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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西教徒对中国历法的篡改和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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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31 16:23: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清初西教徒对中国历法的改和主导

明朝末年,天主教已在中国传播,并向中央渗透,朝廷官员徐光启是天主教徒,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进入中央,朝廷官员及朝野东林党人也纷纷入教,结成左右朝政的宗教势力。在天主教的迷惑之下,甚至连皇帝崇祯也信了天主教,直接导致了治理混乱,成为亡国一大祸患。


后金入主中原,轻易得了天下,也与天主教、东林党合作有关。在清顺治元年(1644)入关时,天主教已在华布局62年。汤若望更以西洋国师的尊贵身份,进入清朝中枢,主持钦天监,编制历法,天主教得以迅速发展。


在康熙帝即位(1662)之初,据统计,耶稣会驻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


顺治皇帝称汤若望为“玛法”(爷爷),那等于是康熙皇帝的太爷爷了!


天主教渗透中国,其志不在小,并非仅移明鼎而已,连清鼎也有一并收归西方之想。


于是,汤若望就从破坏清朝国运的风水和改历法下手。但是,两桩事情全部暴露。明察的杨光先前后向朝廷举报,揭露风水破坏国运阴谋的奏状名《选择议》,指出所谓西洋新历错误的名《摘谬十论》,皆收录在《不得已》一书中。


所谓西洋新法,其实是学习中国历法之后的改头换面。如中国分一日为百刻,汤若望认为分一日为九十六刻更方便。这不过是计算上的方便而已,如一日十二时辰,九十六除十二,一个时辰等于八刻,计算方便。这在古人谁不知道呀!


据网友考证:“对百刻制加以改革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鲜,例如汉哀帝时和王莽时,就曾分别行用过120刻制,而南北朝时南朝梁武帝也先后推行过96刻制和108刻制。”但这些所谓的改革,都持续时间很短,并没有应用到中国的传统历法中。


并不是中国人保守,其实历法不是简单的算术,能除整数方便就好。日月运转,是有岁差的,一年不是整数,一日也不是整数,都是有余数的。所以才要每年测量、应气和推算日食,目的是历法一定配合日月的运行,否则气象不准,无法指导农业生产。节气错乱,种植失时,会严重影响粮食产量,那是会坏了大事的!一旦造成饥荒,天下就乱了,就有亡国之祸。


其实刻盘上的百刻、九十六刻与历法无关紧要,紧要之处在于掌握日月的运行规律,中国的《周易》、《皇极经世》与历代的历法大师,都对天文观察、测算有丰富的经验。西方不是农业国家,也没有类似《周易》“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如何会知道“天道”?能发明出历法?


所以在明末天主教利玛窦说:“命日为九十六刻,使每时得八刻无奇零,以之布算制器,甚便也。”那是不懂历法的外行话。所以利玛窦所修的历法,多数都不正确。如在整个崇祯年间,北京可见的日食有8次、月食有16次,总计24次之多。按照当时规定,在交食发生之前,各方要将推算结果上交,然后比对谁更精确。但对比各方文献却发现,在清代版《治历缘起》中,却有10次交食记录被汤若望等西教徒删除。


毁尸灭迹,恶意篡改,是西方科学、学术史上的丑闻。可见西方道德水准之低劣。


西教徒想方设法要删除这些记录的原因,无非是他们预测的不准确。1634年崇祯历书编写完毕,之后十年崇祯一直没有正式刊行的原因,不是明朝保守派反对,思想过于顽固。而是在与中国传统历法的较量中,冠名“西洋历法”,其实是偷拳中国,不但学艺不精,而且恶意纂改,自然没法表现出什么优势,远不如中国传统历法精准。因此,崇祯才要求中西互相参考,继续编修。


所谓的中西互参,其实只能是西教徒继续向中国学习,中国能向西教徒学什么?西方本来就没有历法。


据网友考证:在西史叙事中,汤若望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来中国。但是在《畴人传》中记载的却是,汤若望在崇祯二年(1629)来中国,并不是1620年。显然,此人入华时间被篡改了。


按照徐光启奏疏,崇祯三年传教士邓玉函去世,只得另外征召汤若望、罗雅谷入京。也就是说,汤若望刚来华不久(可能不足一年),就来协助参与编制《崇祯历书》。然而,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一个刚来华的传教士,他中文都说不利索,交流沟通都十分困难,如何参与编制历法?


