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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丽红:我家的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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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24 11:30: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家的水桶

何丽红

老家后院天井墙脚处,母亲用来堆放杂物,其中蜷缩着一担水桶。


时令已是霜降,斜阳透过铁门的镂空处,洒下斑驳的光影,静静地泻在水桶上。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吹雨蚀,桶身的油漆早已褪尽散落在时间的尘埃里,沧桑了它曾经靓丽的容颜;水桶的一圈铁箍也斜落下来,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一阵向晚的风,自弄堂穿了进来,已然有了些许的凉意。水桶像极了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落寞地坐在起风的暮色中,沉寂而坦然。


“那时候,种田人吃水要看老天的脸,用水靠得是江河湖塘,水桶好不好,水缸大不大,大多可以推断出家底的厚薄。在那个靠扒工分糊口的年代,能手提肩挑,力大气壮是蛮吃香的。”耳畔飘来母亲的唠叨,不知什么时候,她站在我的身边。


“老爸不就是那个很吃香的人嘛!”我抬起头笑了笑,不无揶揄地看了母亲一眼。一瞬间,闪烁的小星星,升起在母亲的眼中。恍惚中,天井亮堂了起来,我的心随之“噗通”下沉,右手腕的弦“刺溜”悸动了一下,为水桶,为父亲,为母亲,为那些逝去了的岁月。


“呀,这担水桶比我的年纪还大呢!”“一九七三年九月”,水桶上的毛笔字映入了我的眼帘,我顿时惊呼起来。


水桶老了!母亲低头沉思,追忆起水桶的往昔。


“是啰,那年我和你爸结婚。原来用的洋铅桶,太小了,你爸就像挑着两只饭篮,一天不知道要跑河埠头多少遍。你爷爷退休两年了,他说,洋铅桶完成了它的使命,也要退休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购置一担水桶也是一桩不易之事。爷爷寻路子托关系,几经周转,联系上了镇上木业社的一位王姓头头,请他代买着,你爸走了三里地去挑了回来。你看,这墨笔字是朝东屋里的蒋老师写的,多精神!”


母亲的目光把我牵引到了另一只水桶上,我俯下身子,近乎图腾般地凝视着,那一刻,我和祖父在多维空间重逢了。而这中间,相隔了茫茫四十年。


我屏着呼吸、小心翼翼地把水桶抱了出来,仔细端详起来。字体端正雅达,笔酣墨饱。这不正是祖父的人生写照吗?我轻轻抚摸着水桶,指尖摩挲着划过水桶,不由自主地避开了祖父的名字。内心一怔。清晰鲜润的字,犹如刚写上去一般。是不是沁入了肌肤,足以抵抗流年的风霜?一如祖父早已离我而去,而我对他的记忆从不曾老去。


“爷爷出身贫农,他偶尔会跟我说,以前很苦,从小没了娘,8岁下地种田。你太爷爷是牮屋匠,就是为木结构房屋纠偏的。爷爷12岁跟随太爷爷学泥水匠,还趁着活少时节,做过油条生意。1937年,经乡邻引荐到上海久新搪瓷厂,做了五年加煤工,后来一直砌炉灶。爷爷读夜校学文化,技艺高超、头脑灵活,改革创新,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还光荣入了党。”


“爷爷要是搁在现在,妥妥就是工匠啊。老爸也是出生在上海的,怎么后来就回到了家乡呢?”我追问起母亲来。


“本来你爸他们都在爷爷身边的,后来响应国家‘动员回乡’的号召,奶奶主动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农村。爷爷已是砌炉灶的七级技师,带出了很多徒弟。你大爹1964年应征入伍,那时你爸才16岁,下面是12岁的大妹和10岁的小妹;生产队里挣工分,力气小会被人欺负看轻的。你爸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家里的重担。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可挑230斤的担子走上三里地。生产队集体劳作,他总是抢在前面,常常帮助那些身单力薄的小伙伴。”


往事悠悠,往事幽幽。水桶,映照过父亲的鲜眉亮眼,也无声地吞咽了父亲的苦涩惆怅。


母亲捋了捋被岁月漂染成了灰白色的头发,沉浸往事的回忆中。


“每天天蒙蒙亮,你爸提起水桶,去300米开外的河西桥挑水。一般需要往返5次,等把几个水缸装满,已是东方发白。接着便是奶奶起床烧早饭,大姑姑小姑姑从东边的房间冲出来,噼里啪啦手忙脚乱地刷牙洗脸,爷爷从堂前后面的披屋里踱出来,倒掉紫砂壶里隔夜的茶叶,闷声不响地搬着藤椅到道地里,老虎般威严地端坐着。”


哦,我的父亲,就这么日复一日,和他肩上的水桶,毫无怨言地满足着全家吃水用水的需求。


“本来你爸是可以跳出农门的。1970年你爸22岁,当兵体检、政审都合格了,带兵的连长在村里人的陪同下来了家里。那时我已经跟你爸订婚两年了,他当时在驿亭新农开山队任医务工作。你大爹在部队提了干,爷爷还没有退休,奶奶忠厚老实,两个妹妹还小,如果你爸去参军了,怕家人里受苦。爷爷说,如果你爸执意要去参军的话,我和你爸的事他就不管了的。接着你大爹的来信飞到了你爸的手中,信里说,弟弟,我已参军,家里需要壮劳力,如果领导同意,你安心在农村吧!


