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宗马一浮
袁卓尔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马一浮先生（1883-1967）名浮、字一浮，号湛翁，晚年自署蠲叟或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人。他于儒学、佛学、文学、哲学无所不精，博综百家，如海纳百川。而首崇儒学，精研义理，道德风范，一时无两。故其生平交游如谢无量、熊十力、苏曼殊、李叔同、夏丐尊、朱光潜等，皆一时名流。海内学子，闻风归来。其中夏承焘、丰子恺等虽未从师，亦以后学晚辈自居。
马先生天分极高，学识渊博，常使接近他的人产生倾倒、震惊、崇拜的心情。丰子恺在《桐庐负暄》一文中，对此有很生动的描述。他说：“与马先生谈话，如同呼吸了一次新鲜空气，可以继续数天的清醒与健康。”又说：“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原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能背诵出原文来。”而弘一法师则惊叹“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可见对马先生何等的崇拜！
我认识马先生，是因为我父亲袁心粲是马老的学生（确切地讲，应称门人或弟子）。我不知父亲是何时从师的，估计在1920年前后。近见马老较晚的弟子乌以风教授撰文提到：“袁心粲从先生学最早，奉侍甚恭。一生尽力教育，不干仕宦。在同门中，以行履笃实见称。”可见父亲是马老最早收录的大弟子。
回想起来，从我记事之日起，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位“马先生”最受父亲的尊敬。这位“马先生”在我们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逢年过节，父亲都要送去“节敬”，有了好吃的时鲜，也必定要首先孝敬马先生。有时马先生甚至还左右我们家庭的欢乐与烦恼。每次父亲从马先生那里回来，我们都得窥测一下他脸上的阴晴。如果他精神焕发，笑容可掬，一定是论学有了收获，得到先生的嘉许了；他就会在饭桌上讲述马先生家的所见所闻，一顿饭便吃得谈笑风生，皆大欢喜。如果他垂头丧气，满脸阴云，那肯定他又发表了什么谬论，受到马先生的批评了；这顿饭便会吃得非常沉闷，连母亲也不敢动问，我们小孩子更是连大气也不敢出的。
据母亲讲，父亲拜马先生为师时，已经做浙江第一师范的教务主任了。他是纯粹出于仰慕马先生而要求从师的。据说马先生收录弟子要求很严，极重对方的学识、人品、气质、操守。所以他收录的弟子之中，有不少是立身处世已有一定成就的人，有的已是博士或教授。父亲讲过一位寿毅成先生从师的故事。寿先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其父系浙江诸暨县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生平最钦佩马先生。寿老先生病危时，致书远在美国求学的儿子，叫他以学业为重，不必回来奔丧。他日学成归国，务必拜马先生为师，学习马先生的学问道德。寿谨遵父训，得了博士学位归国后，挽人求拜马先生为师。马再三逊谢。寿先生说父亲死未能奔丧，如今又不能实现老父遗命，何以对先人于地下？！竟恸哭失声，长跪不起。马先生深感其诚，只得答允。一时传为佳话。
父亲最喜欢讲的，当然还是他自己从师的故事。“那时我服膺王阳明。”他总是这样开的头，我们也总是饶有兴趣地听下去。原来当年父亲写了一本《阳明学说浅释》，颇沾沾自喜，因慕马先生之名，前去求教。不料马先生微微一哂，竟毫不客气地说道：“你懂什么王阳明！”父亲不服气，当下开展了一场大辩论。马先生博引旁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凡所引证的论述都能整段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真是古今中外，恣肆汪洋，信手拈来，皆归己用。把父亲惊得目瞪口呆，铩羽而归。从此心悦诚服地拜在马先生门下，终身执弟子之礼，未敢丝毫懈怠。
