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明葡萄牙耶稣会急于破译景教碑
现在国内有不少西史辨伪的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把明末出土的唐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定性为伪造，这真是千古奇冤！
以反西方伪史之名，而制造中国伪史，实在是从极左走向了极右。而其危害比不反西方伪史更甚，因为其颠倒黑白的辨伪，不但西史之伪未反去，而又新造了中国伪史，造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后果。无论主观上是出于何种动机，在客观上已经帮了西方伪史的忙。
西方伪史未能反去，而中国真史却变成了西方伪史，让明末葡萄牙才组织的天主教耶酥会，得以寄生在唐朝景教碑之上，把明末具有政治、军事、情报性质的天主教耶酥会，赫然成为千年以前唐代正教，受万人敬仰，世代受到帝王的崇高礼遇。
给野狼披上一张洁白温顺的羊皮，助纣为虐，莫此为甚。
指斥景教碑是伪造的理由之一，就是此碑文字是明末天主教徒伪造、刻碑后埋入土中，再自己挖出来的。
这好像也是一种理由，但明显具有推测的味道，缺少证据。如果把推测当作证据，那还考证什么？不管证据，“心证”即可。
其实真实情况是，唐碑骈体文的优美古奥，文理兼备，史实丰富，皆超乎寻常，令天主教为之颠狂。而葡萄牙耶酥会总部更是数次派人考证，下令限时翻译。
如果是天主教自己伪造的，哪有何必秘密劳师动众，破译文义？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今据英国阿·克·穆尔所著的《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二章《唐朝·西安基督教碑》记载，来看当时葡萄牙对大秦景教碑的迫切关注心情。
原文比较长，予以全文抄录，以复现外国人眼中对景教碑的观察：
“1625年初，大约是3月初，在陕西西安城西或西南三、四十英里的盩厔（周至）县城附近，工人挖土建屋，从地下数英尺处挖出一通大石碑。根据迄今公布的最好史料证明，这似乎就是发现这通基督教碑最可能的地方和时间。但是正如下文所见，现在还有人对此说表示十分怀疑。有人对挖地的目的也有怀疑。有一位作者说，挖地是为了埋葬西安知府的幼儿；而当地的一位老人则告诉方德望司铎说：人们看到，有几个冬季，有一小块地不积雪，后来在此地发现这通石碑。不管怎样，人们谨慎地搬出这通石碑，洗刷干净，发现上面刻有唐朝中文字体，另外还有一些外国字，刻工甚为精细，碑体保存完整。
这样一个重大发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此事立刻被禀告盩厔知县，有些人说是禀知西安知府，他观看此碑后，命令将碑移到崇仁寺，此寺位于鄂县路北距西安西门外大约一英里半处。此碑立于该寺，直到1907年10月2日，始移往碑林；碑林在早先的府学内，位于西安南门内。
在1625年发现此碑时，目睹此碑的学者中，有一位名叫张赓虞，此人在十八年前在北京会见过利玛窦。他立刻认出这通古碑上的学说和他宣讲的《福音》实际上相同。他制了一张拓本或抄本，派专人送往他的基督教友李之藻。李之藻当时已引退，住在遥远浙江的杭州西湖西畔山麓。李之藻及时获得拓本后(此拓本在4月后半月以前难能送达)，立即派人去付印。李之藻还对碑文作了解释，释文的日期符合1625年6月12日。
1620年以前，艾儒略访问过陕西，但在基督教徒菲利普王(即王徵)1625年邀请金尼阁来陕以前，该省尚无基督教会的常驻会址。是年4月，金尼阁刚到三原王府便患重病，直到10月，才在友人陪同下来到西安办理购房建堂事宜。1625年10月，他亲眼目睹了这通刚发现的，但已很著名的石碑。他可能是欧洲人中见此碑的第一人。
