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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偷税漏税引发的亡国之危
甲申之变的挽歌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残冬的寒气依然不肯退去，凛冽而顽强地抵触着春季的到来。就在这地球气象史上著名的小冰河末期，东亚盛极一时的明王朝也在苟延残喘中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
自西北发迹，历经无数挫败后一举扭转颓势，夺取战略主动权的“闯王”李自成，统帅麾下数十万大军，自西安出潼关，渡黄河，占山西，越太行，扫河北，终于兵临北京城下。
而在寂寥萧瑟的皇宫内殿，尽管才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却已是须发灰白，面容憔悴，唯一伴随左右的太监王承恩已连续敲响几轮警示勤王的大钟，然而平日里那些朝堂之上慷慨激昂、据理陈词的“东林党”大臣们，此刻却无一人出现。
兵无斗志，众臣散去。临阵倒戈的守城臣子打开城门，农民起义军长驱直入。听到越来越近的人马喧嚣，明白大势已去的崇祯皇帝默然走出宫殿，走向紫禁城北的煤山，走向那一棵代表命运终点的歪脖子老槐树......
崇祯皇帝自缢殉国，他的遗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熟悉天启朝国事的太监们叹到：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
而“东林党”文官的评价是：独夫授首，何足道哉！
可惜啊，勤勉敬奉的崇祯皇帝至死才看清，延续国祚276年的大明王朝走向灭亡，与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官商利益集团贪婪鲸吞税收之利，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东林党“偷税漏税”的真面目
皇权至上的政体，本来确保着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执行，即皇帝本人为了维持“家天下”的健康运转，所希望贯彻实施的任何措施，理论上都应该能得到官僚机构的无条件执行。
可是，事实上，一个围绕经济政策执行的“奇怪现象”，在明朝后期愈演愈烈，以至于名义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对此也徒叹奈何。
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
“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随着明代后期私有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失去了农田的农民不断转换为手工商业者，在战乱较少波及、自然环境优越的江南地区，工商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其利益的增速也远超传统农业，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与时俱进，万历初期首辅张居正的改革重在税收，力图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的重点，从征收农业税向征收工商业税转移。如此，不仅能够及时扩增国家发展所需的财政收入，也能更好地减轻农民负担，推动社会向更为先进的经济结构迈进。
东林书院——“东林党”的精神胜地
然而，这样利于国家未来发展的改革举措，无疑触动了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以江南地区士绅阶层为主体的“东林党”政治团体开始形成，无论套用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最重要的目的一直很明确：废除以征收工商业赋税为主的征税制度！
张居正一死，他们就积极着手废除税收制度。
成年亲政的万历皇帝，虽然同样对张居正心有不满，但颇具政治眼光的他深深明白，时代已经变化，如果继续征收收益微薄的农业税，不但不足以应对国家各项巨量开支，而且会将广大农民推向生存的绝境，最终动摇统治的根基。
农业税收入不敷出，官僚机构百般阻挠，万历皇帝只好依赖身边的太监，作为“矿监税使”前往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征税，不出意外，此举立即招致文官集团极力反对和阻挠。
“东林党人”高攀龙《上罢商税揭》：“矿税流祸四海”；
“东林党人”李三才《请停矿税疏》：“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
“东林党人”叶向高《请止抗税疏》、《再请止矿税疏》......
同时，煽动工商业从业者暴力抗税，打伤、打死税使太监及税收人员的事件层出不穷，当万历皇帝追究时，又遭到朝廷内“东林党”文官集团的奏疏劝阻。
屡遭挫败的皇帝心灰意冷，选择了多年不上朝与文官集团的“冷战”妥协，而矿税征收终被废止，其他商税税额也大幅降低。
纵使如此，有限征收的工商业赋税也极大缓解了万历时期国家财政的燃眉之急，包括抗倭援朝在内的“万历三大役”、辽东地区对女真势力的压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万历朝落下帷幕之际，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人终于压制其他党派，成功把持泰昌一朝的朝政，他们马上推动废除几乎全部名目的工商业税收。
魏忠贤的暴力征税
江南地区发达的工商业所创造的海量财富，愈来愈少地贡献到国库。而北方各省依赖土地吃饭的农民，则忍受着此消彼长的严苛税收，一旦天灾歉收，生存危机便会随时爆发。
萨尔浒惨败之后，女真部族崛起为威胁帝国的后金劲敌，辽东战事吃紧而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出身宦官但眼光犀利的魏忠贤出现了。在天启皇帝的支持下，向江南资本集团征税的特使再度出发了，只不过吸取了当年暴力抗税的教训，这次征税的队伍是具备武装力量的“缇骑”。
道理讲不通，国法不遵守，那么魏忠贤只好以暴制暴了。
于是伴随着席卷江南的征税风波，朝堂内外的“东林党人”也遭到了政治清洗，后来人的一曲《五人墓碑记》，矫揉伤逝之情的掩映下，也是发觉暴力抗税无效之后的捶胸顿足。
经过魏公公持续几年的冷酷征税，国库再度实现充盈，穷苦农民的生存压力得以减轻，输往辽东等边关重镇的军饷足额准时。魏公公不算什么好人，但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恐怕不仅仅是违心的歌功颂德。
“东林党”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他们蛰伏起来，等待翻盘的机会。
天启皇帝的英年早逝，提供了苦盼已久的好机会。自幼深受君臣纲纪熏陶的崇祯皇帝，选择站在了“东林党”一边，魏忠贤自知难逃政治对手的追杀，选择自我了结。
逃避赋税的最后疯狂
“东林党”再次上位掌权，废除工商税自然是头等大事。
辽东战区缺饷，前线士气低下。“东林党”官僚们一边指责辽东军官指挥失误、士兵作战不力、各级贪污军饷、江南赋税已尽，一边建议皇帝“再苦吾民一年”，让西北贫瘠土地上的穷苦农民继续为国分忧。
一层“辽饷”，一层“剿饷”，一层“练饷”，生存的机会被彻底剥夺。终于，最为贫苦的西北农民选择了揭竿而起。
自此，大明王朝在辽东外患与西北内忧的夹击下，迅速滑向崩溃的深渊。
而就在北京城陷落的前夕，身穿打着补丁龙袍的崇祯皇帝，以近乎哀求的姿态，向朝廷百官倡议捐出家财、以输国难的时候，自称清贫、无钱可捐者比比皆是。
然而“闯王”大军入城之后，一通严厉逼迫，就从这些“为官清廉”的大臣宅邸中，搜获钱财到数千万两白银之巨，足够当年辽东军饷所需二十年之用！
“东林党”人所贪恋的财富，蒙蔽了睿智长远的政治眼光。疯狂偷逃赋税数十载，终落得个国破家亡、人财皆失的可悲下场。
然而，类似的剧情并未中止。
正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以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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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2 06:0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