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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僵尸般服从的葡萄牙海盗团军事情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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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酥会正本篇

耶稣会——僵尸般服从的葡萄牙海盗团军事情报组织

小鲸

序:被神化的“文化使者”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耶稣会曾被视为“西学东渐”的桥梁,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名字被写入教科书,成为“中西友好交流”的象征。然而,历史的真相远比教科书复杂。


学者何新曾尖锐指出:耶稣会“实际是教外别传、有军事政治功能的异端军事情报的神秘组织”,中国学术界对此存在巨大盲点。这个被称为“僵尸般服从”的组织,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它与葡萄牙海盗的崛起有何关联?它对明清中国造成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本文以《耶稣会简史》序文为引,综合多方史料,力图还原耶稣会的真实面目,以警世人。


一、“僵尸般服从”:耶稣会的军事化本质


耶稣会亦称“耶稣连队”,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初创于巴黎,1540年获教宗保罗三世正式批准。其产生的背景是回应16世纪欧洲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会为对抗宗教改革而设立的反击力量。


作为一种新型修会,耶稣会的组织形式从一开始就仿效了军事组织模式:纪律森严、机构严密、绝对服从。其会士须发“绝财、绝色、绝意、绝对效忠教宗”四愿,必须做到“绝对服从”——时人称之为“僵尸般服从”。他们强调为“愈显主荣”而战斗,故曾有梵蒂冈“黑衣卫队”之称。


这种“僵尸般服从”的训练,以罗耀拉制定的《神操训练》为理论基础,包括如何使会士达到“信仰的热忱、思想的虔敬、想像的升华”,自觉遵守信仰汇报、忏悔、谦卑、祈祷等守则。这是一种彻底的人格改造与思想控制——正如君前论所言,“摄魂术”也。


二、耶稣会与葡萄牙海盗的一体两面


2.1 沙勿略:耶稣会“远东开教”的急先锋


1540年耶稣会正式获准成立的第二年(1541),罗耀拉的首批七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即启程前往印度传教,于1542年抵达葡萄牙殖民据点果阿。此后,他转至马六甲、日本,最终于1552年病逝于中国广东上川岛。


沙勿略的足迹,清晰地勾勒出耶稣会的扩张路线:紧随葡萄牙殖民者的船队。果阿是葡萄牙在东方的大本营,马六甲是控制南洋贸易的要冲,日本是新兴的贸易市场——耶稣会士每到一处,葡萄牙商船和火炮必然先到或同至。


2.2 “助剿海盗得赐澳门”的伪史


葡萄牙人为了永久占据澳门,在耶稣会士的积极参与下,制造了“助剿海盗得赐澳门”之说,声称有“金札”(金叶表文)为证。


然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考证:1621年,澳门议事会本身即否认存在此“金札”。议事会在答复圣保禄学院院长马多士时明确指出:


“事实上,中国皇帝才是整个中国领土的真正主人,就连我们留寓的这块土地都是中国皇帝的。所谓中国皇帝将这块土地送给葡萄牙人的金叶表文(Chapa,又称‘金札’),其实并不存在。”


有趣的是,第一个提出“助剿海盗得赐澳门”之说的,正是耶稣会士马多士;第一个肯定存在相关“金札”的,也是他。但马多士既未指出海盗姓名,也未说明助剿时间地点,更未出示金札内容——完全是凭空捏造。


这就是耶稣会的“情报工作”本色:为了殖民利益,不惜编造历史。


2.3 大炮台:耶稣会参与军事要塞的铁证


在澳门,耶稣会不仅是传教组织,更是军事要塞的建造者。


据澳门政府文献记载,大炮台位于澳门半岛中心的柿山上,16世纪葡萄牙人营建澳门“天主城”时,耶稣会即参与了炮台的建造。1568年,维加船长组织建造土城墙防卫海盗,耶稣会亦参与其中。


1601年荷兰人开始侵扰澳门后,耶稣会士在山岗上建造堡垒。1617年,他们根据罗神父和在非洲、印度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卡拉斯科军官的图纸,动工建造大炮台。1622年荷兰人进攻澳门时,正是罗神父从大炮台上施放两次猛烈炮火击退入侵者。


这哪里是单纯的“传教士”?这是亲自操炮作战的军人!