“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
据说马先生秉赋优异，幼受母教，有神童之称。9岁（虚岁，下同）就能读《楚辞》和《昭明文选》。10岁时，母亲何氏指着庭前盛开的菊花，命赋五律一首，限麻字韵，先生应声而就。诗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母亲十分欢喜，说他长大了必能做诗。但又觉得幼年出句竟似不食人间烟火，只怕“一生少福泽耳”。不幸第二年母亲病故。他父亲延聘一位举人来家教读，没有多久老师就提出辞职。父亲以为儿子不听管教，或是家人怠慢了老师，再三追问，方知是学生的才智超凡，老师自愧不能胜任。父亲不信，亲自试教，才相信儿子果然颖悟异常，读书过目不忘，不禁暗暗称奇，自叹弗如。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
马先生16岁参加县试，一篇应试文章全用古人文句集成，竟然天衣无缝，宛如已出。发榜时名列榜首，闱卷流传，人人惊叹。当时的绍兴名流汤寿潜（蜇先）先生大为赞赏，嫁以爱女。马先生17岁结婚，19岁丧父，翌年又遭丧妻之痛，从此断弦未续，一心向学。
当时清廷迫于形势，废科举，兴新学。马先生为探究西方学说，与汤蜇先的弟子谢无量一同赴上海学习英文、法文。后来又结识马君武，三人共同创办过《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介绍西方文学哲学。1903年，马先生远游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其间曾去柏林游历，习德文，曾带回一部德文版《资本论》，据传是国内最早的马克思著作。1904年又东渡日本留学一年，习日文与西班牙语。曾从英译本移译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部分发表在上海《独立周报》上，题为《稽先生传》，可惜没有译完。
马先生周游列国回来，深感清廷腐败，国事日非，于是借居外西湖广化寺潜心国学。天天到文澜阁借阅四库全书，博览群籍，遍及百家，融会贯通，学乃大进。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已日益高涨。作为一个爱国青年，马先生也深深关注着国家的命运。1907年，秋瑾、徐锡麟二烈士壮烈牺牲，使他极为悲愤，曾赋长诗排律《悲秋》四十韵，中有“雨血天应泣，沉沙地转道”之句，并云“招魂惭后死，无复恫宗周”。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辛亥革命后，浙人改葬徐锡麟遗骸于孤山之阳，马先生为撰《烈士徐君墓表》。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任首届教育总长，特聘马先生出任秘书长。但他到任不满三周，深恶官场酬酢之虚伪，自叹：“我这人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仍回西湖去读书吧。”就辞职回杭了。从此栖身陋巷，一心治学，以布衣终其身。虽不求闻达而声名日著，海内学者仰慕高风，前来结交问道者日众。后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又请他去文科任教。先生竟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辞之。
“吾与亭”和“有斐石”
我在11岁那年首次见到马先生。那时我父亲任杭州清波中学校长。1935年春，马先生为校园里一座茅亭和竹林中的一块巨石锡名“吾与亭”和“有斐石”并亲书匾额与题石；竣工之日，又亲临观赏。这使父亲感到荣幸，特地派人把我叫去。我怀着又紧张又好奇的心情走到“吾与亭”山坡前，正是早春时分，抬头望见湛蓝湛蓝的晴空下，两棵高大的玉兰正盛开洁白的花朵，父亲陪着一位老者，在那里端详亭子的匾额。那老者身穿灰布棉袍，外罩玄色马褂，头发浓密，长髯飘拂，头大身矮而相貌堂堂，有一种威严肃穆的气象。不消说，这就是马先生了。父亲看见我，立即说：“小女来了。”一边向我招手道：“快来见过太先生，快行鞠躬！”我赶忙上前，深深鞠下躬去，禁不住心头怦怦乱跳。耳听得太先生在温和地问我几岁了，上几年级，我却心慌得一句也答不上来，只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