我想,祖父不同意父亲参军,自是站在家庭的角度,总是多方权衡的结果。大爹的来信,也未尝没有参杂了点自己的私心,而父亲最终的留下,又何尝不是一种宿命。


“落地一声叫,好坏命注定。”撇开玄之又玄的东西,这句老话,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人不可避免要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被时代的泥流裹挟卷翻沉浮。降临到哪个家庭,也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甚至于,同胞间的年岁落差,对一个人的命运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我深深地嘘了口气,爸爸的军营梦成了一道挂在天边的彩虹,看得见摸不着,美丽得让人心疼,它稍纵即逝了。


“这以后,你爸沉默了不少,只是挑水挑得更起劲了,装满了水缸泼道地,空木桶在地上直打滚。”父母的命运由此被改变。“大麦不割怎好割小麦?”,好不容易等到大爹大妈结婚,父母才得以完婚,而那已是他们订婚后的第五个年头。在那个年代,父母他们是真正的晚婚晚育。


“你爸成不了‘参军光荣’,却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后来抽调到驿亭新农开山队做医务工作,接着又到县治江围涂指挥部做管理工作,到总指挥部干医务工作,直到结婚。婚后的第二年春节,天气非常寒冷,河里结着厚厚的冰,你出生了。你爸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争取到了名额,经生产大队同意,公社批准,政治审核,赴湖北当阳海军4970部队三线国防建设。那个工程很大,公社在那里成立了医务室,你爸一人负责300多人的日常医护。”


那时应该是父亲的春天姗姗而来了吧!时至今日父亲还总是说,我的降临,给家庭带来了好运。因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是父母结婚一周年的日子。大家笑称,干脆取名“一年”得了。后来这个“一年”的绰号,还被我写进了中考履历表,曾用名“一年”。为此我的语文老师感慨道,中文真是博大精深啊,“一年”的曾用名,只是用了一年而已。


“湖北山遥水远。从家里到坐火车到上海要一天时间,上海外滩十六铺坐长江轮船到湖北武汉的汉口码头要三天两夜,再到武昌火车站坐火车一个晚上加半天多,就到达当阳火车站,部队派5辆大车子接到目的地。回家来快一点,长江顺水船速度快,也可以从武昌乘特快火车,经湖南长沙站中转,经江西省到杭州,再杭州坐火车到曹娥站。每年过年回一趟家。第一年回家的头两天,你爸是睡不成一场安稳觉的。只要他从楼梯上来,脚步还未跨进床前的踏板,睡梦中的你,便会警觉地睁开大大的眼睛,眼珠子骨碌骨碌转几下,继而放声大哭着不让他睡觉。待到你哭累了睡着了,你爸才蹑手蹑脚躺下。半夜醒来,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你便再次开启下一轮哭喊。我抱着你来回走动安抚,心痛而无奈地说,这是你爸爸呀。你爸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总是笑着说,这孩子聪明着呢。”


年刚过完年,父亲便在我的“爸爸,湖北饼饼买来哦!”的小手挥动中,渐行渐远,身影渐渐模糊,瘦成了一个黑黑的小圆点。


父亲走上了和大爹截然不同的路。在父亲赴湖北的5年间,弟弟出生,小我两岁。大爹节节高升,当了军官,大妈随了军。


家里水桶的扁担下没有了往日坚实的肩膀。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挑起了沉重的水桶,挑起了艰辛的岁月。母亲那时已是妇女中挣工分的能手,但是往日里极少挑担,更别提挑水了。开始她只挑半桶水,水晃人也晃,一路晃晃悠悠踉踉跄跄,不是弄湿了鞋子就是打湿了衣服。但生性聪慧个性要强的母亲,很快学会了挑水,学会了挑担,学会了修理各种农具,生活把母亲打磨成了一个女汉子。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1979年底,父亲顺利完成工作,满载而归。除了糖果糕点,还挑回来一担红枣。我家的日子如红枣般甜润了起来。父母凑齐了1400元钱,买下了屋后的两间楼房,有了开阔的天井,有了木闩的台门,有了我喜欢的庭院深深。春天的时候,东边高地的笋跑过弄堂钻进天井,俏皮地探出细细尖尖的小脑袋。冬天到了,屋檐下挂满了闪闪发亮的冰条子。那时候,我觉得世界就是童话般美好。