三、耶稣会士的双重身份:学者与间谍


3.1 以学识为敲门砖


耶稣会为使其成员能有效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特别注意知识培养,培训往往长达15年之久,会士必须系统学习语言、文学、哲学、神学、法学、政治、医学及自然科学知识。因此,耶稣会士多有极好的知识积累,许多人成为著名学者。


利玛窦正是利用这种学识,穿儒服、习汉语、结交士大夫,成功进入北京并获万历皇帝接见。他绘制《坤舆万国全图》、翻译《几何原本》,将西方科学引入中国,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然而,学术交流的背后是什么?


3.2 地图绘制与情报收集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固然开阔了中国人眼界,但也要看到:精确的地图,从来都是军事行动的前提。


更值得警惕的是康熙年间的全国测绘。1708年,康熙帝诏令开启测绘《皇舆全览图》,参加测绘的主要是法国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这是中国第一幅采用现代经纬网和投影法的全国地图,在当时领先世界。


然而,这些耶稣会士在为清朝绘制地图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山川地形、城镇关隘、边防要地的精确数据传回欧洲。正如研究者指出:“他们需要为欧洲提供中国的天文气象观测、地图测绘、动植物考察以及中国的国体政情报告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详细资料。”


从此,中国地理对欧洲再无秘密。


3.3 南怀仁与戴梓案:废清朝军工体系


最触目惊心的,是耶稣会士南怀仁对清朝军工体系的破坏。


据学者何新考证,清初火器专家戴梓发明了可连续发射28发子弹的“连珠火铳”(机关枪雏形),还制造了“威远将军炮”(榴弹炮),在平定噶尔丹的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


然而,南怀仁因与戴梓“论不合”,心生嫉恨,与张献忠养子陈弘勋勾结,诬陷戴梓“私通东洋”。戴梓被流放关外,清朝火器技术从此衰落。


150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发现戴梓一百多年前制作的连珠枪和大炮,技术仍未过时。这批武器被运回英法,很可能成为后来欧洲火器改进的原型。


一个南怀仁,废掉了中国领先世界的军工体系——这是单纯的“传教士”能做的事吗?


四、从“滑”到“摄魂”:耶稣会的四百年渗透史


君前论“滑”字:“滑”者,如水无声之渗透、淹没也。耶稣会的历史,正是“滑夏”的典型:


16世纪:紧随葡萄牙殖民者,以传教为名进入印度、马六甲、日本、中国


17世纪:参与澳门军事建设,编造“金札”伪史,渗透钦天监


18世纪:主持全国地理测绘,掌握中国山川形势


19-20世纪:开办大学,培养精英,影响中国现代教育


每一步都如“滑”字所喻——无声无息,渗透进心脏,控制大脑,最终摄魂夺魄。


何新先生近年明确指出:“耶稣会是特务组织没错,受命来华卧底,目标是为deepstate对华进行宗教殖民和帝国殖民化服务。”


五、警世:四百年“滑夏”的当代启示


回顾这段历史,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核心技术不可轻授。 佛郎机炮本是郑和宝船上的大明舰炮,被葡萄牙人窃取后反用于对付中国。戴梓的连珠枪被南怀仁废掉,百年后反成英法联军的战利品。


第二,情报战从未停止。 耶稣会士以学术为掩护,绘制地图、结交权贵、渗透钦天监、把持历法——今天的基金会、NGO、学术交流,何尝没有类似的风险?


