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娥江边的塘湾盐团

开心阁主人

曹娥江边的塘湾盐团

据《松夏志》的记载，在民国时期，曹娥江沿塘一带属崧厦的村落，为章陆、裴屠、蒲家、西华、吕埠、赵村、黄家堰、孙家洞（渡）、贺埠、谭村、塘湾、终东花宫，毗连沥海乡。

东花宫，又写作“花公”、“花弓”。当年是一个有22户人家的沿江小村，共134人，以陈姓为主，属塘湾的联合村。

现在以黄家堰为界，孙家渡、贺埠、谭村、塘湾、东花宫都属于沥海，东花宫也早不属于塘湾了。

崧厦的农产品，主要是“禹湖（夏盖湖）之稻，后海（杭州湾）之棉，雁埠（曹娥江边章陆至吕埠）之苞庐（玉米），袁镇（崧镇）以西之菽（豆）、麦，此出产大宗。”

崧厦靠海多水产，“鳞则麦鳊、桃鲻，介则团鱼、螃蟹，味尤肥美，而他邑或不尽得也。”

鱼盐之利，也是崧厦古代的特色，据《乾隆府志》记载：

“雁埠团十一灶，东团（黄家堰、谭村）十四灶，塘湾团五灶，沙民多刮土取盐，藉以糊口。”

《松夏志》

至民国下令“改煎为晒”，许多盐灶因此关停，但也有保留煎盐的盐灶，如谭村团盐灶，在民国仍在用木柴煎盐。

晒盐的好处是，利用太阳能，节省木柴燃料。缺点是“靠天吃饭”，天阴多雨，会影响晒盐产量。所以保留煎盐以救急需，也是必不可少的。

据《松夏志》引用《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定元年（1228），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罢上虞、余姚海涂地，创立盐灶。”

宋理宗登基时，面对盐税锐减的困境，召开中央会议，寻求对策，解决财政困难。据宋《食货志》记载，讨论的结果，发现盐税下降的原因，主要由三个方面造成：

一、是为了多收盐税，提高了税率，盐税过重，造成盐商贩盐积极性降低，食盐贩运量减少，造成税收下降，并造成食盐流通性紧缺。

二、是产盐量不足，造成食盐供需性短缺，并造成盐税总收入减少。

三、是地方利益集团走私，中饱私囊，造成盐税流失。

所以，身为侍御史的李知孝，认为开源才是解决增加盐税的办法。

李知孝是名臣李光的孙子，嘉定四年（1211）进士，上虞五夫人，了解上虞、余姚沿海的情况。

李知孝向宋理宗进谏，且罢上虞、余姚塘外海涂地的种植，创立盐灶，既可增产食盐，又可增加盐税，一举两可。建议得到宋理宗的批准。

李知孝是上虞盐业的功臣。

《熬波图》

到了清代，上虞煎盐都用篾盘煎盐，篾盘比铁盘成本低，轻便，还有竹的清香。上虞的盐灶都有名号的，不是数字编号，而是取吉祥的名号。

据统计，在宣统三年（1911），尝在煎盐的盐灶，有雁埠团的“怡盛”灶，东团黄家堰有“祥裕、如玉、萃和”灶；谭村有“慎裕、协裕、怡泰、萃丰”灶，还有“同裕、公裕”两厂。塘湾团有“顺德”灶，百官团有“聚昌”灶。崧厦三团，百官一团，共四团，煎灶十三座。

谭村的“同裕、公裕”两座盐厂，一座在谭村，一座在塘湾塘外。谭村在东，塘湾在西，所以俗称“东小厂”、“西小厂”。

“自逊清后（民国），令申改煎为晒，限年减尽，场灶久成弩末。今所存仅如玉、慎裕等五灶，附著于篇，以志团额废兴之由。”

如玉灶在黄家堰，慎裕灶在谭村，所以在民国时，谭村仍在煎盐。

“吕埠以西，若黄家堰、若谭村、塘湾，团灶林立，本金山煮海为盐一大商场。”可以想见当年曹娥江边盐场熙熙攘攘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