祖父把他的爱都投入到了我和弟弟的身上。弟弟想吃咸烧饼了,便会屁颠屁颠跑到祖父身边,拉起祖父的大手,“爷爷,去搪瓷厂。”每每这时,祖父便知晓弟弟是想吃咸烧饼了。去搪瓷厂是要经过小店的。祖父于是俯下高大挺立的身躯,满含笑意地牵起弟弟的小手款款而去。昔日威严的老虎,在孙辈面前已柔化成了温柔的小猫咪。一高一矮,一大一小的身影,无数次投射在家门口那条石板路的乡道上,也留给了弟弟挥之不去的记忆。多年后我问及弟弟对祖父的记忆,弟弟每次的回答,除了买咸烧饼,还是买咸烧饼。


或许我比弟弟大上两岁,抑或吃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的诱惑。更多的时候,祖父会指着东南面座座绵延的群山对我说,那里是杨梅山,产杨梅的;指着西面旷野里兀自独立的一座远山说,那是称山,山里有头金牛。祖父会帮我系红领巾,会把书包轻轻套进我的脖子,目送着我去上学。祖父会把我拿回来的奖状,仔仔细细看上几遍,对着墙壁上下左右目测一番,小心翼翼地贴到墙上醒目的位置。


土里刨食,沐雨栉风,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只能勉强糊口,嘴巴多的人家还要倒挂。村里年轻力壮者,纷纷外出寻求出路,去杭州上海等地搞建筑。1980年过完年,父亲随即加入了其中,在杭州工地做上了食堂主任。每年暑假,我和弟弟都会乘着“哐当——哐当”的绿皮火车,去杭州小住一段日子。在杭州,我第一次知道了城里也有河,但那河不是用来洗东西的;城里人也不用水桶挑水,只要拧一下水龙头,带着刺鼻漂白粉味道的水,“哗—哗—哗”自己就会欢快流下来。我第一次吃到了砖头般大小的烤面包,父亲用粮票买的。中间高高鼓起,香味直钻鼻腔。弟弟管那种面包叫“饿煞面包”,估计是肚子饿了的人吃的,量大得实诚;也可能是味道实在好,看着就觉肚子饿,吃了还想吃的意思吧。


我和弟弟渐渐长高,而祖父在一夜之间衰老了。祖父已经没有力气去搪瓷厂看看了,弟弟再也不想着咸烧饼了。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心事。天气好的时候,我和弟弟搀着祖父到道地,扶着祖父慢慢坐到那把他专用的藤椅上。给祖父倒好紫砂壶的水,祖父其实也喝不了多少。坐上一会,祖父会挥手示意我,我便喊上弟弟,把祖父搀起斜躺在堂前的藤躺椅上。1983年过完元宵节的第二天,祖父病逝。花圈摆满了堂前,摆满了道地,摆满了天井。祖父生前单位领导从上海赶来了,主持了追悼会。跟着浩浩荡荡的出殡队伍,唢呐声、鞭炮声、痛哭声、哽咽声,我的眼泪无声地跌落了一地。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知到了人世间的苦,无法言说的痛。


水桶分了家,一只分给了大爹,一只分给了父亲。经母亲跟大妈商量,大妈把水桶留给了我家。水桶又凑成了一对。


日子飞奔而去,人被无形的大手推动着前行。1984年年底,杭州工地结束。父亲去了上海,无师自通地干起了财务。1986年父亲被提拔进了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任沪办会计。不时有大学生分配进来,他们尊敬地称呼父亲“何师傅”“何会计”。父亲的领导称呼父亲“老何”。我当时还挺纳闷的,爸爸还不到40岁,看起来白白净净的,一点都不老啊,怎么就被叫作老何了呢?而且父亲的领导还比父亲大上几岁呢。在父亲“噼噼啪啪”不间断的算盘盲打声中,我恍然大悟。父亲拥有了每月一周的探亲假。每次离家前,父亲都会用水桶挑水装满家里的大小水缸。


我的父亲,就这么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他把自己淬炼成了我眼中一轮绚烂的彩虹。


1988年,我家搬离了老屋。父亲在离河近百米处,新建了三间两楼半的小洋房,依然有我喜欢的深深庭院。家里装上了自来水,再也不用去河里挑水了。慢慢地,水桶也就搁置起来,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


“水桶的铁箍请人修一下,把它保存起来。”母亲的话把我从回忆的思绪中拉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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