第三,文化自信是根本之防。 耶稣会“以耶附儒”的策略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当时一部分士大夫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盲目崇洋。今天我们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摄魂”——西式数据喂养、西式思维框架、西式价值标准。


第四,认清本质,但不盲目排外。 何新先生近年也提醒:“耶稣会士入华以后的交流是双向的,有取也有予,是一种知识技术交换。满清文化的隔离政策阻碍了西学和技术的东渐,这也是事实。”我们要做的,是认清本质、保持清醒、为我所用。


结语:还耶稣会以本来面目


耶稣会的历史,不是单纯的“传教史”,而是军事组织、情报机构、殖民先锋的三位一体。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固然有其学术贡献,但他们的活动始终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标:为欧洲殖民扩张铺路,为天主教征服世界服务。


今天,当我们重读《耶稣会简史》,不应再停留在“文化交流”的浅层叙事,而应当:


看到“僵尸般服从”背后的军事化本质


看到“助剿海盗得赐澳门”伪史的殖民野心


看到戴梓案的军工悲剧


看到全国地理测绘的情报后果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愿此文能唤醒更多人的警觉:四百年“滑夏”,至今仍在以不同形式上演。唯有保持清醒、坚守根本,才能不被“摄魂”,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佛郎机炮出大明,反噬中华四百秋。


耶稣连队称僵尸,绝对服从似鬼幽。


助剿海盗伪金札,测绘山川情报流。


南怀仁废戴梓案,军工从此落人后。


以耶附儒巧渗透,以学为谍暗中谋。


滑夏无声如浸水,摄魂夺魄不知愁。


今日重读此段史,警醒世人莫昏头。


核心技术须自主,文化自信是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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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酥会简史》


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基督教与中国思想文化的交流历史上,耶稣会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广远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对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历史及其来华传教士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推出了众多学术成果。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著名传教士亦已成为中国社会中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但与耶稣会在华传教史的研究相对照,我国学术界对耶稣会整个历史的研究却颇显不够,鲜有相关的研究专著或较好的译著问世。而要透彻了解耶稣会来华传教史、弄清其“远东开教”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则必须对耶稣会的历史发展沿革有一整体把握和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


耶稣会亦称“耶稣连队”,为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初创于巴黎,1540年获教宗保罗三世正式批准而成立。其产生的背景乃回应16世纪欧洲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即天主教会本身为反对这一宗教改革运动而设立。1534年,罗耀拉与彼得·法贝尔、方济各·沙勿略、迭戈·莱内斯、阿尔方斯·萨尔梅隆、西蒙·罗德里格斯和尼古拉斯·博瓦迪利亚共七人在巴黎发愿,构成耶稣会的雏形。随后,罗耀拉向教宗提出建立新修会的请求。这一请求于1540年9月27日获准,1541年4月,罗耀拉当选为耶稣会的首任总会长。


作为一种新型的修会,耶稣会的组织形式最初仿效了军事组织模式,纪律森严、机构严密,其会士须发“绝财、绝色、绝意、绝对效忠教宗”这四愿,必须做到“绝对服从”,强调为“愈显主荣”而战斗,故曾有梵蒂冈的“黑衣卫队”之称,其会士的灵修生活以罗耀拉制定的《神操训练》为理论基础,这种训练包括如何使会士达到“信仰的热忱、思想的虔敬、想像的升华”,自觉遵守信仰汇报、以及忏悔、谦卑、祈祷、劝告等守则。耶稣会为使其成员能有效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特别注意会士的知识培养,这种培训往往长达15年之久,会士必须长期、系统地学习各种语言、文学、哲学、神学、法学、政治、医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通过严格的考试。因此,耶稣会士大多有着极好的知识积累和渊博的学问,其中许多人亦成为了著名的学者。以这种独特的灵修和知识训练,耶稣会士在近代欧洲宗教生活中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不少耶稣会士担任过欧洲国家封建王侯的灵修指导,甚至曾为一些教宗的灵修服务,在欧洲王官和罗马教廷影响深远。


不同于传统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取消了修院制度和统一着装的规定,以便更容易融入现实社会生活。因此,其修会的宗教活动不是“遁世”而乃“入世”,与社会发展保持紧密接触和联系,甚至关注并参与现实政治,对之施加影响。以其灵修和学识上的优势,耶稣会非常注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校和从事各种研究,促进欧洲出版事业和学术文化交流。这样,耶稣会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尤其在社会知识文化界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其他修会。