为什么要把汤若望到中国的时间提前九年?想必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隐瞒汤若望在中国留学九年的经历,以显示汤若望的历学是从西方学成带来的,而不是在中国拜师学习的,以抬高汤的西洋新历的地位,借以打压中国传统历学。


汤若望主持为荣亲王择葬选风水吉日,一柱不吉,还情有可原,四柱全凶,肯定是故意的。而且有几位风水师,以前曾为皇家选葬过,是风水专家,如果不是汤若望指使,他们会那么糊涂、不专业吗!


所以后来朝廷大臣共同会议,判定这是一件恶逆大案,有断大清福祉之重罪,受到严惩,五名涉案官员凌迟处死,汤若望为监正,负有首责,本来也是死罪。但因孝庄太后求情,才免于死罪。下旨理由是,称汤若望因不懂看风水——选择,不是故意,免死罪。


荣亲王是顺治皇帝幼子,因病夭亡。据《不得已》记载:洋人汤若望为荣亲王择吉日安葬,结果所选年月日时全部不吉,“年犯三杀,月犯生杀,日犯党杀,时犯伏吟。四柱无一吉者。”“其凶祸不可言矣。”


这是犯了皇家大不敬罪!如果汤若望是懂风水术的,就是故意谋害皇家福祉。如果汤若望不懂风水术,那是冒充国师,以伪乱真,以邪术干政。


康熙是天才皇帝,十分聪明。虽与天主教的协作心存感激,但是事关国家兴旺、前途命运的大事,则决不手软。因此对表面伪善、心怀阴毒的汤若望十分痛恨,由此动了永绝后患之心。


汤若望是西方成功渗透进中央,并非常接近文化殖民的第一人,甚至可以说只差了一点点,就马上要成功了!如果汤若望成功,确如他所献的《时宪历》,清朝只有二百年的国运了。


后来,揭露事件真相的忠臣杨光先,被天主教徒买通朝廷官员,设计陷害,并在回家途中把杨光先毒死了。


清初的“历狱”大案,是西教徒通过天文、科学、文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权,以达到凌驾、控制、殖民中国的目的。是明末取得了成功,但在清初的遭遇了失败,后来在清末又获得了成功,造成了中国的百年苦难。


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在《不得已》一书中,对此事记载甚详。这是一部西人高价回购、欲尽焚毁的珍贵史料,正是因为切中邪谋,才会如此恐惧痛恨。


今整理杨光先传记如下:


不得已.jpg


故前钦天监监正杨公光先别传

萧 穆

杨光先,字长公,江南歙县人,尚书凝裔孙,世袭新安卫中所副千户。让职与弟光弼,孑身入都。康熙《徽州府志》。


山阳武举陈启新者,崇祯九年诣阙上书,言天下三大病。捧疏跪正阳门三日,中官取以进,帝大喜,立擢吏科给事中,历兵科左给事中。刘宗周、詹尔选等先后论之,光先讦其出身贱役及徇私纳贿状,帝悉不究。然启新在事所条奏,率无关大计。《明史·姜埰传》。


温体仁当国既久,劾者章不胜计。而刘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实。宗藩如唐王聿健,勋臣如抚宁侯朱国弼,布衣如何儒显、杨光先等亦皆论之。光先至舆榇待命,帝皆不省。愈以为孤立,每斥责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明史·温体仁传》。光先被杖谪戍辽左。《徽州府志》及王泰征撰《始信录序》。癸未冬,烈皇御经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国桢以光先对。上曰:“是舁棕之杨光先乎?”遂悬大将军印以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而明已亡。王泰征《始信录序》。


入国朝顺治十七年,抗疏斥西洋教之非,以西人耶稣会非中土圣人之教;且汤若望所造《时宪书》,其面上不当用上传批“依西洋新法”五字等语,具呈礼部,不准。《徽州府志》、阮元《畴人传》及黄伯禄译《正教奉裦》。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叩阁进所著《摘谬论》一篇,摘汤若望新法十谬;又《选择议》一篇,摘汤若望选择荣亲王安葬日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四年三月壬寅,议政王等逐款鞠问所摘十谬,杨光先、汤若望各言己是。历法深微,难以分别。


