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德后晋普济寺名僧辈出获明英宗寺额之赐

开心阁主人

《康熙会稽县志》沥海所图

延德后晋普济寺名僧辈出获明英宗寺额之赐

沥海处于山海之间，山名西岑，小而且高，是沥海之所以形成的山根，若无西岑，即无沥海。

沥海之名起于明初，因信国公汤和建沥海所而得名。沥海之前，则称延德乡西岑里。这“延德”之名取得极好！所以留下了无贪孝子背母奔跑、立地止潮的“立海”故事。

“延德”之“德”，古同“得”字。“德”者，“得”也。沥海地势的形成，就是因为海沙沿西岑山延伸而得，故称“延得”，有德者居之，是谓“延德”。所以居住在延德乡之人，都是有福分的。

古代寺院碑记的留存，一来保存了文物，二来保存了历史。从明代嘉靖年间《临山卫志》收录的《普济寺碑记》，直接把沥海历史从明初向上追溯，自元而宋、而五代后晋，文化传承自晚唐，而地域形成自然更早，可以上推至汉秦。

临山卫由一卫二所组成，一卫是临山卫，二所是三山所、沥海所。临山卫距三山所、沥海所各六十里，一卫领二所，二所护一卫，形如三角，互相照应，形势极佳。

所以《临山卫志》在描述《形胜》时说：“沥海所，界分虞、会，流合江、海。自夏盖而西迤逦之，长余三十里。环西汇而东，包络之富，近六七都。龙凤相朝，远引曹娥之势。潮汐继至，古遗天堑之雄。观风君子，弗徒以封疆之小而忽之也。”

“龙凤相朝”的“龙”是指水，沥海具有江、海、湖、河四条龙，“凤”是山，对面是称山，东面是夏盖山，北面是海大山，西面是马鞍山，这是四只凤。近处还有两凤，东边是纂风双峰，西边是西岑独立。

“形胜”，是指地形险要，极具优势，超乎寻常。所以古老智慧的《周易》说：“王公设险，以固其国。”治国既要修德，也要守险，德事武备，不可偏废。

因此《临山卫志》点题说：“况卫所之设，所以控制乎外夷。而形胜之美，又将凭恃以保国。所贵乎有民社之寄者，以德为上，而以险次之矣。”
所以沥海这一片神奇的地方，具有天然馈赠所遗的“天堑之雄”。观察风水的术数家君子，不要以为这个地方小而忽视之。

设立卫所，可以控制外夷入侵，而“形胜之美”，又可以凭恃以保卫国家。因此明初方国珍侄子随信国公汤和考察建设卫所的地形，就一眼选中了三面负海的沥海。

普济寺碑记

而在晚唐陷入五代动荡时期，就有二位道行高峻的僧人，游历山川，观沥海四面江湖海汇，为保沥海一方平安，遂在此建“普济寺” “为之镇防”，“以保国而利民”。

时在五代石敬瑭称帝的后晋天福（936－944）年间。“天福”年号，清代为违顺治皇帝“福临”名讳，《临山卫志》在清代重版时，改为“天神”。犹如明代“弘治”年号，为避清乾隆皇帝“弘历”名讳，清代改为“宏治”类似。

据《普济寺碑记》记载：“越之会稽延德，有讲寺曰‘普济’。实五代石晋天神中，法师宁公、靖公之所建。二公道行高峻，超越一时。初从温江（温州）卓锡于兹。而其地左滨巨湖（夏盖湖），右襟西汇（蛏江、后海交汇于西）。前带长江（百沥江），而后大海（杭州湾）。湖汶奔荡，浮动莫测。二公者，盖将为之镇防，以保国而利民也。”

“温江”，指温州。唐始置温州，遂名永嘉江为温江，明又名瓯江。

自此以后，代有硕德主持寺院，率领僧众修行。比如宋代的化翁费讲师，以及明朝有名的尊宿，如僧录司南洲溥洽公、右善世心源法师净公，“皆由此而登翊（辅佐）列圣，以化遵群贤类。”