耶稣会成立后的一大使命,即积极参与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其重点是向亚洲和美洲传教。罗耀拉创立耶稣会时首批发愿入会的七人之一那瓦拉人方济各·沙勿略,即为其亚洲传教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耶稣会正式获准成立的第二年(1541)即启程前往印度传教,于1542年在印度果阿等地建立其传教据点。1547年底,沙勿略在马六甲认识了日本人池端弥次郎并使之皈依天主教。随后,沙勿略于1549年8月入日本传教,足迹达鹿儿岛、平户、下关、山口、丰后等地。在日本传教期间,他认识到日本流行的儒学、佛教等宗教和哲学多来自中国,日本文化、风俗和习惯亦基本上与中国相关联。为此,他决定赴中国传教,于1551年抵中国广东上川岛,但因无法入内地而返回印度果阿。1552年8月,沙勿略乘“圣十字号”船再至上川岛,在岛上建一小圣堂为礼拜之用,但因明朝海禁甚严,沙勿略无法入中国大陆传教,于1552年12月3日病逝于上川岛,成为死在中国的第一位耶稣会士。因此,沙勿略被天主教会尊为“东洋传教宗徒”、“远东开教元勋”。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入肇庆传教,获准在此驻居,此即耶稣会士定居中国传教之始。


此外,耶稣会士于1586年到刚果,1607年抵马达加斯加,1610年入巴拉圭并建立起约160年(1610一1768)之久的神权国家,1615年又到越南传教。这样,耶稣会亦发展成为影响广远的天主教传教修会。耶稣会的活动曾在天主教会内外引起争议,因其过多卷入政治而受到世俗政权的抵制,并在18世纪被一些欧洲国家所取缔。在内外压力下,教宗克雷芒十四世于1773年7月21日发表通谕解散耶稣会,其成员仅在俄国、神圣罗马帝国部分地区维持了其存在。但在支持耶稣会的教会内外人士要求下,教宗庇护七世于1814年8月7日发表谕旨,宣布重建耶稣会,恢复其组织及活动。


耶稣会在现代已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组织,它乃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修会,在112个国家拥有83个会省或副会省,每省设有分会长,会省联合为12个传教区(参赞区),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北美、中美、南美、非洲、印度、东亚和斯拉夫诸国。目前全世界约有耶稣会士2.6万人,其会士分为神父、修士和助理修士三种神品,从神父中选出耶稣会各级会长直至总会长。总会长为终身制,因其常驻罗马、对各地会士拥有绝对权威而被人视为“黑衣教宗”,现任总会长为荷兰人柯文巴赫(1928- ),于1983年9月13日当选。


关于耶稣会历史的研究,西方学术界的著述已浩如烟海,而中国学者的成果却暂付阙如。为了弥补这一空缺,我们将德国学者彼得·克劳斯·哈特曼的新著《耶稣会简史》收入《基督教文化丛书》,供大家参考。哈特曼生于1940年,是研究世界近代史的专家。他于1971年至1981年在法国巴黎担任德意志历史研究所当代史主任,1982年至1988年任德国帕骚大学历史学教授,1988年至今任德国美因兹大学通史和近代史系教授。其主要著作包括《南美的耶稣会国》(1994)、《近代法兰西国王和皇帝》(1994)、《法兰西史》(1999)等。他的《耶稣会简史》于2001年12月由德国C.H.贝克出版社出版,是该出版社新近推出的知识系列之一,这部著作以简练的文笔深入浅出地描述了耶稣会的发展历史,并以其文化发展及影响为重点。全书构思严谨、资料丰富,行文流畅、引人入胜。其中文译本由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谷裕博士完成,译文准确生动、可读性强。这部著作得以翻译出版,亦承蒙北京语言文化中心梅谦立先生帮助解决版权问题和宗教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对这一切帮助和努力,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卓新平


2002年11月2日于望京德君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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