但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为九十六刻;又,康熙三年立春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谎奏候至其时,春气已应;又,二十八宿次序分定已久,汤若望私将参、觜二宿改调前后;又,私将四余中删去紫气;又,汤若望进二百年历。夫天佑皇上,历祚无疆,而汤若望止进二百年历,俱大不合。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


拟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品挈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得旨:“汤若望系掌印之官,于选择事情不加详慎,辄尔准行。本当依拟处死,但念专司天文,选择非其所习;且效力多年,又复衰老,著免死。杜如预、杨宏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汤若望等并其干连人等,应得何罪,仍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再加详核分明,确议具奏。”《东华录》。


夏四月己未,议政王等遵旨再议,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潘尽孝及案内干连人犯等,俱责打流徙,余俱照前议。得旨:“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俱着即处斩。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责打流徙,俱着免。伊等既免,其汤若望义子潘尽孝及杜如预、杨宏量干连族人,责打流徙,亦着俱免。余依议。”《东华录》。


光先疏言,汤若望之历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谬,特授钦天监右监副,旋授监正。阮元《畴人传》、《徽州府志》及黄伯禄译《正教奉裦》。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叩阁辞职,疏凡五上,不准辞。辑前后所上书状论疏,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畴人传》,又《徽州府志》云:“凡九叩阍、十三疏,辞弗允,勉就职。”今据《畴人传》及《不得已》本书。


五年二月丁已,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奏:今候气之法,久失其传,十二月中气不应。乞准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并敕礼部,采取宜阳金门山竹管、上党羊头山秬黍、河内葭莩备用,从之。《东华录》。七年,诏求直言,光先条陈十款,悉见采纳。内逃人一款,得免十家连坐之例。《徽州府志》。


冬十月戊子,礼部以江南取到元郭守敬仪器,请旨定夺。得旨:“杨光先奏称所用律管、葭莩、秬黍已经取到,照尺寸方位,候过二年,未见效验。案候气之法,自北齐信都芳取有效验之后,经千二百余年,俱失其传。尔部议交与杨光先,令访求博学有心计之人,应将一千二百余年失传之处能行修正,之人可得与否,及杨光先能修正与否,俱详问再议具奏”。《东华录》。


十一月丙辰,礼部遵旨议覆:“候气之事,据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奏称:‘律管尺寸虽载在司马迁《史记》,而用法失传。今博访能候气之人,尚在未得。臣身染风疾,不能管理。’查杨光先职司监正,候气之事,不当推诿。仍令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以求候气之法。”从之。《东华录》。


十二月庚寅,治理历法南怀仁劾奏:“钦天监副吴明烜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内,康熙八年闰十二月,应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种种差误。”得旨:“历法关系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确议具奏。”《东华录》。


八年春正月庚申,议政王等会议:“南怀仁奏吴明烜推算历日差错之处,奉旨差大学士图海等,同钦天监监正马祜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与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烜所称逐款不合。应将康熙九年一应历日,交与南怀仁推算。”得旨:“杨光先前告汤若望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以杨光先何处为是,据议准行;汤若望何处为非,辄议停止;及当日议停,今日议复之故,不向马祜、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问明详奏,乃草率议覆,不合。着再行确议。”《东华录》。


二月庚午,议政王等遵旨会议:“前命大臣二十员赴观象台测验,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烜所言逐款皆错。问监正马祜、监副宜塔喇、胡振钺、李光显,亦言南怀仁历皆合天象。窃思百刻历日,虽历代行之已久,但南怀仁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应将九十六刻历日推行。又,南怀仁言:‘罗睺、计都、月孛星,系推算历日所用,故开载;其紫气星无象,推算历日并无用处,故不开载。’自康熙九年始,将紫气星不必造入《七政历日》内。又言:‘候气,系自古以来之例,推算历法亦无用处,嗣后亦应停止。’杨光先职司监正,历日差错不能修理,左袒吴明烜。妄以九十六刻推算,谓西洋之法必不可用,应革职,交刑部从重议罪。”得旨:“杨光先革职,从宽免交刑部,余依议。《东华录》。三月庚戌,授西洋人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