亭名“吾与”，那时的中学生其实是不懂的。我也直到后来读了“四书”，才知道典出《论语》，是孔子赞许弟子曾点之辞。与，许可之意。孔子听了曾点不慕利禄而愿意从事教育工作的理想，喟然叹日：“吾与点也。”运用此典，无疑表达了太先生对父亲从事教育事业的赞许。至于“有斐石”，典出《诗经》“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用在校园竹林里题石，当然再贴切不过了。父亲接办这所中学凡六年，工作正大有起色之时，日寇侵华，杭州陷敌，师生仓皇离散，校舍夷为平地，太先生的手迹亦荡然无存了。
“园绿当门湖一双”
抗战期间，太先生避寇西行，曾应竺可桢先生之聘，随内迁的浙江大学讲学于泰和、宜山，后任四川乐山复性书院主讲六艺。我父亲挈眷避难回乡，在嵊县耕读课女，后辗转任教于浙东各地，与太先生仍一直保持书信联系。虽然烽火连天，交通阻梗，一封信往往一月二月始达，他们却在互报平安之余，仍然从容论学，探讨义理。太先生来书均以上好宣纸书写，常洋洋数纸。父亲奉读再三，什袭珍藏之，未尝或失。可惜后来在“文革”中毁于一旦，令人扼腕叹息。那几年太先生陆续寄来《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等著作。又有诗集《避寇集》，我至今犹记集中一联日：“山如鹰隼空中攫，船似蟛蜞地上行。”描摹旅途困顿颇形象。
抗战胜利后，太先生返杭，来书邀父亲筹办复性书院迁杭事宜。父亲于1946年春赴杭，联系得里西湖的葛荫山庄作为书院院址。筹措停当之后，父亲留任书院编校。那时我在嵊县中学任教，父亲来信命我辞去教职，到书院读书一年。我正值好高骛远的年岁，喜之不胜，当下束装赴杭。
复性书院坐落在葛岭山麓里西湖畔，西去岳坟约里许，与孤山北麓隔湖相望。透过白堤的烟柳画桥，隐约可见外湖宽阔的湖面。故夏承焘先生过访书院时，曾赋南乡子词，有“园绿当门湖一双”之句。
我到杭后，住外西湖朱文公祠书院宿舍。安顿下来，即由父亲带我去叩见太先生。时值盛夏，山庄嘉树清园，浓荫匝地，回廊曲折，花木扶疏，十分的清幽。我们毕恭毕敬登上太先生居住的西楼，但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父亲轻咳一声在门边低低叫道：“先生。”只听里面答道：“请进。”进得门去，却见满屋的书架，堆放着重重叠叠的古书。在书的海洋之中，太先生端坐在一把大圈椅上，见了我们，微微欠身招呼。这回我不待父亲嘱咐，立即主动叫了声“太先生”，从容鞠了一躬，退坐一旁。坐定之后细细一看，啊，十年睽隔，太先生已经两鬓如霜、银髯飘拂了，所幸精神倒还健旺。这么炎热的天气，他还穿一件白夏布长衫，想必是为了接见我这个女孩子吧。寒暄几句之后，父亲便转入正题，请太先生指点我读什么书。我知道太先生最推崇朱熹，所以他的弟子大都笃信程朱。父亲也不例外。早年在家教我读经书时，要求我将《大学》、《中庸》连朱熹的注都背诵下来。他最不喜欢我耽溺于旧体诗词和贪看中外名著，指望我能在太先生指点下读一点程朱陆王的理学书。对此我也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不想太先生沉吟半晌，却说：“卓尔不是喜好文学吗？我看这样，这一年就用来熟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选》。其它浏览什么自定。”我又惊又喜，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才知道，太先生并不像我父亲那样的迂，原来他老人家很能因材施教。我立刻对他充满感激，觉得他不再是道貌岸然得令人生畏了。我高兴得发昏，竟不自量力，斗胆陈言，声明我已经读过《庄子》和《楚辞》。太先生微微一哂，安详地说：“为学要笃笃实实下功夫，切忌浮光掠影，一知半解。”我顿时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于是和父亲唯唯而退……
“鬻字刻书”和以笔润“易壇粥”
