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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
第八章 早期基督教士与太平天国领袖之关系
第一节 郭士立牧师创立之福汉会与太平天国起义前诸领袖之关系
满清自鸦片战争失败于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签订南京条约后，外力窥觊尤甚。其后于一八四三年中英续订五口通商章程暨税则，十月续订虎门追加条约；于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中美即签有望厦条约（原称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因订于澳门半岛内之望厦村，故亦称中美望厦条约）；十月二十四日中法签有黄埔条约（原称中法五口贸易章程），两国均沾英国在华同等权益，因同有最惠国条款，得在五口进行通商。同年十一月十一日清廷批准天主教弛禁，英国因有最惠国待遇，其国基督教及天主教亦准进入内地布教，教务日渐兴盛。自一八四三年至一八五三年之十年间，基督教在华传道会组织，由二十人增至一六五人之数，宣教事业扩展至为迅速。
清季外有列强之侵凌，内有民乱之迭起。自鸦片战后，民日穷，国日弱。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之兴衰，可谓严重内乱所引发。盖太平天国之产生与洪秀全之倡导关保至为密切，即日后于一八五一年元月于金田村起义；三月二十三日洪秀全之登极，溯自革命之原因固与广西之扰乱，土客之相争、社会之动荡、经济之不景等诸因素有所关连，而太平天国之革命，实与基督教之早期传教事业及基督教思想有不可分之渊源。
若论洪秀全早期思想体系之建立，多以其于一八三六年赴广州应试不第，而得梁发所着一劝世良言爲肇端。一八三七年第三次考试被黜，悲愤成疾回乡，后得异梦乃愈。遂至一八四年八道光二十三年以。洪秀全再往广州应试，仍属落第，旋返乡设馆课徒写生。某日表兄李啓芳过访，借阅其久藏之《劝世良言》，后即引起洪秀全对一劝世长言一潜心研读，视之为天书，因与其七年前之异梦多有符合，旋与表兄李氏皈依新教，以水灌顶，自施洗礼。而洪仁幵、冯云山亦随之归信洗礼。其后陆续阖家老少同族多人信服，并劝人敬拜上帝。
一八四四年四月二日，洪秀全与冯云山乃离花县，到广州、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曲江、阳山、连山等地宣传拜上帝之教理。于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间，洪冯二人之宗教生活始成制度化，故简又文氏则以是年为拜上帝会之形成，其时之活动，亦限于宗教与伦理之活动，至于政治之革命思想则多未涉及，而洪秀全先后撰写之《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及《原道觉世训》更可为佐证，其时理论思想均以传道为旨趣。
一八四七年春洪秀全得周道行之介，乃偕洪仁玕赴广州学道于浸信会罗孝全牧师，将有三月之久，其后请求洗礼，未获允准，洪氏乃赴桂入紫荆山区，与冯云山相会，“拜上帝会”势力日大，教徒日增。值广西股匪会匪蜂起，滋扰百姓，民不聊生，各地士绅仰承官意，组织团练以保闾里，“拜上帝会”本一宗教组织，为保护教徒安全，乃演变为武力之团体，抵御盗匪，复与团练对抗争雄。在多方压力下，拜上帝会为保教徒之生存，此宗教组织逐渐变为政治军事之团体。
拜上帝会之所以形成为政治军事团体，实因一八五O年间广西有土客之争，及各匪党之投靠，引起官兵之揖捕。洪秀全为保拜上帝会教徒之安全，始由宗教团体，演变为政治军事团体，于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金田揭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据此推知，太平天国源起于拜上帝会，而一八五O年前之拜上帝会乃一宗教活动之团体，而一八五一年改号为太平天国从事革命活动，即由宗教团体演变而为政治军事团体。是以太平天国成立以前之宗教活动实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所不容忽视之史实。
