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乌金纸寻根溯源 王一醇

钟振荣

为乌金纸寻根溯源  王一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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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金纸最初称为熏金纸。一叠黄纸须经“白房”、“烟房”、“黑房”三大环节，七十二道工序，千锤万敲，几经反复，才能成器，“敲乌金纸”的名称也由此而来。令人称奇的是，一张薄薄的乌金纸可承受千百万次锤打而不变形。它是制作金箔、银箔等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若没有乌金纸作为间隔垫铺，那薄如蝉翼的金箔无法成就。如今，乌金纸生产工艺属于国家级技术机密，受到法律保护。

据上虞《崧厦志》记载：乌金纸出自蔡林。乌金纸的制作技艺相当复杂，尤其是煤胶配方四季不同，他人很难获得真传。为防技术泄密，没有沾亲带故的关系，你休想进入工场，而其中的核心技术更是行业之宝，外人不得染指。蔡林乌金纸曾一统天下，民国四年（1915年），“赵仁丰”作坊生产的乌金纸还入选“浙江省博览会”，并获得三等奖据（据《上虞县志》记载）。

蔡林乌金纸一枝独秀，别无分店，于是苏州、南京、广州等地乃至香港客商慕名而来，但僧多粥少，有时产品供不应求。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便招募至亲作为帮手，言传身教。按照当时的行规：为防日后同室操戈，兄弟反目为仇，业内的关键技术只准单传，甚至连最简单的“发纸”技术也只授媳妇，不传囡（女儿）。尽管做得小心谨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这项技艺还是逐渐流传开来。

当年除了蔡林之外，还在西华赵家（紫荆台门内）、石鼓潘家（今潘韩村）开过乌金纸作坊。为了避免恶意竞争，赵授之另辟蹊径，在杭州城里开了一家名为“赵仁丰”的乌金纸作坊，聘请了本村有一技之长的几位师傅当班。当时朱小堂父子俩也在其中，并先后成为“赵仁丰”作坊的带班师傅。尽管这样错位经营，但市场毕竟有限，作坊也是做做歇歇，闲淡分明。据说赵老板十分精明，唯恐师傅另投门庭或自立门户，对他们的照顾周全有加，根据师傅的技术高低，停工期间每月依然发放五斗至一石米的薪金。为了人才，赵老板不惜老本，筑起了“水底篱笆”，以防他人“挖墙脚”。但令人遗憾的是因连年战乱，“赵仁丰”作坊曾一度偃旗息鼓。

朱小堂父子从杭州回到蔡林以后，不甘寂寞，另起炉灶，开办了“汇丰源”作坊，继续从事乌金纸生产。朱老板不但熟悉生产工艺，而且关键环节都亲历亲为，并特意在成品纸的一角打上带班师傅的字号（一块“家生”2400张乌金纸内有16张印有这样的标记的纸），这样产品质量更有保障，因而深得客商信赖。当年要数“茂字号”、“龙字号”的乌金纸名气最响，有些客商指名道姓要买这种牌号。斗转星移，“汇丰源”声名远扬，客商纷至沓来。于是赵开堂紧跟其后，他的“赵永丰”作坊不久也鸣锣开张，两家作坊同台竞技。眼看他们两家顾客盈门，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此时赵授之的儿子赵乐亥（朱小堂妹夫）十分羡慕，跃跃欲试，准备东山再起，但为了避免矛盾，便将自己的作坊开在崧厦唐嘉桥。为了尽快打开产品销路，于是他重新打出“赵仁丰”的招牌。到1955年，蔡林乌金纸生产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规模要数“汇丰源”。

随着三家作坊先后登台亮相，从业人员从解放前的“八仙过海”，逐步演变增加，依据裙带关系，亲近远疏，以师带徒，于是堂兄哥弟，姐夫郎舅，侄子外甥成了这些作坊的主力军。到1956年，他们之中已有二十多人成为独挡一面的师傅，其中以蔡林人为主，但还有崧厦韩家、西华丁家以及联塘郑家等地的人。不过，那时他们都是亦工亦农，作坊停工期间，大家依然回家种田。

乌金纸属于锦上添花角色，附炎趋势，太平盛世生意兴隆，带班师傅年薪在二十石米左右。可连年不断的战争，社会动荡不定，生意萧条，作坊倒闭，弄得那些家无田地的师傅忍饥挨饿，甚至流浪讨饭。抗战胜利以后，蔡林乌金纸浴火重生。但由于历史原因，解放初期我国与香港的商业往来暂时中断，只剩下了国内市场，乌金纸销量严重萎缩。而此时，神州大地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事情要分轻重缓急，名胜古迹保护修繕只好暂缓，因而对金箔、银箔的需求锐减，从而也影响到乌金纸生产，刚刚恢复元气的蔡林乌金纸作坊再次处于瘫痪状态。