先是钦天监官,按古法推算,康熙八年,历以十二月置闰。至是南怀仁言:“雨水为正月中气,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为康熙九年之正月,不当置闰。置闰当在明年二月。”上命礼部详询,钦天监官多直南怀仁。乃罢康熙八年十二月闰,移置康熙九年二月。其节气占候,悉从南怀仁之言。《东华录》。


八月辛未,康亲王杰书等议覆,南怀仁、李光宏等呈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人。将历代所用之《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等各官正法。且推历候气,茫然不知。解送仪器,虛糜钱粮。轻改神明,将吉凶颠倒。妄生事端,殃及无辜。援引吴明烜,谎奏授官。捏造无影之事,诬告汤若望谋叛。情罪重大,应拟斩,妻子流徙宁古塔。至供奉天主,系沿伊国旧习,并无为恶实迹。汤若望复‘通微教师’之名,照伊原品赐恤,还给建堂基地。许缴曾等复职,伊等聚会散给《天学传概》及铜像等物,仍行禁止。西洋人栗安党等,该督抚驿送来京。李祖白等照原官恩恤,流徙子弟取回,有职者复职。李光宏、黄昌司、尔珪、潘尽孝,原降革之职,仍行给还。”


得旨:“杨光先理应论死,念其年老,姑从宽免,妻子亦免流徙。栗安党等二十五人,不必取来京城。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余依议。”《东华录》。


光先邀蒙恩免。《正教奉裦》。放归,卒于途。《徽州府志》。又《畴人传》:“歙人言光先南归,至山东暴卒,盖为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谈》则称:“论大辟。”其实光先盖论大辟,免死归卒者也。又,《正教奉裦》:“出京回家,行至山东德州地方,病发背死。”以下录钱绮《不得已跋》,已见本书,故不赘录。


附,清钱绮《不得已跋》


此书歙县布衣杨光先所著。杨公于康熙初入京,告西洋人以天主邪教煽惑中国,必为大患,明见在二百年之先,实为本朝第一有识有胆人;其书亦为第一有关名教、有功圣学、有济民生之书。


当时邪不敌正,质审明白,黜汤若望诸人之官,杀监官之附教者五人,禁中国人习天主教,可谓重见天日矣。乃西洋人财可通神,盘踞不去,遍贿汉人之有力者,暂授杨公为监正,必欲伺其间隙,置之死地。杨公明烛其谋,五疏力辞,又条上六畏二羞之疏,情词剀切。部议阴受指使,始终不准,不得已就职。不久即以置闰错误,坐论大辟,蒙恩旨赦归,中途为西洋人毒死。而后,西法复行,牢不可拔。


盖杨公死于未授职之前,则无以摘其误谬,而西术不能复兴,即兴亦终不能固。故设此陷阱,以泄其愤而售其奸。邪谋之深毒,不可畏哉?然而天主教之不敢公然大行,中国之民不至公然习天主教,而尽为无父无君之禽兽者,皆杨公之力也。正人心,息邪说,孟子之后一人而已。或以愚言为过,当请具眼人辨之。


此书于壬寅夏,得刻本于吴寿云处,价昂不能购。倩友人“胡子安”影抄一本,后有竹汀先手跋,谓西人购此书即焚毁之。苟非切中邪谋,何以如是?至杨公步算非专家,则明理不明数,公已自言之,何得为公病?书中辨论,未必无锋棱太峻语。然辟异端,不得不如此。圣人复起,亦当许之。特拘墟小儒,眼光如豆,不免以此訾议耳。至于辞官诸疏,垦挚畅达,奸谋早已洞烛。意如此其诚,见如此其明,而犹始以布衣供事,终乃就职监正者,实因感激皇恩,而不忍以党邪疑执政耳。假尊崇为倾陷,为从来宵小害君子者,特辟一途,虽圣主亦所不疑。吾为杨公痛,吾为世道人心痛矣。


丙午六月 元和钱绮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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