僧录司，是统管全国佛教事务的中央官署，相当于现在的全国佛教协会。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立。

佛教传自大秦（又名天竺、印度），初名“景教”，在唐贞观九年（635）至长安。据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看星象）而载真经，望风律（观风气）以驰艰险。贞观九祀（635年），至于长安。帝（唐太宗）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即允许景教在中国传播。

唐初传中国的佛教为“小乘”，后来又传入“大乘”。小乘以修成升天阿罗汉为究竟，大乘则更进一步，修成菩萨、修成佛。

“景”，是光明、照耀之意，称为“景教”，就是向太阳学习，敬天尊祖，和睦向善，扩充内心的光明，进入光明清净境界，名为阿罗汉。修成正果之后，超脱世间烦恼，成为了自己真正的主人，所以又称“真主”。道家则称为“真人”。其实“景教”是指凡人修成真主，不是天上有个真主来救凡人。是自度，不是他度。

一听“真主”，就让人想到回教，现称伊斯兰教。是的，回教的源头是景教，即小乘佛教，又称藏传佛教。回教寺院坐西向东，即是迎接东方太阳，生生不息的气机。修道就是向天道学习。

唐太宗博学多才，诏问景僧阿罗本，问了各种教义与修道问题，认为是正教，有助于教化。通过三年考察，才决定予以修大秦寺，进行宗教中国化管理。

在贞观十有二年（638）秋七月，唐太宗颁发允许传播景教的诏书。“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象，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所司”，即管理宗教部门。在京城长安义宁坊建造“大秦寺”一所，让大秦来的景僧修行居住，并发度牒剃度僧人二十一人，出家随景僧学法修行。

唐太宗是英明之主，景教中国化的特点之一，就是辅助中国教化，在寺壁绘画唐太宗征战沙场、平定天下的画像，让寺院成为宣传国家爱国主义的基地，让僧人成为维护国家安定的护法。

据碑文记载：唐太宗“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

所以中国的佛教、回教，自唐代传入中国之后，就与中国文化、政治进行融合，成为中国民间辅助教育的一部分，都是爱国、维护国家安定的。

如佛教提倡：“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四重恩，第一重是“父母恩”，第二重是“国土恩”，第三重是“上师恩”，第四重是“众生恩”。父母生我，国土护我。上师教我，众生助我。四重恩重，不可不报。“上师”，是指品德高尚的老师。

所以中国的传统宗教都是爱国爱民的，以慈悲为怀，济世利人。而分裂国家、煽动暴乱的宗教，则属于邪教。危害社会，害人害己。邪教，是以宗教作包装的邪恶组织。“听其言，观其行。”很容易识别。

唐代是道教、佛教、儒教三教共同发展时期，所以才形成唐朝的文化盛大气象，唐诗、书法、绘画等文化、艺术，都得到极大的发展。就在于心胸的开阔，文化境界的提升，与三教向天道学习的心境是分不开的。

唐代管理佛教（景教）的部门，初称“左右街僧录”，隶属左右街功德使。主要职能为僧籍管理、度牒发放、寺院住持选拔，及僧人戒律约束等事务。始设于唐代元和初年（806）。

僧录司，在宋代隶属鸿胪寺。南宋后，废鸿胪寺，归入尚书祠部。明代归礼部统辖。

僧录司主官有正印、副印，下设左右善世（正六品）、阐教（从六品）、讲经（正八品）、觉义（从八品）等职。地方设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分级管理。

因此，碑记中所称的“尊宿”，“若僧录司、善司，南洲洽公，心源净公。”皆是明代高僧。

尤其是南洲洽公，法名溥洽（1346—1426），字南洲，晚号“迂叟”，又称“一雨翁”，俗姓陆，山阴人（一说杭州）。少读书，工诗文，以儒生出家于普济寺出家，研习佛经，戒定生慧，得临济宗禅门心法。

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太祖召为僧录司右讲经。建文帝接位，升主录司正印。

靖难之役，永乐帝登位，因传言知晓建文帝出逃下落，溥洽被以他罪囚禁。永乐十六年（1418），帝师姚广孝临终，永乐帝前往慰问，询有何心愿？姚广孝恳求帝释放溥洽，遂获释。明仁宗登位，复僧录司职。后以年老，乞居南京报恩寺。