有论太平天国之早期宗教活动，当与洪秀全于一八三六年间在广州考场，偶遇一中一西之教士所派发之梁发《劝世良言》关系至为重要，此亦可谓洪秀全与基督教之接触，实始于早期澳门基督教士工作之关系也。考梁发《劝世良言》之成书，其思想之来源深受米怜牧师及马礼逊牧师教导所致，亦尝为马礼逊牧师所审阅；马六甲英华书院所出版。出版费用即由教会送书协会所支付。邓嗣禹于其《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关系》一文，开宗明义即谓：
“《劝世良言》是一部惊天动地的书，因此是太平天国宗教的圣经，是洪秀全宗教知识的源泉，由此书引起了太平天国的宗教革命，扰攘当时十七省，攻陷六百余城，牺牲了数千万生命，开创了廿世纪民族革命的先河。”
邓氏于该文有论洪秀至之思想，即如拆除偶像、施行圣礼、拜一神教、拜上帝会、太平天国、天堂地狱、天下一家、天条大律、礼拜祷告、言行影响等十端皆与《劝世良言》有所关系。邓氏所论《劝世良言》与洪秀全之关系，固为近代史家无庸疑者。惟是洪秀全自一八四三年之研读《劝世良言》，以至一八五一年之金田起义，其间八年，洪秀全之宗教思想及诸太平天国领袖之与基督教接触，绝非以《劝世良言》为独一来源。
盖自一八四二年后梁发均在广州博济医院及惠爱医院传道，依理而言洪秀全一八四七年之赴广州学道，应向梁发、或其时伦敦会在广州之纪里士卑牧师、纪里兰牧师求问教理方属合理。而洪秀全之寻访浸信会罗孝全牧师，乃福汉会员周道行之引荐，而其后太平天国日后所用“上帝”、“圣神”之用词亦与《劝世良言》所言有异，其用之圣经乃用郭士立牧师译本之《旧遗诏圣书》及《新遗绍圣书》，此亦为福汉会所派发之圣经。是以郭士立牧师早年创设之福汉会与太平天国亦有深远之渊源。
施利他氏于其所著之《赴华传教之郭士立牧师传》一书乃有专章论及福汉会之创立及其发展之经过，但则未尝提及福汉会与太平天国之关系。而濮友真所著之《基督教对于太平天国之影响》（1851-1864）之第四章即有论及郭士立牧师对太平天国之影响。而克莱奇所撰《上帝到广西——论郭士立及福汉会对太平天国形成时期之影响》一文更有详论。若论福汉会之与太平天国有所关系，而福汉会为郭士立牧师所创立，故可谓澳门基督教士早期事业之影响。
王元深尝于一八四七年受业郭士立牧师门下，后写郭士立牧师洗礼为福汉会之会友，据其所著《圣道东来考》有载《福汉会入粤记》谓：
“日耳曼之普鲁士，有名郭士立者，于一八二七年（道光七年）为荷兰教会所遭，入中国传道。先至葛罗巴岛（按为Calappa），该地为荷兰属埠，闽粤人贸易于此甚众。郭君于此岛操闽语，习华文。一八二九年（道光九年），郭君附商船入中国，初抵天津，继至福州，沿埠派送小书，既而至粤，寓澳门，学粤语，译圣经，以为传道之预备。”……一八四一年（道光廿一年）和议成，香港小岛，遂为英人租界，并偿兵费六百万两，又准五港口岸通商，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处。斯时洋人仅居五港口岸而已，不许入内地。
道光二十一年冬，英人在香港岛北，群带路地面，始行辟地，离香港湾十余里。内地洋务，仍未开禁，凡至群带路者，谓之通番，拘之受罚，时人畏之。凡来群带路者，皆诡言往长洲香港，日久成习，遂名群带路为香港。道光二十二年渐见兵房、衙署、及楼所。郭士立教士居香港，为英人翻译官，兼招人学耶稣道。日间办理公事，朝晚教授耶稣道理。其初学者，不满十人，渐招渐众，皆自备资斧而来，稍明达道者，郭君即遣之入内地传道，派送耶稣圣经，为将来教士人内地传道之先路，郭君之教会，名其会为福汉会，意欲汉人信道得福也。”
