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医学史略
第四节 医事活动及施医施药
正如前面所述,绍兴的医界人士并不只是行医著述,在关键时刻他们亦能挺身而出。在医药事业不断进取的斗争中,绍兴的许多医生,为了维护国医国药,使之发扬广大,他们不求名利,不图虚荣,为拯救中医中药呕心沥血,奋起斗争。清末民初的裘吉生、何廉臣、曹炳章等人,就是杰出的代表。1929年(民国18年)伪中央卫生委员会悍然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卫生事业障碍案”,企图强制消灭中医中药。在这国医国药将遭厄运的危急关头,裘、何、曹等人团结同仁,大声疾呼,奔走于京、津、沪之间,呼吁全国中医界团结一致,为拯救中医药事业而奋起斗争,这里尤为突出的是裘吉生先生。
裘吉生
他不但与医界名士时逸人、恽铁樵等有交往,还与政界人士徐锡麟、秋瑾等志士参加光复会、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当反动当局提出消灭中医药之时,极为愤怒,疾速连络同仁发文表示坚决反对,并抱病北上,作为浙江代表之一去上海参加商筹对策之议,又被与会者共推为进京代表。同时,绍兴一带在何、曹等人的配合下,共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迫使反动当局撤销了妄图消灭中医中药的这个决议。这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此外,为了扩大中医在民众中的影响,树立起中医中药在医学界的威信,以及便于全国中医界的互相磋商提高,在光绪31年(公元19O5年)创办了“医药学研究社”及“医药联合会”。嗣后由医药二界同道(特别是胡瀛峤、裘吉生、何廉臣、曹炳章等)的共同努力,于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成立了“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而此时正是伪政府偏废中医,企图淘汰中医药的非常时期。分会就在这中医药存亡关键时刻而成立的。它的宗旨是:“联合全国医药界,研究医药精神,发达神州,阐发神农圣学,保存天产权利”、“推广医籍,昌明医学”。分会成立之后,即刻继办“绍兴医药学报社”,发行《绍兴医药学报》。
曹炳章
其影响之广,正如曹炳章所说:“本外埠之销数已达千份之上,全中国二十二行省,已无处无本报踪迹,且檀香山、槟榔屿、台湾各岛,华侨同胞,汇银订购者,亦纷纷不绝……”因此,它虽系绍兴地方性刊物,实是较早的类似全国性的中医药刊物,在国内外有过较大的影响。同时为了使中医药书籍的普及与免于失传,分会组织“流通医药书籍有限公司”,并以重资搜求医药书籍。强调提倡中医中药“宜流通”书籍,这对保存医药书籍,整理和发掘医药学遗产有一定的贡献。
分会还附设卫生公会,进行卫生防疫宣传,代行卫生行政,协助当局调查城乡医生,并进行考核,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将当时盛行的请神抽签用药之害,上报公涵,敦促当局对“神签”重申禁令,出示晓谕遍贴庙墙。并调查民间医事,如民国七年一月版的《绍兴医药学报》刊行了“调查事件”专刊。对当时绍兴一带的不正当医俗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在当时迷信盛行,科学未普及的年代,能如此公开向封建势力挑战,实属难能可贵。
另外,绍兴在施医施药的仁慈活动中,为时也很早。如明代的儿科医家金辂,据《绍兴府志》载“终身不计财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后贫。”同代陶廷佑,也“尚义轻财”。孙燮和“就医不论贫富”。至清末民初,绍兴一带的慈善机构蔚为大观。自“神州医学会绍兴分会”成立的前后,绍兴已相继出现了一批施医施药的专门机构,如一九O三年成立的“绍兴同义施医局”,一九一三年曹炳章和何廉臣合作创设的“和济药局”,一九二O年成立的“同善施医局”,一九二八年成立的“凌霄社施医局”及解放前期(约在一九O六年成立的“仁寿施医局”等等。这些组织以仁慈济世为原则,施医施药于贫病。深受当时民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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