，“全球食品体系中，给独立农户留下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农民们在加入食品公司联盟的合同面前，面临另外一种严峻的选择：“要么接受，要么走人”。过去二十年，美国按订单生产的农产品，从10％上升为35％，超过原来的3倍。食品体系中如此之高的集中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户，在面临食品公司给出的合同前，别无选择。

在北美，三个食物联合体（ConAgra/Dupont，Cargill/Monsanto和Novartis/ADM），已经在北美市场的食品链控制，并逐渐扩散至全球。图2.1（图缺）仅是其中一个联合体的控制图：

图2.1 ConAgra：纵向一体化，横向集中化和全球范围的无处不在

当食品联合体不断扩大其食物美元份额时，也在不断地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时至今日，已经毫不奇怪，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包括补贴、税收优惠、环境立法等，从国内，到国际，都不再有利于农户。比如，食品联合体掌控了私人与公共部门领先的农业研究机构，使得像美国农业部（简称USDA）这样的本应代表农民利益的机构，居然会帮助开发种子绝育技术。这种生物工艺，只能让农民们更加依赖种子公司。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影响是间接的，比如在政府资助的决定上。

但即使这样，有时的研究倾向也非常露骨。比如，当Novartis公司提供2500万美元去资助一个研究机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开发生物技术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Novartis公司有第一选择权，去拒绝任何可能取得专利的发明。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资助的伯克利，就有很强的激励去开发绝育种子，从而将利润从农民手中移走，而非开发有利于农民和公众利益的技术。即使是一些名为为农民谋利益的政策，比如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最终都是由食物贸易商、加工商、分销商等控制和鼓吹的。最终，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被写入GATT，并进入WTO条款中。

在此之前，许多国家还都有一个保证其农民就业和收入的本国食物体系，但伴随食物帝国的侵入，这些国家的保护都被去除。食物巨头们让世界各国的农民们去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直接竞争，而坐收渔翁之利。联合国粮农组织（简称FAO）曾估算过16个加入GATT的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得出如下结论：“据普遍报告，总体趋势是农场走向集中”，小农进一步被边缘化，农村贫困和失业状况更加恶化。在这样一个世界体制下，小农微薄的农业利润不断被瓜分，瓜分到最后，连自己的生产成本都没有办法补偿。

此处可引用一下UNDP《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凯文·霍金斯的一个评论：

“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

也就是说，在WTO自由贸易体制下，世界各国的产粮农民，实际上是被迫在跟美国的财政部竞争，而不是在跟美国的农民竞争。

表面看来，好像是各国的农民在打粮食，美国的农民也在打粮食。各国农民在跟美国的农民竞争。可是美国的产业化农民，其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政府补贴，这也就意味着，至少他的价格可以大大低于其生产成本销售，在价格上，他国农民根本没有优势。况且，美国产业化农场通常有几千英亩的土地，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土地面积狭小。比如中国，一个农户的家庭农场，平均6到7亩地，合成英亩，只有1亩。而美国通常是一个农民经营整个农场，而中国则是一个家庭绑在这1英亩地上，如何跟美国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各国的农民种什么，什么不赚钱，是必然现象。不仅是中国如此，哪怕在美国，家庭农场都是如此。农民养什么，什么也不赚钱，因为美国低价销售出来的粮食，用作饲料，去养羊、猪、鸡，等等。上游的产品已经便宜许多了，下游的产品，自然便宜。美国加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又几乎都是机械化的养殖场，猪肉、牛肉、羊肉、所有奶制品的价格，都会比你低，所以发展中各国的农民养什么，什么都不赚钱。这是我这几年在农村调查，听到农民最多的反应——种什么，什么不赚钱；养什么，什么不赚钱。

这是目前的自由贸易体制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WTO主张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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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荣

2.1.3 你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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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公司控制下，不仅农业生产者别无选择，消费者在消费品种、消费价格和数量上，也别无选择。只是消费者的钱包由于被食品公司视为“上帝”，所以，公司对待消费者，比对待农业生产者，要客气许多。粗暴的直接命令方式，被一系列的广告宣传、健康咨询、品位塑造等洗脑方式取而代之。

比如，通过电视广告，大食品公司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夺去了他们传统的、廉价的、营养丰富的本地化食品，代之以他们的现代的、昂贵的、缺乏营养的工业化食品：

在《粮食政治入门》这本书里，叙述了美国食品公司将非洲加纳人廉价的营养品——鲭鱼和金枪鱼，通过资本与政治的同时进入，转化为美国公司的罐头，以及猫粮、狗粮，销往美国，以致于加纳的穷人无力消费已经变贵的鱼。作为原料提供者和劳力提供者的加纳，在整个生产环节，也只得到销售金额的9％。原因是美国的猫狗，比加纳的平民，更像消费者。

这些失去了传统的本地化食品的非洲人，被不断地拖出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塑造成为公司所需要的消费者。正如一家美国贸易杂志的资深市场评论员如此评价说：

“我会把非洲人消费者描述成思维简单并且通常是一些不识字的人，但他们对质量敏感，非常愿意学习……（这使他们）极易接受广告……这些影响到他么年底广告将会给你早就一个全无先前品牌忠诚的消费者，雀巢的奶粉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正是这些广告，将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消费者，付出了更多的钱，却得到了更少的营养。《粮食政治入门》这本书，更进一步描述了：

“尤其是早餐麦片公司，如果你把他们的成本和产品价格与传统食品比较的话，你会认为他们就是在公路上打劫。消费者用一个肯尼亚先令购买到900-3630卡的热量，条件是食用当地的玉米或面粉，而当地购买经加工的早餐食品时，他将只得到40至176卡。大盒装（500克）的盒装麦片需要肯尼亚最富裕地区一个劳力两天的工作，让人们希图这样的食品（带着白人的形象）不仅仅骗走了他们的钱，并使当地的文化和传统食品贬值。

有时，这甚至就是杀戮，就像广为人知的‘婴儿食品丑闻’。新生儿食品公司向那些既无厨房设备来对瓶子消毒，也没有纯净水或足够的收入去买经加工的牛奶的第三世界母亲们推销产品，并用广告使她们确信，她们的婴儿食品比母乳更好。于是母亲们兑上不洁净的水或是弄得过稀，或是两者兼有，婴儿的痢疾病和死亡率达到如此之高，以致于世界卫生组织投票（美国是惟一的反对者）要求婴儿食品公司控制其广告，并发起‘母乳喂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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