太先生是书院的主讲和总编纂，但书院迁杭以后，未再公开招收学子讲学，主要工作是刻印经书（用木刻板印制）。后来我慢慢听说，书院创办以来，处境很不顺利。太先生在四川的经历也是曲折坎坷的。
复性书院创建于1939年8月，地址在四川嘉定乌尤山。太先生居住的乌尤寺尔雅台，相传是晋郭璞注《尔雅》的地方：岷江绕流，风景绝佳。后因场地狭小，书院又在山下另建茅屋五间，松竹围绕。太先生深爱之，取《庄子·秋水》篇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的故事，命名“濠上草堂”。从中亦可以看出太先生提倡学术上自由讨论的意向。
听说书院初创时，慕名来求入学的多达八百余人。太先生一一按寄来的文章亲自甄别，只录取二十余人。开讲之日，首先申明书院纯粹是讲论学术的场所，不涉政治；从学之士为明理求道而来，不干利禄。提出了四条学规是：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太先生本想开设四个讲座，即理学、玄学、义学、禅学。除自讲理学外，敦聘谢无量先生主讲玄学，熊十力先生主讲义学，禅学暂缺。但谢无量谦辞不就；十力先生开讲两月，因故中途离去。所以最后仍然只剩太先生独立支撑，专讲六经大义。听说他每次开讲前，都事先穿好袍褂礼服，端坐以待。案上必放鲜花一瓶，讲堂气氛肃穆安祥。一时乌尤山下弦歌之声洋洋盈耳。有人曾问太先生师法何人，太先生微笑着答道：“直接孔孟。”可见其自许之高。
太先生的讲稿都由书院刻印出来，现存《复性书院讲录》六卷。还刻印了《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续编》、《濠上杂著集》、《蠲戏斋诗集》、《芳杜词剩》等著作。太先生还有一个宏大抱负，拟编印《群经统类》、《诸子汇归》、《儒林典要》、《政典先河》四大丛书，整理选收古籍。已先后刻印出《群经统类》和《儒林典要》的部分书籍共二十八种三十八册。
但好景不长，事与愿违。因为国民党政府同意拨款创办复性书院，无非借重马先生的声望，收买人心，装点门面，有人认为政府的真正企图是想利用尊孔读经来对抗马列主义的传播，这也不无道理。教育部原先答应，对书院不存在领导被领导关系，对太先生应以礼宾相待，可是不久却坚持要书院呈报讲学人员的履历和教材以备审核。太先生认为是一种侮辱。就写信责问教育部违反诺言，决意辞去讲席，专事刻书。不料这一来教育部竟连刻书经费也停发了。太先生被迫写出《蠲戏斋鬻字刻书启》，公开声明将以鬻书所得充当刻书经费。然而在那米珠薪桂的年代，鬻字刻书谈何容易，太先生终于被迫放弃了原议，改写出《蠲戏斋鬻书改例启》，致书董事会，声明今后不复更言刻书，也不再受书院一粟一币，而是将以笔润“易嬗粥”，要用卖字的钱来维持一家数口的最低生活了。其风骨之傲岸，极为士林称道。
“白云无尽是儿孙”
书院迁杭后，太先生仍以鬻字所得维持生活，把书院给他的“修敬”全部捐作刻书之用。但也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前来买字。太先生对此是选择很严的，一定要有熟人介绍，弄清来历，才作考虑。尤其对要求题写上款的，掌握更严。
当时物价飞涨，太先生要维持一家生活实在也很不容易。太先生那时的家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外甥丁安期君一家四口组成的。太先生弱冠丧偶，誓不再娶，他也没有子女。听说早年有不少人向他提亲，也有人劝他领养一个儿子，他都一一婉谢了。他说孔子的传人不是曲阜衍圣公，而是濂、洛、关、闽（指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又说：“他日青山埋骨后，白云无尽是儿孙。”其胸怀旷达若此。太先生奉养居孀的姑母数十年如一日，有病亲尝汤药，就像侍奉母亲一样。他和大姊一家共同生活数十年，大姐去世后，他一直抚育外甥一家，他对丁家一双儿女（丁慰长与丁敬涵）十分钟爱，不放心送他们进学校，而是放在家里亲自教读。
