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易》笔记：以言者尚其辞

开心阁主人

读《易》笔记：以言者尚其辞

《易传》说《易》有四种用法：

“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以言者尚其辞”，就是借用《易》辞来说明道理。如《论语—子路》篇中，就记载了孔子借《易》辞而发的感叹！“‘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恒〉卦九三的爻辞，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恒常的德行，难免会有羞辱发生。“或”是指或许、也许，是不定之辞，并不是完全肯定之辞，这是古人用辞恰当之处，说话不走极端。因为“不恒其德”，或许也有可能避免羞辱，但往往容易承羞。因此孔子说：“不占而已矣”！意思是说：做事没有恒心的人，不用去占卜预测也是可以预料结果的。

在《古文观止》中，有一篇韩愈写的《争臣论》，其中就有一段引用《易》辞的议论。韩愈写《争臣论》的起因是因为谏议大夫阳城，阳城身为谏议大夫“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韩愈看他天天与两个弟弟喝酒而不进谏，觉得有负民主监督的责任，应该先给他来个进谏，于是洋洋洒洒写成了《争臣论》。

韩愈一开口就引用了三卦的《易》辞，通过三卦爻辞的分析取舍，以说明身份不同，作为也应该有所不同。韩愈说：

“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者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

（白话：“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恒久保持柔顺之德，对于男子来说是凶的，怎能算是有道之士呢！《易经》〈蛊〉卦上九的爻辞说：‘不事王侯，保持高尚的节操。’〈蹇〉卦六二的爻辞说：‘国家处难，为臣应尽力扶持。’这也是由于所处的时候不一样，所实行的原则便不同。如果象〈蛊〉之上九，处于不用之位，而终日为国事操劳；象〈蹇〉之六二，居于王臣之位，而以不事君王为高尚，那么，前者就会产生冒进之患；后者则有玩忽职守之咎。这都不可效法，而且过错也难于避免。）

韩愈在写《争臣论》时，为什么要引用《易经》三卦的爻辞来说明问题呢？我想首先是因为《易经》具有行为哲学的精神，有关各人所处地位的不同，行为的适宜问题，《易经》都作了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次，《易经》是古人常读的经典，引用《易》辞，犹如引用成语一般，容易使人理解。当然，在现在看来：这分明是掉书袋嘛！反而让人不易理解，这是古书难读的地方，也是教育的失误之处（轻视古代文化）。

韩愈首先引用了〈恒〉卦的爻辞，在《论语》中，孔子也引用了〈恒〉卦的爻辞，如果我们细看孔子与韩愈所用的〈恒〉卦爻辞，二者是有所不同的。

孔子引用的是〈恒〉卦的九三爻：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做事没有恒心，就会有羞辱发生。）意思是：处事一定要有恒心。

而韩愈引用的是〈恒〉卦的六五爻：

“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韩愈说：“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意思是：恒守其德，对妇人来说是吉的，对男子来说是凶的。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孔子与韩愈引用的同是〈恒〉卦，孔子引用的爻辞说：不论妇人夫子都要“恒其德”，如果“不恒其德”，就会有羞辱发生。而韩愈引用的爻辞则说：妇人“恒其德”吉，而夫子“恒其德”会凶。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易经》的变通之处，也就是孔子常说的要“中庸”（中用）。因为“九三”与“六五”的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守“恒”也应有所变化。“五”代表了君位，也就是处于领导的地位。作为领导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也就是汤之盘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果只知道守成，而不知道通变，那么其结果会是凶的。而“三”位则与“五”位不同，所以处事的方式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孔子在六五爻的《象》辞中说：

“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义”是什么意思？“义者，宜也。”“制义”就是根据天时（形势）、地理（地域）、人和（民情）的不同而制定相应的礼律，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制义”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要谈中国文化，就离不开“义”。如果不知“义”，则犹如刻舟而求剑，削足以适履，总归不相宜。反之，安于守成，不思适变创新，也是不相宜的。

如何适中？这里面的学问非常深！所以孔子感叹：“中庸之为德，民鲜久矣。”

那么，在〈恒〉卦的“六五”为什么要写“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这主要是因为“六”属阴，具有柔顺的特性，“六五”就好像是一位柔顺的领导人物。作为领导应该具有刚健的精神，因此，周公才在此下了这一爻辞以诫后人。

2005.5.1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