按福汉会（英文为The£Chinese£Union；德文为Der£Chinesische£vVerein）之创立经过，其创立之时间，据一般历史记载乃认为是在一八四四年之事。惟郭士立牧师设立福汉会早于一八四O年经已着手，其间因鸦片战争影响，虽未立会，而其工作则由罗孝全牧师在澳门进行。盖福汉会与一般传道会之工作有所不同，其宗旨乃训练华人为传教士直接进入内地散发宗教书刊，传道宣教，凡经其训练之华人，即信任其工作，绝无其他传道会管束之限制。
福汉会创办之初，共有二十一人，除郭士立、罗孝全外，俱为华人。首由华人张、文二人为主席，郭氏为书记，实权则操于郭氏之手，余皆附从。福汉会本非一传道会支持之机构，各项经济多来自郭氏私人所得之官俸（按：应属专项秘密资金），及后至一八四七年始有德国信徒巴特（Barth）之援助。
按该会信徒一八四四年为三十七人；一八四五年为二二O人；一八四七年九百人；一八四八年一三OO人；一八四九年一八OO人。于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六年间福汉会已在广州、佛山、顺德、三水、韶州、南雄、潮州各地分设福音站。传道人所到之地点远至海南岛、广西、江西、福建等地，更有谓已达十八行省之多。及至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九日瑞士巴色会（即今之崇真会）所派之韩山明牧师、黎力基牧师、巴勉会所派之柯士德牧师、叶纳清牧师经已抵港，为郭士立牧师相助福汉会工作，首随郭牧师习华语。
至同年十一月郭士立牧师乃遣王元深、李清标偕叶纳清牧师入东莞传道；遣蔡福偕柯士德牧师往新会江门传道；遣潮人亚爱偕黎力基往汕头传道；复遣徐道生偕韩山明入新安客籍区域传道。嗣后巴色会（崇真会）专向客籍人士传道；而巴勉会（礼贤会）专向广府人传道亦由此而起。
王元深之《圣道东来考》亦云：
“时游郭门学道者甚众，领洗者约有一百余人，其间良莠不齐，扶同作弊者有之，郭君不暇察觉，叶黎韩三人知其弊，与郭君意向不同，因此而分，各归本会自理。郭君于道光二十六年回国著论演说，备述华人求道者来。翌年小巴陵传道会，始遣那文教士来华，侨寓香港湾仔山上。至咸丰元年，郭君复来香港，与那文同事。是年郭君遘疾，卒于香港，福汉会传教事，乃归小巴陵那文统理。又兼招生徒学道，时有何槐卿、区道成、梁福等学道；又有屈安、吴旭添等助理传教。”
据此，三巴会（即巴色会、巴勉会、巴陵会）之人粤，皆以助郭士立之福汉会工作为原意，而郭士立牧师亦早已训练福汉会之华人传道以作各牧师入内地之向导。即或其后韩山明、黎力基、叶纳清三牧师脱离郭士立之福汉会，复有那文牧师相助。俟那文牧师于一八五五年之回国，福汉会亦无以为继，乃告停顿。
按郭士立牧师之传教思想与方式影响日后太平天国之宗教模式甚为重要。缘郭士立牧师早年在柏林仁涅克传道学院接受神学教育已受莫拉维弟兄会（The Moravians）精神之薰陶，而莫拉维弟兄会之信仰是以基督为中心，上帝与基督彼此同一，决定之因素在于人心对耶稣的态度，而彼等主张生活之快乐在于灵性生活的实践，对上帝之热忱乃属灵魂之治疗。其崇拜地点多在室内举行，崇拜陈设简单，不设圣坛、十架、图像及讲台。聚会之时，男女分坐礼拜堂之两旁，牧师衹在坐位之前站立或坐近一桌子之前，崇拜仪式简单，祗有唱诗，读经与祷告。
自一四五七年组织以来，迄今尚无法定教义之标准及信仰之条文。其理想之社会乃在建立友爱之团体。为使生活严谨，亦有总长、上级长老、长老、组长、班长之设，藉此照顾全组之纪律与灵修，传扬福音均属每位信徒之责任。至于郭士立之一生傅教事业，皆随个人意志而为，而不受传道会之拘束，实与莫拉维弟兄会有密切之关系。郭士立牧师之宣教观念有谓：
“人不可傲慢自骄，乃要成为中国人，始能赢取中国人。”
郭氏对华人之信任及友爱乃把莫拉维弟兄会之精神贯输于福汉会，其目的在求获得单纯信仰之传递，则无须恪守教堂之仪节。而郭士立对于中国经典多有认识，并加利用，以中国古代上帝即为基督教所崇拜之真主，对于拜祖及用祭品之事在福汉会亦未为禁止。正因为郭士立牧师之传教方式有异于一般传道会受教会方式之规范，故其后招致各教派之教士之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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