太先生为人严肃，望之俨然。门人侍坐都屏息凝神。尤其是我父亲，每当我们从太先生楼前路过，偶尔我说话声音略高，父亲便连连摇手，示意不可喧哗。然而丁敬涵却说太先生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兄妹俩都不像别人那样畏惧他们的舅祖。据说太先生有时还为他们抚弄七弦琴（太先生精通音律，他室内墙壁上挂着一张琴，却很少有人有幸听他弹奏）。我在书院时，敬涵还小，慰长已有十六七岁，是个很单纯很聪明的少年。在太先生的培养熏陶下，他那时已具相当学养，涉猎面亦较广，故太先生深爱之。他经常带我到太先生后楼的书库里去翻借杂书。在那一只只尘封的大木柜里，装满了太先生早年浏览过的中外名著及各种杂志。当我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禀告太先生”时，他笑起来，说：“不用！”那神情，是颇以能够擅自作主而自豪的。解放以后，慰长曾任职浙江省图书馆。在那里与一位大学图书专业毕业的姑娘相爱而结婚。不幸1957年他妻子因对图书馆工作提出改进意见而被错划成右派，株连慰长一同下放劳动。小夫妻俩忍受不了政治上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竟于1959年秋连同手抱的孩子一起投太湖自杀，酿成惨绝人寰的悲剧。这件事始终瞒着太先生。听说太先生直到弥留之际还念及慰长。悲夫。
“佛学大师”
太先生佛学造诣极深，三藏十二部无不阅读，深悟佛旨，善说法要，诗词笔札多具禅意，人称“佛学大师”。自30年代之初，即广交方外之友，修撰碑铭。杭州虎跑定慧禅寺的《五百应真造像石刻后记》，即是太先生1925年所撰。广洽法师在纪念册前言中提到：“弘一大师（李叔同）在俗时，虽年长马先生二岁，却经常登门求教。终于赖马先生之接引，悟道出家。”据说还是太先生亲自送他到虎跑去披薙的。
太先生的诗功力深厚，意境高远。玄言梵典，运用入化，气象阔大而哲理深邃。他对自己的诗亦颇自负，曾说：“后世有欲知我者，求之于诗足矣。”可惜他解放后所作诗词至今尚未印行。写到这里，想起当年书院里一个小小插曲。1946年夏，太先生曾赋《湖上闲居》七律一首，忘其全诗，仅记结句为“荷花鸥鸟莫关余”。这是借眼前荷花鸥鸟的景物，抒发诗人从容恬澹、超然物外的情怀。“莫关余”三字道出.万物悠然自得、相对忘机的意境，韵味悠远，格调甚高。我父亲敬步原韵相和，因他是个耿直的人，一片入世的热肠，总想为国家社会多作贡献，故结句竟套用原作，只改动两字，作“荷花林鸟尽关余”，将立意反了过来。惹得太先生怫然不悦，说“心粲终是鄙陋之念未消”云云。
“且喜垂裳天下治”
数十年来，太先生不慕利禄，绝意仕进。但解放后，目睹新中国百废俱兴，万象更新，欣然接受公职。历任上海文管会委员、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文史馆馆长。1954年起，任历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器重。曾受毛主席接见。1957年周总理陪同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特地同到蒋庄拜望太先生并合影庭前。尤与陈毅同志私交最厚。陈任上海市长时，特邀太先生去沪作客。1956年陈去从化温泉疗养，又邀太先生去游览。太先生每次赴京开会，陈必定前去看望。有时甚至不带随从，畅谈至晚。两位诗人还常有诗词酬唱。故太先生有赠陈毅同志诗日：“不恨过从简，恒邀礼数宽。林栖便鸟养，舆诵验民欢。皂帽容高卧，缁衣比授餐。能成天下务，岂独一枝安。”不仅写了对陈毅同志的知遇之感，更由衷地赞美了“能成天下务”的共产党。解放后太先生写的许多诗篇都流露出对新社会的欣喜和热爱。有诗云：“且喜垂裳天下治，绿杨影里看春耕。”
这是太先生一生中心情最舒畅、生活最安定的时期。遗憾的是，我在这一时期却变得对太先生日益疏远了。繁忙的革命工作，以及接踵而来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使我想起太先生和复性书院的生活，竟变得那么遥远、生疏，仿佛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太先生是在1965年初冬。父亲得到一些上好的黄岩蜜桔，照例舍不得自吃，要去孝敬太先生。那时父亲年事已高，蒋庄又交通不便，我便“有事弟子服其劳”代送了去。正逢太先生心情好，谈锋甚健，留我坐了许久。他的秘书汤淑芳小姐也在座。汤小姐是太先生的内侄女，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姑娘。