到了1952年10月，出现了转机。苏州金箔厂厂长殷国良为了采购乌金纸，专程来到崧厦蔡林。当他看到满是蜘蛛网的工场，心里感到不是滋味。若空手而归，金箔厂也无法开工，厂里两百多名工人将面临失业，殷厂长心急如焚。交谈之中，了解到师傅们没有远走高飞，他感到事情还有转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殷厂长马不停蹄，找来相关师傅，与他们促膝谈心，希望尽快恢复乌金纸生产。为了给从业人员吃下定心丸，承诺所有产品由他们厂收购。座谈会上殷厂长推心置腹，要求各位师傅签下合同盖上章，并当场声明：由他代表苏州金箔厂，以这张从业合同为依据，与上虞有关方面沟通以后，将情况上报到浙江省有关部门，为建立长期稳固的供求关系奠定基础。同时，殷厂长还说：一旦上级批准，他们的工龄将从合同盖章之日算起。在场的师傅听了以后喜逐颜开，当即表示立即筹料开工。从此，蔡林乌金纸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当年蔡林乌金纸处于行业垄断，经济效益名列前茅，备受上级关注。1956年秋，“上虞工商联合会”派黄茂法前来蔡林联系工作，蹲点在“赵永丰”作坊，商谈公私合营事宜，准备筹建县属乌金纸厂。但在选择厂址时，却一波三折，开始选中崧厦大江河边的“西油车”（信泰油坊）这块宝地，但有关方面一口拒绝。于是只好继续物色，随后要求将“崧厦材会屋”作为办厂用房，但又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后来几经选择，最终厂址落实在东关镇上的关西桥女仙坛。1957年10月1日，“公私合营上虞乌金纸厂”正式挂牌成立，黄茂发被任命为首任厂长。工厂成立伊始，有师傅、徒弟以及其他勤杂人员共计四十余人，员工中囊括了所有懂行的蔡林人，同时也吸纳了从蔡林作坊培养出来有一技之长的外村人，他们几乎都是崧厦人。

不要以为上虞乌金纸厂的规模微不足道，当年它可是县里的利税大户，其业绩常令人刮目相看。可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乌金纸厂险遭关停，后经有关人员据理力争，总算逃过一劫。但为了承担国家困难，赵纪堂、朱永照等六位年龄稍大的师傅都被精简下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风波再起，有人竟然抨击上虞乌金纸厂是在为迷信活动推波助澜，他们武断地认为：乌金纸生产得越多，金箔、银箔、铜箔、铝箔也会随之增加，于是寺庙古迹装修得更加金碧辉煌，迷信活动更为盛行，封、资、修将大行其道。在当年大破“四旧”的群众运动中，乌金纸生产已跌入低谷，上虞乌金纸厂何去何从已是扑朔迷离。有的领导提出：坚决砍掉该厂，绝不为迷信活动保驾护航，并将部份工人分流到“上虞农机厂”和“上虞陶瓷厂”。万幸的是当情况上报到省有关部门，一查资料，发现上虞乌金纸厂是省内乃至全国唯一的专业厂家，于是紧急刹车，最后总算“刀下留人”。后来，已经外调的部份工人陆续回归。

1964年“四清”运动时，为了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各地都在千方百计发展多种经营，当时三联公社蔡东大队（五、六、八）三个生产队（当年蔡林分为蔡东、蔡兴、美满、渔业四个大队）依靠精简回乡的几位老师傅，联合办起了乌金纸作坊，1970年转为大队企业，改名为“上虞县三联公社蔡东乌金纸厂”。乌金纸重返故地，娘家人倍感亲切，虽然当时从业人员的报酬是工分加补贴，但大家依然劲头十足。由于集体企业经营机制相对灵活，而且蔡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顶峰时期从业人员多达140余人，成为集体经济的半壁江山。

精简下放到蔡林的师傅已重新出山，与他们一道下放的赵纪堂师傅（西华小赵家）也不再寂寞，准备重操旧业，为新成立的富阳乌金纸厂出谋策划。两年以后的1967年，正当上虞乌金纸厂起劲折腾之时，致使乌金纸供应极不正常，“南京金线金箔总厂”深受其害，有苦难言，他们为了掌握生产主动权，决定成立乌金纸生产车间，于是该厂的陈贵华千方百计找到了赵纪堂师傅，厂里承诺给赵师傅优厚待遇，聘为技术指导，直至退休。赵纪堂本是“赵永丰”作坊的“黑房”师傅，对“白房”工艺不甚熟悉，于是只好暂时将前道工艺放在他的老家进行，由熟悉“白房”工艺的赵高生师傅负责，然后将半成品运往南京加工，由此衍生出“华镇乌金纸厂”。