溥洽法师平生诗作，有《雨轩集》传世，心境超脱，与众不同。如随机应对皇上出题的一首诗，题为《应制题江东桥》：

西出都门见石桥，虎城千雉共岧峣。

浮鼋晓渡江流稳，役鹊晴瞻汉影遥。

华表月明清露湿，栏干日近彩云飘。

四方车骑多如雨，举目应思答圣朝。

全诗情景交融，气象非凡，不愧为明代诗僧。

溥洽法师一生，经历明太祖、建文帝、永乐帝、明仁宗四朝，世寿八十一岁。道行之高，德位之尊，辅国之忠，史所罕见。

如果没有《临山卫志》记载，沥海普济寺高僧溥洽的事迹，将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而心源净公，法名圆净，字心源。也是朝廷僧官，是僧录司下一级的右善世司。圆净法师博览佛经，好学深思。于宣德六年（1431），编成《教乘法数》四十卷，成为与《诸乘法数》、《大明三藏法数》齐名的明代三大佛教辞典。

沥海普济寺能出如此不世高僧，实在是地灵人杰，非同凡响。

到了明英宗时，普济寺已是左阐古林荣公任住持。荣公，字古林，是溥洽之孙，净公入室高弟，任僧录司左阐教之职，官衔从六品。

荣公以普济寺虽然殿全，但岁久倾塌，亟需修缮。遂拿出所藏皇家赏赐财物，如“彩赠、白金，并衣资之具。鸠工聚财，重加修饰。佛殿、观音殿、山门，圣像、供器。”凡是寺院法事所有应具备的，无不修理、装饰、购置完好。

普济寺方才修好，而明英宗重登宝位，真是可喜的巧合！住持荣公为僧官，即向皇上敬献祝贺，并汇报普济寺新修情况。明英宗早知普济寺洽公、净公的事迹，现在再加上荣公，三代护法，与国有功焉。明英宗欣喜，遂亲笔题写“普济寺”以赐，真是难得的荣耀。

荣公与其徒弘贤欲立美石以纪其事，“特勒之坚珉，以移圣恩于无穷”，于是遂请饱学之士作《普济寺碑记》。

《碑记》说，佛是大英雄，佛教是“大雄寺之教”，以“诸善莫作，众善奉行”为教，虽然看似“主于空寂”，但在无形之中，有助于国家治理。“而阴翊（辅佐）皇度，以济群品。故上自王公，下及庶民，皆知崇奉而敬之，其道传矣。”

至于殿堂、佛像的建设，虽说成败、废兴由于气数，然未有不凭借人力而能办成的。“斯寺远在东浙千里之外，一旦昭闻于上，而今书大榜，光被遐迩，岂惟山川草木沾沐华彩，教门亦有光焉。诸刹以为增重矣。”然则荣公的功德与皇上之敕赐，不可以不记也。

而如殿堂众室之可观，鼓钟梵呗之嘹亮，“以报称乎上者，有不待书也。寺额之赐，天顺改元（1457）十月四日。记之作则，明年（1458）正月望日也。”

沥海所是一个军政合一的治所，记载明代的沥海志，尽在《临山卫志》中。《普济寺碑记》载于《临山卫志·艺文》之首，可见其价值与重要性。

志书分门别类，在各类别前加小引一篇以点题。虽为小引，言简意赅，含意颇深，且文辞优美，每一篇都是精品。

如《艺文》小引称：“夫文者，德之华，治之章也。故观其文，而可著其德，颂其文，而可征其治。礼固有然，无足怪者。会稽山川之秀，毓为人文。是以乡邦贤士，经历名流。或发为声歌，或著为传记，虽不能据拟雅颂之体，典谟之作。而随意所发，郁郁彬彬传一乡，可以占美德而征盛治焉。是亦山川钟秀之所在，而不容泯者也。”