解放后丁家父子参加了工作，丁敬涵进了学校，太先生独居蒋庄，生活全赖汤小姐安排照料。她告诉我，太先生的白内障日益严重，视力差极了，近来做诗只得瞑目而书。又说她正在向太先生学甲骨文。太先生就向我谈论起甲骨文如何被一位姓王的金石学家无意间从一味“龙骨”上发现的故事；讲从甲骨文上可以看出商朝的文字已很复杂，除象形外，六书中的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都已具备。他随意说来，极饶兴味，不觉日影西斜。我起身告辞，太先生照例相送楼头。下得楼梯回首道别时，他老人家还在那里慈祥地颔首，汤小姐一旁叮嘱：“以后常来。”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面了。
“落日下崦嵫”
太先生在十年动乱中受到冲击，于1967年6月2日病逝，垂危时，力竭作《拟告别诸亲友》一诗：“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当时他虽身处逆境，诗的意境却仍然如此旷达、洒脱、从容，充分表达了诗人对生与死的必然，和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的彻底了悟。只有具备太先生这样渊博深厚的学养的哲人，才能有如此博大、恢宏、超脱一切，怜悯一切的胸怀，才能如此冷静地、理智地、从容地面对逆境、面对死亡。哲人萎矣，诵其诗，令我起敬，令我泫然。
但我是直到二十年后才读到这首诗的。当史无前例的浩劫降临时，父亲和我都受到冲击，我们自顾不暇，与太先生却失了联系。我只听说一批中学红卫兵冲击了蒋庄，太先生和汤小姐仓皇出走。“小将”们把太先生的藏书和书院刻书的雕版任意抛掷到庭院里要付诸一炬，幸而浙图几个老职员闻讯赶去，从烈火中抢救出一批善本书和珍贵文物。然而我竟一直未能前去探视。直到1967年7月30日，我送老父遗体去火葬场，在死亡登记簿上忽然翻到马一浮的名字，触目惊心，才知道太先生已在6月2日先行辞世了。刹那间我心头翻涌起阵阵波涛，在丧父的极度悲痛之中，又增添了新的悲哀，使之更为沉重而痛苦。啊!太先生，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永远永远地见不着了……
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就这样地逝去了，连同他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智慧，绝世的天才，像一颗明亮的超级巨星殒灭在永恒的太空。我常慨叹今天的青年人已很少知道马一浮其人了。然而并不，最近读到马先生弟子龚慈受先生的文章，说据香港报载：“港台大专学校，凡研究中国文化者，莫不知有马一浮其人及其著述。”并说马先生过去刊行的著述，已由台湾徐复观教授（原注：黄季刚、熊十力弟子）提供给广文书局重印。我想，儒学源远流长，其影响不仅在我国至深且远，也遍及东南亚与海外。它既有沉重的封建包袱，也包含着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精华，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轻易被否定、抹煞、乃至消灭的。欣逢改革盛世，对儒学和孔子的重新认识亦已开始。我国已举行首届儒学的国际讨论会，在海外也已开始新儒学的研究。像马一浮先生这样学识渊博的大儒，是不应该也是决不会被后人遗忘的。相反，而是越来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敬仰。太先生有灵，当可含笑九泉。
1987年11月于南京
说明：摘自马镜泉、赵士华著《马一浮评传》，原题《一代儒宗（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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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4 16:3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