此碑是一块石板。顶部有九个大字，字的上部有一‘十’字，字的两侧有盘龙。下部是碑文和人名，刻在碑的正面和两侧。碑底部宽3英尺4英寸，厚11.3英寸；顶部宽3英尺0.3英寸，厚10.5英寸，高约6英尺5英寸。碑的整个身高约9英尺1英寸。正如下文所见，此碑称作‘丰碑’。‘丰碑’这个词通常几乎专门用于坟碑，但碑文内容表明，它不是一块坟碑。
1625年竖起此碑的那个寺院，看来距离638年所建第一所教堂的地址不远，这是一个奇妙的巧合。此教堂在长安的大范围内，距今西安城外一英里多路。此碑1625年以前的历史不得而知？我相信，宋，元，明(1625年以前)各朝的书也未提及此碑。此碑出土时的完好无缺使我们设想，它是在845年敕令颁布后不久或被故意埋起的，或被推倒而任其自行湮没的。845年的敕令(见本书第76页)颁布后，摧毁了许多佛寺和其他外国宗教寺院。
此碑的叙利亚文（按：其实是梵文）部分，是1629年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由邓玉涵翻译的；他是北京宫廷所喜爱的一位传教士。他录的叙利亚文人名抄本迄今仍有价值，它恢复了被1859年刻于碑两侧的铭文所覆盖的人名，因为人们不知道此前是否存在该碑两侧的拓本。
由于文体风格方面的困难和引喻晦涩，翻译中文原文甚为不易。现存的第一篇译文是拉丁文（即葡萄牙文），是1625年由‘一位耶稣会士’翻译的。英文译本中最好的仍然是威烈和理雅各的，虽然佐伯好朗对某些字句作了修改。”
而第一篇景教碑的译文，到底是由哪“一位耶稣会士”翻译的？作者又附了一个考证式的长文注解：“1625年在中国发现994年以前的一块古碑，为了保存原文的句法和风格，一位耶稣会士将碑文逐字译成拉丁文。
罗雅谷把这篇译文送往葡萄牙，现藏罗马（意大利）；沙畹和伯希和认为这篇译文是罗雅谷本人翻译的[见《摩尼教论》第15页]。夏鸣雷(参看，《汉学札记》第12册第57、58、84、325、326页)则认为此篇译文是金尼阁翻译的。罗雅谷1624年才到中国，而金尼阁的一篇拉丁文译文在《确问》(1628年)一书中实际已经淡到了；金尼阁1625年来到西安，受其上司（意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的委托，对此碑作了更加仔细的考察；而罗雅谷是米兰人（一说意大利），金尼阁是法国人，拉丁文译文中有nort，oest和lest等字。
无论如何，应该注意到，巡察使阳玛诺（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巡察使是耶稣会在全球传教体系中的高级神职，负责巡视、督导某一地区传教事务。）1626年3月1日写信时说，很抱歉，还不能把译文送回国，但他希望能很快送回国，因为金尼阁正在设法获得更加准确的详情。葡萄牙当局收到罗雅谷的译文后写信要求作进一步了解，这也是可以想像到的。
无论如何，这篇译文是罗雅谷的笔迹，而且是经他手彻底修改的。随译文有一葡萄牙文附注(有一块被撕去)，似乎表示歉意说：翻译得不完美，因为语言难懂，风格特殊，以上司限期很短，翻译仓促，未能仔细修改。这个附注(感谢享利·基列马德博士和查托尔先生，他们帮我译释此注)的署名是罗雅谷，因此怀疑此译文不是出自他手是困难的。我感谢劳瓦英的格林克，他向我提供了这件非常重要文献的照片。
耐人寻味的是，译文中此碑出土地名竟留作空白，就一般情况而言，我认为空白是盩厔（周至），因为著名的西安城名罗雅谷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但这个考虑无论如何没有多少分量。”
从“葡萄牙当局收到罗雅谷的译文后写信要求作进一步了解”可知，耶酥会所有行动背后的最高决策层，是指向“葡萄牙当局”，是为葡萄牙国家政治、商业、军事、经济利益、甚至颠覆中国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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