那时乌金纸生产一直处于行业垄断，利润丰厚，但其制作过程中的艰辛程度令人望而生畏。当时完全依赖手工操作，第一环节中的“白房”工艺：手举榔头枯燥无味连续不断地成天敲打，常常敲得大汗淋漓精疲力竭；第二环节中的“烟房”工艺：熏煤、刮煤，烟煤是无孔不入，弄得操作人员眼鼻难分，浑身上下墨黑，当时又不注重劳动保护，许多人都落下了职业病，有的英年早逝。尤其是“黑房”工艺中，业内称为“挨烟”的这道工序：拌和烟煤、揉搓油膏犹如和面一样，需要持续不断地揉搓碾压，将油膏充分调和直碾得乌黑铮亮，没有四个小时的持续功夫难以成就。操作过程中必定搞得汗流浃背，那飘起的烟煤到处飞扬，一旦粘在衣服上很难洗净。为减少麻烦，操作人员往往身上一丝不挂，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酷暑难忍，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其酸甜苦辣只有经历其中才能体会。如此艰苦的行业若长此以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总有一天被淘汰出局，同时改善生产环境，保护职工身心健康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面对现实，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上虞乌金纸厂已在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开始试制电力电容。由于产品适销对路，利润也不薄，四五年后，急需扩大生产规模，但扩建厂房征地时却遇到了麻烦。几经协调，未能如愿，看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为了顺利征得所需土地，经再三权衡，决定背水一战，忍痛割爱，将乌金纸生产技术让给了土地出让方的东关大队，并派师傅悉心指导，为“东关乌金纸厂”扶上马，再送一程，将看家本领拱手相让。这样经历了二十余年风风雨雨的“上虞乌金纸厂”，最终于1978年4月转型为“地方国营上虞电力电容器厂”。而新成立的“上虞县东关乌金纸厂”由东关大队负责人的外甥任官水任厂长。

如此一来，形势对蔡东乌金厂极为有利。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县属乌金纸厂的转型，厂里的一些师傅已无所顾忌，利用节假日开始提供技术指导，与有关社队合作，开办乌金纸厂。随着改革开放，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曹娥、沥海、新建（今崧厦镇雀嘴村）以及联丰联塘、勤联等地都相继办起了乌金纸厂，还有绍兴葛浜、萧山益农那边也纷纷行动，不出几年，乌金纸生产已呈蔓延之势。

乌金纸生产遍地开花，导致业内竞争激烈，但蔡东乌金纸厂毕竟是祖传之地，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这里生产的乌金纸既韧又薄，色泽乌黑铮亮，均匀无斑点，深受省内外乃至国外有关制造企业的青睐，特别与南京金线金箔总厂关系更为密切，蔡东乌金纸厂的产品仍供不应求。

据说1988年，厂里来了两位日本客商，提出要买大量乌金纸，因一时未能满足要求，他们便住了下来。可精明的日本客商天天往车间里跑，到处悠转，不断拍照，厂管理人员还热情好客，介绍相关工艺。想不到两年以后，日本客商竟带着自己生产的乌金纸再次来到蔡林，并当众炫耀其产品质量，弄得此时已身为厂长的朱信灿口瞪目呆，他明白老祖宗传下来的秘密已经流落国外，但悔之已晚。随后德国、日本生产的乌金纸质量超过国内。市场历来是优胜劣汰，到后来国产乌金纸大量积压，几乎无人问津。大浪淘沙，市场似战场，兵败如山倒，到1995年，除了蔡林、东关两家乌金纸厂还在苦苦支撑，其余乌金纸厂都先后倒闭。

面对市场严峻的形势，上虞东关乌金纸厂厂长任官水，经过市场调查，于1996年作出重大抉择，决定前往全国金箔生产最大基地——南京那边办厂，不久，成立了“南京舜江乌金纸有限公司”。从此，他吸取教训，不断改进生产工艺，狠抓产品质量，经过不懈努力，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其产品还申请了国家专利。而蔡东乌金纸厂由于一直陶醉于祖传秘方，墨守陈规，没有忧患意识，最终难以为继，于2000年秋无奈地关上了厂门。

让人想不到的是：由于赵纪堂师傅的技术传授，“南京金线金箔总厂”掌握了乌金纸制作的传统技艺，有了这样的技术基础，2001年该厂通过技术攻关，成功地研制出新型乌金纸，其产品质量超过德国、日本。新型乌金纸可连续使用十年以上，成为砸不烂的乌金纸，同时金箔质量明显提高，尤其是耗金量减少。如今，乌金纸已是墙内开花墙外红。历史证明，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统工艺推陈出新，才能成为塔尖光芒。

乌金纸渊源流长，不管是富阳乌金纸厂，还是任官水的“南京舜江乌金纸有限公司”，甚至于“南京金线金箔总厂”的新型乌金纸，都有蔡林师傅的辛劳。说到底它的根还在蔡林，这里有手艺根基，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老祖宗传下来的各种制作工具，其中包括“发纸”用的楠木榔头等。令人欣慰的是：上虞乌金纸制作技艺入选2008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十大新发现”终评入围；2009年上虞乌金纸制作技艺参加“首届中国〈浙讧〉博览会”，并荣获优秀参展奖；同年，朱信灿（原蔡东乌金纸厂厂长）被评定为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金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如今，这两张证书都收藏在“崧厦馆”内，该馆还设有展示橱窗，陈列着各种专用工具，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有关乌金纸的故事。目前有关部门已拨出80万元专款，决定在蔡林建立乌金纸生产保护性基地以及展示中心，希望有朝一日这一民族瑰宝在当地重放异彩。

                       王一醇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