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松夏志》卷八（书院）
嵩城八百年前的潘氏四贤祠堂
崧厦，古名“嵩城”，以东晋内史袁崧临危授命，在上虞沿海修城御寇而得名。因此，嵩城是上虞最为古老的石城。
中国古代的祠堂，是祭祀祖先的纪念堂，缅怀感恩，承先启后，具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教育作用。因此潘履孙作《潘氏四贤祠堂记》说：“潘氏四贤祠堂者，乃潘氏先人微有学行，子孙祀之以自厉者也。”
“微有学行”，学问、行为稍微出众，此为自谦之辞。“自厉”，指自律谨严，不改放纵。律己以正，则无大过。
嵩城之南的潘氏四贤祠堂，为潘氏三世孙履孙所建。四贤，是潘氏三代的四位先贤，第一位是履孙曾叔祖默成先生（潘良贵），第二位是祖父月林先生（潘畤），一位是伯父端叔先生（潘友端），一位是父亲恭叔先生（潘友恭）。
祠堂的规格是正堂三间，左右两侧舍，共计五间。屋高十六尺（五米），纵深二十八尺（九米），横宽三十六尺（十二米）。两侧舍如正堂之双翼。地基砻以石块，壁宇砌以青砖，窗户、大门、楹柱、门槛，整体具备。四周缭以围墙，围墙南面建有墙门。两舍为祭神厨房、斋堂、住宿之所。
嵩城潘氏迁自五夫。之前，潘履孙祖父月林先生创置“月林书院”于五夫凤山之左，书院旁设立曾叔祖默成先生祠堂，是为尊崇、报答其教导、养育之德。
不幸秦桧为排击异己，兴起“私创书院，树立伪党”的政治迫害，或拘或禁，一时风声鹤唳。而友端、友恭、履孙三人，皆朱熹学生，有人善意劝告说：“当晦避以杜不测之祸。”时任临安县知县的潘升孙风声先闻，遂率领全家，扶老携幼，从五夫避居海边赵村。因海患，复迁嵩城。匆忙迁徙，草创居所，蹇于形势，而祠堂不能修举，已十多年了。
伪学禁锢渐解，在宋嘉定七年（1214）秋，才迁祠堂于居所之南（今潘韩村）。当中一间设神龛，立宋故中书舍人、左史默成先生神位。东边一间设神龛，立宋故显谟阁学士、尚书左司郎中月林先生神位。西边一间设二神龛，一立宋故宣教郎、太学博士端叔先生神位，一立宋故奉议郎、江淮宣抚司干官恭叔先生神位。
拨田五十亩为祠产，收成充为祭祀之用。在四至（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朔（初一）望（十五）之时，潘氏主人以时参谒祭拜，逢吉事凶（丧）事、出行归来，必告宗祠。
潘履孙说：“然此乃穷乡俗士祠，用以激劝及于后人，非谓天下乡国之善者也。”“穷乡”，指南宋初期崧厦还人烟稀少。“俗士”，是潘履孙自谦之辞，他是朱熹学生，七岁时就令朱熹感到惊异。
那么，潘氏祖孙四人，自名为“贤”，人有疑惑，贤在何处？于是潘履孙就一一解释说：
“今姑撮其大略者言之，先师朱子（朱熹）谓曾叔祖（潘良贵）：“刚大正直，清苦贫约，百世之下，幸有如公之清明直谅，确然无欲者也。”大父（潘畤）德学实践，湖清海谧，百辟刑之。伯父（潘友端）先从南轩张先生，学已有得。后与先君（潘友恭）俱从朱子，不以弟子列处之（亦师亦友）。及观朱子疏举（作疏荐举）先君（潘友恭），有曰：‘存心恳切，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称，处事有廉静之节。’先师岂诳君阿私所好者哉！即其参考书疏讲学，皆可见矣，此吾父兄弟所以并进于祠也。”
潘氏四贤，皆得到朱熹的高度评价。由此可见，祖孙三代四人皆贤，德能兼具，一脉相承，世所罕见。宋高宗特敕“清潘”诰文，载在《潘默成公文集》，可见古今皆崇尚清廉之风。
朱熹因为职务迁升，自己的原位空缺，宋孝宗让他荐人替代，朱熹举贤不避亲，就推荐了自己的学生潘友恭。对友恭的评价是：“存心诚恳真切，大道天理精深。居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处事清廉，立身静定。”即是言行合一，出处有节，是一位从理论到实践可以证实的人才。
嵩城潘氏始祖潘友恭被理学大家朱熹如此推重，有人会有疑问：“潘友恭真有这么好嘛？是朱熹有私心为自己学生吹，是你有私亲为自己父亲吹吧？”
潘履孙说：“我先师岂是诳惑君王、阿私所好（偏爱学生）者哉！即其参考书、疏、讲学，皆可见矣。”言下之意，是否有偏爱偏心，可以从多方面都查证、审核、考察，朱熹是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这一篇宋文，极有史料与文化价值，文章叙述精炼，论证严密，文理兼备，是朱子学生的才学体现。
最后，潘履孙总结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一篇文章？这是作为后辈、学者的责任与义务。如果不把潘氏起于寒门，立志报国，历经艰难的事迹讲明，让后人知道前人如何修身进德的故事，那么后代一无所知，无从感动效法，那先贤的家风就会随之凋弊。所以我要记录下来。
原文：“吾等后生苟有务于学者，不复于此有所讲明，以知前修，则无所感发视效，几何不至于风俗凋弊而贻羞先人哉！今为祠堂，以略述往行如此。一二子孙，果有得于观感之际，必将念神明之在上，惕然而有所兴起矣！书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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