自明代至民国，普济寺中留存的古迹、文物、故事有不少，试录如下：

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

最有名的是普济寺“古镜”，据万历《新修上虞县志·古迹志》记载：

“古镜，在普济寺，又名‘空浦寺’。在井底，大径二尺，用以镇压其地。弘治间（1488－1505），朝廷闻而来取，僧洽南赍（jī，持）以赴阙（宫廷），奏其所以，留数月，复还。镜背有诗，篆书云：‘三面鲸涛地欲浮，巍然一刹镇中流。龙君守护金麟殿，涨起沙堤古岸头。’”

普济寺，又名“九浦寺”。弘治年间，即明孝宗时。“僧洽南”，大概是指南州洽公。洽公是明初人，不是弘治年间人，《万历志》搞错了。

《万历志》记载的诗中，也有三个字与《临山卫志·古迹·沥海所》有异。《临山卫志》作于嘉靖年间，早于《万历志》，用字相当精妙！

临山卫志·古迹·沥海所

如第一句为“三面擎涛地欲浮”，涛是“擎涛”，浪涛如用手擎起来，生动。改成“鲸涛”，强调了巨大，但失去了动态的活泼感。

“三面擎涛”，是表达沥海的地理，三面环江海。地似浮在水中，“地欲浮”。

第二句是“巍然一刹镇东流”，也是写实，纂风潮、钱塘潮是由西向东奔涌而流的，所以“巍然一刹”的普济寺在西汇嘴是“镇东流”。《万历志》作“镇中流”，又改差了。

再看第三句，“龙君守护金銮殿”，“金銮殿”既指佛寺，又指皇宫，指请龙君护教、护国。《万历志》改成“金麟殿”，变成龙宫了，龙王守龙宫，就没味道了。

第四句，没错，是“涨起沙堤古岸头”，就是请龙君不要冲垮堤塘，涨起的海沙就请堆在堤外、古岸头，成为不断蔓延的沙地，可为百姓用来晒盐、耕种。

所以这一面直径两尺、在背面用篆体刻有这一首诗的古铜镜，就放在西岑山的古井里。《周易》云：“山泽通气”，山泉与海相通，这一首高僧在定境中写的七言诗，等于是给龙王写了一封信，通知龙君我在此寺修行，天龙八部，皆为护法，请龙君多积功德，莫伤害百姓！

因此才有明孝宗登基之后，听说沥海普济寺一面神奇的古镜，可以镇服龙王，竟有如此之妙！遂在弘治年间，明孝宗谴人来取，住持僧从古井取出，包裹古镜，怀持而往。进京登殿，向皇上奏明所以神奇之故。明孝宗款留僧人数月，复还镜赐物使归。期间或许尝数问佛法。

如何知道古井是在山上？据《临山卫志·古迹》记载：“沥海所，本所原建普胜庵、祝延圣寿，附城会稽县三十三都地。方敕赐‘普济’，合（洽）南师所出。本山有镜井、勒碑，遗有钟鼓、藏经。”

“本山有镜井”，即沥海所有山，山中有镜井。普济寺在西汇嘴，西汇嘴即由西岑山与海交汇而得名。

《绍兴府志》沥海所截图

观明万历《绍兴府志》沥海所图，普济寺与西岑山之间，有黄家堰巡司。黄家堰巡司，原在黄家堰，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建沥海所，才从黄家堰迁移至西汇嘴。

故可知后晋至明初，西岑与普济寺为一体，西岑是普济寺的西山，西山天然古井的甘泉，是普济寺僧众的生活饮水。

据《沥海所志稿》记载：“普济寺九龙石，石高约二尺余，凹突天然，殆非人工所制。相传唐代遗物，现存该寺天井。即阮氏序思校中。”

“寺前序思国民校，系阮姓私立。将原有普济寺产改拨校中，作经常之款。成立于民国七年（1918）。”

沥海普济寺的创建，比纂风镇的纂风寺还早建十多年。明代普济寺数位名僧的风云故事，康熙《会稽县志》亦未有记载。于今多方收集有关普济寺的诗文、古迹、故事，亦足以动人耳目，兴到沥海一游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