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文
序
上古治史,贵真贵实。孔子删订六经,以「多闻阙疑、述而不作」为则:多方考信,存信阙疑,不实者删之,留者皆传其真,未尝以意裁史、以理想改实也。亚圣孟子,以性善立说,养浩然之气,开「善信美大圣神」六境,心性之学光耀千古;然其读《尚书·武成》,执「至仁伐至不仁」之自创标准,谓「血流漂杵」为虚辞,仅取二三策而已,开以义理裁剪史实之端。
后世儒者多沿其弊,重义理轻史实,以王道理想代战场实态,致兵事、国政之真湮没于义理空言,其弊不小。今正本清源,辨孟子读《武成》之失,明治经读史之正法,作此篇。
赋
粤若尼父删书,阙疑存信。 述而不作,史笔审慎。 多闻考实,妄语皆摒。 武成一篇,牧野陈阵。 血流漂杵,古记有文。 亚圣战国,立说性善。 执仁推义,裁断史乘。 谓至仁者伐至不仁,民必箪食壶浆以迎,焉有血流漂杵之论? 遂取二三策,余皆不信。
不知黄帝战蚩尤,尚且天昏地暗; 纣王之师,亦为保家国而死战。 孔圣治鲁,平叛用兵; 亚圣游梁,未尝临阵。 书斋论兵,终觉迂阔。 以义裁剪,史遂失真。
后世儒生沿此弊,空谈王道误苍生。 今日重辨此篇,明实学为本,义理为末; 不执空言,不废真史,方是读经正法眼藏。
事实
原文出处:《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武成》篇考:《武成》为《尚书·周书》篇目,记武王伐纣还归、记事成功之文。孟子所见为战国传本,今传本《武成》为东晋伪古文尚书篇,与孟子所见本非同一篇;汉时原篇已佚,仅存残文。
孔子修书原则:《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阙」为搁置不采、剔除存疑;《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孔子删订《尚书》只传可信旧文、不自作杜撰。
纣王功过辨:《论语·子张》载子贡言:「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纣王之恶为后世层层附益,《牧誓》列罪仅四条:听妇言、不祭祖先、不用亲族、用四方逃亡罪人,炮烙、酒池肉林等多为后世追加;然纣王破格任飞廉、恶来(嬴姓东夷人),恶来善毁谗,致诸侯益疏,重能轻德而致国家内部分裂,亦是史实。
牧野之战史实旁证:《逸周书·世俘》载武王克商杀敌甚众、俘馘以万计;牧野之战当日「雨不休」,周军临河作战,商军前徒倒戈后仍有死战者,「血流漂杵」未必全为夸辞;武王伐纣是趁商军主力征东夷、朝歌空虚突袭取胜,非兵不血刃。
孔孟阅历差异:孔子出身武士世家,身长九尺六寸,精射御,任鲁大司寇行摄相事,主导夹谷会盟、隳三都平叛,有实战治政经验;孟子终身以客卿游说诸侯,未掌国政、未领兵,梁惠王评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论兵多从义理出发。
「至仁伐至不仁」为孟子自创:《论语》《春秋》及孔子所有言论中,无「至仁伐至不仁」之极端提法;孔子只论战争正义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顺天应人),从未称正义战争必兵不血刃。
「仁人无敌」是王道理想:语出《孟子·梁惠王上》「仁者无敌」,是对君王行仁政的政治号召,并非对战争史实的必然判断。
剖析
孟子读《武成》之失,凡四端:
一失,以义理裁剪史实,违「多闻阙疑」圣训:孔子修书,先考信后取舍,不实者阙之,存者皆信;孟子以自设的「至仁/至不仁」二元标准反推史实,不符合义理预设的就判为不可信,是「以经解我」而非「我解经」,开后世轻疑经典、以意改史之弊。
二失,极端二元化,简化历史真实:武王是行仁政之君,纣王是失德之主,但并非「完美仁者」对「绝对恶人」的极端对立:商末纣王仍有国力、征东夷多胜,商军将士为保家国死战,战场厮杀残酷本是战争常态;「仁君伐暴」不等于百姓自动投降、兵不血刃。
三失,以王道理想代战争实态,失之书斋迂阔:孔子亲历战阵、平过叛乱,知兵凶战危,从未说过仁者可以不战而胜;孟子无实战经验,以书斋逻辑推演战场,把政治理想当成史实必然,对战争残酷性缺乏认知。
四失,轻疑孔子删订之书,开疑经之渐:孔子删《书》以「信而好古」为则,《武成》既经孔子采入,必有可信之处;孟子仅以义理不合就弃其大半,虽非否定孔子,但确实开了后儒「六经注我」、随意裁剪经典的先声。
警示
读经治史,必以史实为根、义理为果,不可倒置。义理是从史实中提炼出来的准则,不是反过来裁剪史实的标尺;王道理想是为政的目标,不是用来否定历史真实的滤镜。后世儒生多沿孟子此弊,空谈「仁者无敌」「兵不血刃」,对内无富国强兵之实,对外无抵御外侮之策,一遇危局则束手无策,其祸皆始于以义理代史实、以空言代实学。
再者,读经当有独立思考,亚圣亦会有错,不必为贤者讳;但独立思考不是自设标准随意否定典籍,而是以史料互证、以事理推勘,合者信之、疑者阙之,方是孔子「多闻阙疑」的正法。治国用兵,必德力兼备:仁义为根本,实力为保障,无实力之仁义是空谈,无仁义之实力是霸术,二者缺一不可——此正是孟子「仁者无敌」理想化之失留给后世的真教训。
诗
读《武成》辨题诗
尼父删书贵信真,阙疑述古不欺人。