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毋忘掘井人”——有感于两岸密使的穿梭

钟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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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毋忘掘井人”——有感于两岸密使的穿梭

2005-08-05 作者：周瑞金

    ■周瑞金

    继今年4月国民党主席连战“和平之旅”，5月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搭桥之旅”之后，7月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又进行“民族之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连战会晤达成5点共识，与宋楚瑜会晤达成6点共识，7月12日又与郁慕明会晤达成反对“台独”，维护台湾同胞权益的共识。尽管连、宋、郁三人都只是在野党领袖，然而他们的大陆行以及“胡连会”、“胡宋会”、“胡郁会”，毫无疑问推动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赢得台湾6成以上民众的支持，使得台湾的登陆潮持续升温，“反独、善意、和平、双赢”成为岛内民意的主流。

    应当说，国共两党领袖睽违60年的首次握手，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实在来之不易。近日，读老友魏承思新著《两岸密使50年》，感慨良多。自1949年台海两岸分治以来，国共两党多次秘密接触，鲜为人知的形形色色密使，甘冒风险，为两岸沟通、和解和统一，穿梭往来，辛劳奔走。有蒙冤铁窗的，有无功而返的，有痛失时机功败垂成的，也有施欺骗伎俩终陷两岸于剑拔弩张困境的。直至今年3月29日，江炳坤正式以国民党副主席身份率团访问北京，国共两党才得以公开握手。50多年来，为改善两岸关系默默奔走的密使们，是功不可没，值得怀念的。

    在两岸关系起起伏伏之中，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就曾派密使李次白由香港转道上海，会见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试探中共到底有无攻台的准备与决心。50年代中，章士钊请缨出使，毛泽东、周恩来曾托传密函给蒋介石，蒋介石也派宋希濂胞兄宋宜山来大陆一探虚实，后来由于反右派斗争终止了进一步接触。50年代末，双方又通过香港著名记者曹聚仁互通信息，然未能促成会谈。至1975年春节，蒋介石再次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曾命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向北京方面试探，欢迎毛、周访台以创两党合作新局。可惜没有等到回应，蒋介石在这年4月5日去世，翌年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两岸统一会谈痛失一个重要历史机遇。

    接着，大陆进入邓小平改革开放年代，台湾进入蒋经国时代。1982年中共对台工作负责人廖承志以个人名义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以情感人的公开信，倡议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个月后，台湾由宋美龄出面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长信，作训诲式的答复。虽然两信针锋相对，南辕北辙，然而开了国共两党隔海对峙30余年后文字对话的先河。到了80年代中期，海峡两岸又开始有了秘密接触，担任密使穿梭两岸的是蒋经国的前机要秘书沈诚。1987年由杨尚昆出面致函蒋经国，经沈诚秘密转呈，邀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作为回应，蒋经国宣布废除台澎“戒严令”，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打开了两岸交流的大门。然而，就在两党谈判有望开启的重要关头，蒋经国于1988年1月溘然病逝，再一次痛失和平统一契机，令人扼腕。

    李登辉接过蒋经国权力后，沈诚被“高检”以“涉嫌叛乱”罪名起诉，后虽被判无罪，却从此失去两岸传话人的作用。这时，大陆选定蜚声海峡两岸的国学大师南怀瑾为居中牵线人，在香港开辟新的两岸秘密沟通管道。

    南怀瑾一生行踪奇特，常情莫测。抗战时投笔从戎，跃马西南，旋返成都中央军校任政治教官。后与校长蒋介石政见不合，遂离军校遁迹峨眉山闭关学佛，遍读大藏经三藏十二部。后又入康藏地区参访密宗上师，经白、黄、红、花各教派上师印证，成为密宗上师。1949年初抵台湾设帐收徒，讲授中国传统经典，并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教授，先后创立“东西文化精华协会”、“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十方书院”等文化机构，门生遍海岛，在台湾思想文化界影响极大。台湾高层上将、中将，秘书长、主任，以及李登辉的儿子、儿媳和后来成为密使的三人，都成了“南门弟子”，可谓“冠盖辐辏，将星闪耀”。然80年代中，台湾发生“十信案”，蒋经国借机将一批党政军要人整的整，贬的贬，调的调，抓的抓，连南怀瑾也被怀疑为“新政学系领袖”。1985年南怀瑾不得已“避迹出乡邦”，离开了生活36年的台湾，到美国华盛顿隐居3年，直至蒋经国逝世后，才途经日本返抵香港定居。不想在香港刚住下第六天，南怀瑾当年在成都军校的老同事、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贾亦斌突然找上门来，几个月后又介绍中央对台工作有关负责人杨斯德与南怀瑾接上关系。

    南怀瑾这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式人物，为什么会被选中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呢？一是南怀瑾与李登辉能够说得上话；二是他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三是南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威望。应当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南是唯一合适人选。为着民族统一大业和两岸人民的福祉，南怀瑾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参与其中，不久即应李登辉的邀请启程从香港重返台湾，与李当面商讨对大陆政策。从1990年12月31日开始，终于促成两岸密使在南怀瑾的香港寓所重开国共两党会谈。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南怀瑾分别给两岸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及时抽身、乐观其成的心愿。信中说：“我本腐儒，平生惟细观历史哲学，多增感叹。综观八十年来家国，十万里地河山，前四十年中，如阴符经言，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后四十年来，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及今时势，吾辈均已老矣。对此劫运，应有总结经验，瞻前顾后，作出一个崭新好榜样，为历史划一时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则为幸甚！但人智各有异同，见地各有长短，一言兴邦，岂能望其必然，只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惟须松手放我一马，不再事牵涉进去，或可留此余年，多读一些书，写一些心得报告，留为将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多蒙垂注关爱，宠赐暂领，容图他日报谢。”

    两岸领导人并未让南怀瑾如愿。双方密使又陆陆续续在南的香港寓所会谈了多次，大陆方面的密使后又增加了汪道涵、许鸣真等人。一年半后，即1992年6月16日的一次会谈，南怀瑾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建议书内容如下：“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后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基本三原则三条：1.和平共济，祥化宿怨；2.同心合作，发展经济；3.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具建议人南怀瑾敬书”。建议书发出后，大陆方面作了认真研究表示肯定，然而没有正式回复。而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了。从此，南怀瑾退出两岸密谈。两岸密使舍此管道，后来又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最终由于李登辉访美，抛出“两国论”，致使两岸关系硝烟弥漫，再度紧张，并关闭了秘密沟通管道。

    现在看得清楚，李登辉当初派出密使并不是为商谈两岸合作事宜，而是一个缓兵之计。李在执政初期，权力基础未稳，利用密使缓和两岸关系，取得大陆对其在台湾地位的认可，得以腾出手来将李焕、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敌清除掉，巩固自己权力。后来李登辉干脆公开说那时会谈“我是在骗他们（大陆）的”，完全暴露了“台独”的嘴脸。

    面对今天两岸关系展现的新气氛、新局面、新情势，回顾50多年来两岸为寻求改善关系，协商统一，有多少仁人志士在为民族利益、同胞福祉而辛劳奔走，奉献智慧。反对和遏制“台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艰难困苦的工作要做，我们需要发扬像南怀瑾先生这样的密使精神，只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有利于两岸同胞的利益，就要舍个人之安危得失，只讲耕耘不求回报，默默地知不可为而为之！相信凭中华民族的智慧、意志、毅力，祖国的统一大业必将实现。到那时候，我们真应该诚恳地道一句：“饮水毋忘掘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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